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胡適因為主張對日的不抵抗，使他一生都飽受詬病和指責。有人甚至認為他有漢奸行為。
更有人說，他的不抵抗主義，根深蒂固，且源遠流長。早在留美時期，他就是老子的“不爭”哲學和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當年留美同學，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二十一條”，堅決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卻力主“溫和”“冷靜”，反對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學罵為“木石心腸”。時光流逝了近20個春秋，麵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新的侵華暴行，胡適還是重彈不抵抗的老調。
還有人說，胡適在日本侵略者的先進武器麵前嚇破了膽，所以才一味妥協求和。
這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抨擊胡適的人經常引用胡適的這一段話：“僅僅用武力征服中國是不夠的，日本要想徹底征服中國，隻有一個法子可行，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由此，給胡適安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的帽子。
其實這是對胡適的斷章取義。胡適的原話是； “ 蕭伯納先生（Gee Bemard Shaw）在2月24日對我說：‘日本人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能準備一個警察對付每一個中國人，他們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這句話，他前幾天在東京也一字不改的對日本的新聞訪員說了。） 我那天對他說：‘是的，日本人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隻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即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句話不是有意學蕭伯納先生的腔調，這是我平生屢次很誠懇的對日本朋友的忠告。這是我在這個好像最不適宜的時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國民的話。”
“中國民族的心”怎麽可以征服？不但中國，試問世界上哪一個民族的民族心是可以征服的？胡適這裏不過是說了一句反諷的話。
而與此同時，胡適在他的《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一文中義正言辭：“我們還可以斷言：那也隻是中國人的血與肉的暫時屈伏，那也絕不能夠減低一絲一毫中國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絕不會使中日兩國的關係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為中國的民族精神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隻有一天一天的增長強大的：也許隻有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我們的民族才會真正猛烈的變成日本的永久的敵人！……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難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 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已大膽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國就行。’ 我們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義者：‘隻有日本人徹底懺悔侵略中國，是征服中國的唯一的方法。’”
戰爭和暴力，直接的必然的結果是造成對社會財富的極大破壞，和給人民帶來不盡的苦難。比如中日戰爭，不光被侵略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是受害者，其實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樣是受害者。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對於從戰爭中獲利的極少數人，他們的名和利不過是建築在“萬骨枯”上。發動戰爭的人，或可以得逞與一時，但終究會被寫在曆史的恥辱簿上。比如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敵人。
胡適做為有博大胸懷的世界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一貫反對暴力，一貫反對戰爭。他的眼光，他的胸懷，是很多人，特別是很多與他同時代的人，不能夠理解的。在這一方麵，胡適同樣是孤獨的。
其實，即便是對胡適不能理解，縱觀胡適在這個時期的言行，不難發現，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表明，他不過是在竭力阻止戰爭的發生；隻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願意放棄。他這樣做有錯嗎？給他扣上漢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實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適在一段時間裏主張和談和妥協，也來自於對中日力量和中國國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說：“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20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麽能打?拿什麽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麽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袖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
胡適並不是一味的求和，盧溝橋事變以後，局勢是一天天緊張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胡適的思想也隨即發生了變化。
胡適在他的《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寫道：“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時中國人都應 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複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 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交涉。““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複失地，但我們絕不可在 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讚成我們的時候先把土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 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返顧的了。我 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 侵略者在中國領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麵，條約，或協定。我們要準備犧牲， 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
而在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對日全麵抗戰開始後。胡適更是徹底丟掉了和平幻，想，積極投身到了抗日救亡之中了。
1933年5月23日，離北平60餘裏的懷柔縣附近，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五十九軍的一千多名將士，與日寇展開了一場壯烈的血戰。
戰鬥從早晨四時開始。中國健兒們冒著敵人飛機的偵察轟炸，趕築陣地，在堅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堅守到了下午，因為停戰協定已簽訂，上級便命令他們撤退。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又聽到那喪權辱國的停戰消息，更不願放棄這難得的抗敵機會，一直堅持戰鬥到下午7時才撤下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有203位將士壯烈殉國。
