獨立評論》創刊時，正當“一二八”事變上海停戰之後。如何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時，胡適和《獨立評論》都是主張不抵抗的。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雖由中國警察接管，卻規定中國不得在本為自己領土的“交戰區”駐兵。又規定日軍撤至“一二八”事變前地區，即承認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滬、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廣大地區永久駐軍。還承諾取締抗日運動，答應把英勇抗擊日寇的十九路軍撤離上海。在很多人看來，這顯然是一個妥協和出賣主權的協定。而這時創刊的《獨立評論》，發表胡適的文章，卻公然讚許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態度，肯定《淞滬停戰協定》。不久，胡適又發表《論對日外交方針》，主張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項原則，與日方“和平”交涉。
雖然文中明確提出“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複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卻又同意中國也不得在東三省駐紮軍隊，在很多人看來，這等於變相承認滿洲獨立。因此，連一向追隨胡適的傅斯年也極力表示反對。
胡適主張溫和冷靜，不以武力抵抗，努力爭取與日本和平交涉、談判。故對一切能暫時停止戰爭的妥協舉措，他都表歡迎擁護。而且，特別寄希望於國際聯盟的“調解”。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奉令，於9月21日向國聯理事會控告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破壞國聯盟約。要求國聯采取行動，製止日本對和平的威脅和形勢的惡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勢不致擴大”，並恢複到事變爆發前的狀態。
國聯理事會就日本武裝侵入中國東北問題爭論了3個月，作過多次決議，既不敢譴責日本，也不能製止日本擴大侵略。在中國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國聯理事會終於通過決議，決定派遣一個國聯調查團到遠東實地調查“九一八”事變情況。調查團的任務隻限研究中、日糾紛的背景，向國聯提出報告，而無權幹預兩國的軍事行動或建議雙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國聯調查團正式成立。調查團由英、美、法、德、意等5個國家的代表組成。團長是英國人李頓侯爵，故亦稱李頓調查團。
1932年9月4日調查團完成調查報告書，各委會簽字。10月2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東京、南京和日內瓦同時發表。
中國外交部公布調查團報告書章節，報告書共分10章，文長272頁，約14.4萬字。報告書雖然肯定東北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主權屬於中國，對事變經過和偽滿洲國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觀的敘述，但是總體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綏靖政策。報告書認為中國抵製日貨運動是“中日衝突的重要原因”，蘇聯的“共產主義目前的傳播”是造成“九一八”事變的最重要因素。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解決，報告書主張既不應該維持“滿洲國”的現狀，也不應恢複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而是應該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
1933年2月24日，國聯大會以42票讚成，日本1票反對，通過了19國委員會關於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
日本於3月28日以抗議該報告書為由，宣布退出國際聯盟，致使國聯的調查報告書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
之後的事實也證明，國聯的活動和《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未能製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日本的侵華戰爭在迅速擴大，並準備進一步升級為全麵侵華戰爭。
因為報告書不敢譴責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滿洲自治”，由“國際合作”共管，企圖將中國的東北變為西方各大國共同的勢力範圍。國內很多人堅決反對這個報告。
而胡適卻撰文讚揚這個報告，說它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並稱讚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對於所謂“滿洲自治”，胡適也表示接受，說他“看不出有什麽可以反對的理由”。
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鄭螺生等人的質問與批評。但一方麵，胡適仍堅持自己的觀點，接連又寫了《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國際調解的前途》、《國聯報告書與建議的述評》等多篇文章，還是希望通過國際的“調解”，來解決中日問題。
隻是，在另一方麵，胡適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國主義隻相信武力，根本不顧世界輿論。胡適也明顯感覺到對國聯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須強調民族自救。
他說：“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藤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製裁一個害群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隻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麵都得有個‘長期拚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
各階層的愛國同胞，特別是熱血青年，都奔走呼號，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國難，抗日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獨立評論》的“準社員”，主張抗日。他給《獨立評論》寫信，希望《獨立》的朋友聯合發一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並詢問胡適近來的意見若何?