後來，國民政府將這些抗日戰死將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樹碑紀念。傅作義將軍特意請胡適為公墓撰寫碑文。胡氏欣然允諾，並為抗敵將士“最壯烈的血戰”所感動，以極端敬仰的深情，寫了一篇白話碑文，由錢玄同書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這就是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
碑文中憤怒譴責《塘沽協定》是一個恥辱的“城下之盟”，是“國恥”，熱烈歌頌抗敵將士的壯烈血戰和英勇殉國的精神，說“一千多個中國健兒用他們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恥辱”，“用他們的血染中華民族曆史的一頁”。最後的銘文寫道：
“這裏長眠的是203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裏憑吊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麽報答他們的血。”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陰謀吞並華北五省。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軍的壓力，6月初，由親日派大將何應欽出馬，與駐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談判，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斷送了華北的大部分主權；又取締反日運動，“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掩藏”，連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也在“取締”之列。膽小的何應欽“打了幾個電報給傅作義，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裏的陣亡將士公墓。
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長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層沙石，另刻上了“精靈在茲”四個大字。全國送來的匾、聯、銘、讚，凡有刺激性的，都設法遷毀了，隻剩林森題寫的“河山壯氣”一個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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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胡適曾隨同傅作義將軍同去綏遠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墓地離車站不遠，在車上可望見墓碑塔。胡適原來曾說，“這碑不久會被日本毀滅的”，但沒有想到日本人還不曾占據綏遠，這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碑竟被國民黨政府自己先“埋葬”了！
胡適站在這203個國殤的墓前，真是不勝感慨，悲憤交集，援筆寫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詩，詞雲：“霧散雲開自有時，暫時埋沒不須悲。青山待我重來日，大寫青山第二碑。”
1936年5月間，華北局勢“曾有很大的混沌醞釀”，投降氣氛頗為濃厚。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侵略者訂立了秘密的《華北防共協定》。
但宋哲元統率的二十九軍，這支在長城奮起抗日過的軍隊，5月30日夜的幹部會議，決定方針不變，不脫離中央。
胡適得知此情，於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進一步曉以民族大義，言道：“我們深信，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候。凡是反對中華民國的人，凡是有心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的人，都是存心遺臭萬年的人，我們決不可姑息這種人，必須用全力撲滅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漢奸，在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是國賊。……熙洽，張景惠，殷汝耕都沒有力量，因為他們都脫離了國家的立場，所以永遠成了漢奸國賊，他們不能不托庇在敵人的鐵騎之下，做了受保護的奴才。這些奴才將來都有在中山墓前鑄長跪鐵像的資格。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雖遭厄運，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一點：一切脫離國家立場的人，決難逃千萬年的遺臭!”
更有人說，他的不抵抗主義，根深蒂固，且源遠流長。早在留美時期，他就是老子的“不爭”哲學和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當年留美同學，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二十一條”，堅決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卻力主“溫和”“冷靜”，反對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學罵為“木石心腸”。時光流逝了近20個春秋，麵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新的侵華暴行，胡適還是重彈不抵抗的老調。
還有人說，胡適在日本侵略者的先進武器麵前嚇破了膽，所以才一味妥協求和。
這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抨擊胡適的人經常引用胡適的這一段話：“僅僅用武力征服中國是不夠的，日本要想徹底征服中國，隻有一個法子可行，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由此，給胡適安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的帽子。
其實這是對胡適的斷章取義。胡適的原話是； “ 蕭伯納先生（Gee Bemard Shaw）在2月24日對我說：‘日本人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能準備一個警察對付每一個中國人，他們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這句話，他前幾天在東京也一字不改的對日本的新聞訪員說了。） 我那天對他說：‘是的，日本人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隻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即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句話不是有意學蕭伯納先生的腔調，這是我平生屢次很誠懇的對日本朋友的忠告。這是我在這個好像最不適宜的時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國民的話。”
“中國民族的心”怎麽可以征服？不但中國，試問世界上哪一個民族的民族心是可以征服的？胡適這裏不過是說了一句反諷的話。
而與此同時，胡適在他的《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一文中義正言辭：“我們還可以斷言：那也隻是中國人的血與肉的暫時屈伏，那也絕不能夠減低一絲一毫中國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絕不會使中日兩國的關係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為中國的民族精神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隻有一天一天的增長強大的：也許隻有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我們的民族才會真正猛烈的變成日本的永久的敵人！……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難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 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已大膽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國就行。’ 我們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義者：‘隻有日本人徹底懺悔侵略中國，是征服中國的唯一的方法。’”