胡適卻仍堅持他的不抵抗主張，回答徐炳昶說：“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1933年，日軍又侵占熱河，大舉進攻關內，直逼長城以南，平津華北形勢十分危急。國民黨政府束手無策，隻好談判乞和。這年5月，胡適作《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繼續唱低調，主張暫謀局部的華北停戰以“保全華北”，認為中國此時“決無解決的能力，也決無解決的辦法”，“華北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我們應該可以諒解”。
他如此為國民黨政府的乞和與不抵抗辯護，致使他的學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過去對胡適執師禮甚恭的態度，寫信抗議，並聲言要退出獨立評論社。
胡適主張不抵抗，盡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須看到，他主張與日本妥協談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樣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語。因為，他堅持以“取消滿洲偽國”為目標。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複國聯的書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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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便認為“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說：“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複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麵。
另一處，胡適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決任何懸案”，實現所謂“中日親善”的欺人之談的時候，也指出：“‘任何懸案’，當然應該包括‘滿洲國’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中日懸案。這個第一懸案如果無法解決，其他的‘任何懸案’即使有解決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兩國之間的仇恨。”他還突出強調說：“我們對日本，對世界，決不可回避這個滿洲問題。……我們決不可因敵人忌諱而就忽略了這三千萬人民所在的失地，讓他們去任日本軍閥的隨意宰割!”
到了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華北發動新的進攻，策動一些親日派漢奸發動所謂“五省自治運動”，陰謀變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東北”。國民黨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醞釀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迎合日本提出的“華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舉行談話會，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適應邀出席，並在會上慷慨陳辭，反對所謂“冀察自治”。會後，又與北平教育界人士發表聯合宣言，反對任何脫離中央、破壞國家統一的陰謀。
他還撰寫了《華北問題》一篇專文，指出：“決不能容許任何區域在此時機脫離中央而變成受外人卵翼的獨立區域。在這個全國統一的時候，若有任何破壞統一的事變出現，主持的人必定成為全國人痛恨的對象，必定成為曆史上孝子慈孫永遠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們今日最應該牢記的一句話。況且華北當局諸公要深切覺悟，在今日形勢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計劃都是空談，……諸公豈不知道他們逼迫華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權，正是一百分的幹涉內政，正是一百分的謀我疆土！此等謬說豈可輕信！”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雖由中國警察接管，卻規定中國不得在本為自己領土的“交戰區”駐兵。又規定日軍撤至“一二八”事變前地區，即承認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滬、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廣大地區永久駐軍。還承諾取締抗日運動，答應把英勇抗擊日寇的十九路軍撤離上海。在很多人看來，這顯然是一個妥協和出賣主權的協定。而這時創刊的《獨立評論》，發表胡適的文章，卻公然讚許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態度，肯定《淞滬停戰協定》。不久，胡適又發表《論對日外交方針》，主張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項原則，與日方“和平”交涉。
雖然文中明確提出“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複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卻又同意中國也不得在東三省駐紮軍隊，在很多人看來，這等於變相承認滿洲獨立。因此，連一向追隨胡適的傅斯年也極力表示反對。
胡適主張溫和冷靜，不以武力抵抗，努力爭取與日本和平交涉、談判。故對一切能暫時停止戰爭的妥協舉措，他都表歡迎擁護。而且，特別寄希望於國際聯盟的“調解”。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奉令，於9月21日向國聯理事會控告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破壞國聯盟約。要求國聯采取行動，製止日本對和平的威脅和形勢的惡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勢不致擴大”，並恢複到事變爆發前的狀態。
國聯理事會就日本武裝侵入中國東北問題爭論了3個月，作過多次決議，既不敢譴責日本，也不能製止日本擴大侵略。在中國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國聯理事會終於通過決議，決定派遣一個國聯調查團到遠東實地調查“九一八”事變情況。調查團的任務隻限研究中、日糾紛的背景，向國聯提出報告，而無權幹預兩國的軍事行動或建議雙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國聯調查團正式成立。調查團由英、美、法、德、意等5個國家的代表組成。團長是英國人李頓侯爵，故亦稱李頓調查團。
1932年9月4日調查團完成調查報告書，各委會簽字。10月2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東京、南京和日內瓦同時發表。
中國外交部公布調查團報告書章節，報告書共分10章，文長272頁，約14.4萬字。報告書雖然肯定東北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主權屬於中國，對事變經過和偽滿洲國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觀的敘述，但是總體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綏靖政策。報告書認為中國抵製日貨運動是“中日衝突的重要原因”，蘇聯的“共產主義目前的傳播”是造成“九一八”事變的最重要因素。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解決，報告書主張既不應該維持“滿洲國”的現狀，也不應恢複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而是應該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
1933年2月24日，國聯大會以42票讚成，日本1票反對，通過了19國委員會關於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
日本於3月28日以抗議該報告書為由，宣布退出國際聯盟，致使國聯的調查報告書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
之後的事實也證明，國聯的活動和《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未能製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日本的侵華戰爭在迅速擴大，並準備進一步升級為全麵侵華戰爭。
因為報告書不敢譴責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滿洲自治”，由“國際合作”共管，企圖將中國的東北變為西方各大國共同的勢力範圍。國內很多人堅決反對這個報告。
而胡適卻撰文讚揚這個報告，說它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並稱讚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對於所謂“滿洲自治”，胡適也表示接受，說他“看不出有什麽可以反對的理由”。
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鄭螺生等人的質問與批評。但一方麵，胡適仍堅持自己的觀點，接連又寫了《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國際調解的前途》、《國聯報告書與建議的述評》等多篇文章，還是希望通過國際的“調解”，來解決中日問題。
隻是，在另一方麵，胡適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國主義隻相信武力，根本不顧世界輿論。胡適也明顯感覺到對國聯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須強調民族自救。
他說：“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藤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製裁一個害群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隻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麵都得有個‘長期拚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
各階層的愛國同胞，特別是熱血青年，都奔走呼號，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國難，抗日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獨立評論》的“準社員”，主張抗日。他給《獨立評論》寫信，希望《獨立》的朋友聯合發一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並詢問胡適近來的意見若何?
胡適卻仍堅持他的不抵抗主張，回答徐炳昶說：“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1933年，日軍又侵占熱河，大舉進攻關內，直逼長城以南，平津華北形勢十分危急。國民黨政府束手無策，隻好談判乞和。這年5月，胡適作《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繼續唱低調，主張暫謀局部的華北停戰以“保全華北”，認為中國此時“決無解決的能力，也決無解決的辦法”，“華北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我們應該可以諒解”。
他如此為國民黨政府的乞和與不抵抗辯護，致使他的學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過去對胡適執師禮甚恭的態度，寫信抗議，並聲言要退出獨立評論社。
胡適主張不抵抗，盡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須看到，他主張與日本妥協談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樣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語。因為，他堅持以“取消滿洲偽國”為目標。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複國聯的書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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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便認為“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說：“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複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麵。
另一處，胡適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決任何懸案”，實現所謂“中日親善”的欺人之談的時候，也指出：“‘任何懸案’，當然應該包括‘滿洲國’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中日懸案。這個第一懸案如果無法解決，其他的‘任何懸案’即使有解決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兩國之間的仇恨。”他還突出強調說：“我們對日本，對世界，決不可回避這個滿洲問題。……我們決不可因敵人忌諱而就忽略了這三千萬人民所在的失地，讓他們去任日本軍閥的隨意宰割!”
到了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華北發動新的進攻，策動一些親日派漢奸發動所謂“五省自治運動”，陰謀變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東北”。國民黨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醞釀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迎合日本提出的“華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舉行談話會，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適應邀出席，並在會上慷慨陳辭，反對所謂“冀察自治”。會後，又與北平教育界人士發表聯合宣言，反對任何脫離中央、破壞國家統一的陰謀。
他還撰寫了《華北問題》一篇專文，指出：“決不能容許任何區域在此時機脫離中央而變成受外人卵翼的獨立區域。在這個全國統一的時候，若有任何破壞統一的事變出現，主持的人必定成為全國人痛恨的對象，必定成為曆史上孝子慈孫永遠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們今日最應該牢記的一句話。況且華北當局諸公要深切覺悟，在今日形勢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計劃都是空談，……諸公豈不知道他們逼迫華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權，正是一百分的幹涉內政，正是一百分的謀我疆土！此等謬說豈可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