戰爭和暴力，直接的必然的結果是造成對社會財富的極大破壞，和給人民帶來不盡的苦難。比如中日戰爭，不光被侵略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是受害者，其實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樣是受害者。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對於從戰爭中獲利的極少數人，他們的名和利不過是建築在“萬骨枯”上。發動戰爭的人，或可以得逞與一時，但終究會被寫在曆史的恥辱簿上。比如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敵人。
胡適做為有博大胸懷的世界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一貫反對暴力，一貫反對戰爭。他的眼光，他的胸懷，是很多人，特別是很多與他同時代的人，不能夠理解的。在這一方麵，胡適同樣是孤獨的。
其實，即便是對胡適不能理解，縱觀胡適在這個時期的言行，不難發現，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表明，他不過是在竭力阻止戰爭的發生；隻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願意放棄。他這樣做有錯嗎？給他扣上漢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實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適在一段時間裏主張和談和妥協，也來自於對中日力量和中國國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說：“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20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麽能打?拿什麽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麽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袖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
胡適並不是一味的求和，盧溝橋事變以後，局勢是一天天緊張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胡適的思想也隨即發生了變化。
胡適在他的《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寫道：“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時中國人都應 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複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 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交涉。““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複失地，但我們絕不可在 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讚成我們的時候先把土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 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返顧的了。我 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 侵略者在中國領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麵，條約，或協定。我們要準備犧牲， 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
而在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對日全麵抗戰開始後。胡適更是徹底丟掉了和平幻，想，積極投身到了抗日救亡之中了。
1933年5月23日，離北平60餘裏的懷柔縣附近，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五十九軍的一千多名將士，與日寇展開了一場壯烈的血戰。
戰鬥從早晨四時開始。中國健兒們冒著敵人飛機的偵察轟炸，趕築陣地，在堅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堅守到了下午，因為停戰協定已簽訂，上級便命令他們撤退。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又聽到那喪權辱國的停戰消息，更不願放棄這難得的抗敵機會，一直堅持戰鬥到下午7時才撤下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有203位將士壯烈殉國。
後來，國民政府將這些抗日戰死將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樹碑紀念。傅作義將軍特意請胡適為公墓撰寫碑文。胡氏欣然允諾，並為抗敵將士“最壯烈的血戰”所感動，以極端敬仰的深情，寫了一篇白話碑文，由錢玄同書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這就是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
碑文中憤怒譴責《塘沽協定》是一個恥辱的“城下之盟”，是“國恥”，熱烈歌頌抗敵將士的壯烈血戰和英勇殉國的精神，說“一千多個中國健兒用他們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恥辱”，“用他們的血染中華民族曆史的一頁”。最後的銘文寫道：
“這裏長眠的是203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裏憑吊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麽報答他們的血。”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陰謀吞並華北五省。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軍的壓力，6月初，由親日派大將何應欽出馬，與駐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談判，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斷送了華北的大部分主權；又取締反日運動，“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掩藏”，連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也在“取締”之列。膽小的何應欽“打了幾個電報給傅作義，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裏的陣亡將士公墓。
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長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層沙石，另刻上了“精靈在茲”四個大字。全國送來的匾、聯、銘、讚，凡有刺激性的，都設法遷毀了，隻剩林森題寫的“河山壯氣”一個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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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胡適曾隨同傅作義將軍同去綏遠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墓地離車站不遠，在車上可望見墓碑塔。胡適原來曾說，“這碑不久會被日本毀滅的”，但沒有想到日本人還不曾占據綏遠，這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碑竟被國民黨政府自己先“埋葬”了！
胡適站在這203個國殤的墓前，真是不勝感慨，悲憤交集，援筆寫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詩，詞雲：“霧散雲開自有時，暫時埋沒不須悲。青山待我重來日，大寫青山第二碑。”
1936年5月間，華北局勢“曾有很大的混沌醞釀”，投降氣氛頗為濃厚。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侵略者訂立了秘密的《華北防共協定》。
但宋哲元統率的二十九軍，這支在長城奮起抗日過的軍隊，5月30日夜的幹部會議，決定方針不變，不脫離中央。
胡適得知此情，於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進一步曉以民族大義，言道：“我們深信，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候。凡是反對中華民國的人，凡是有心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的人，都是存心遺臭萬年的人，我們決不可姑息這種人，必須用全力撲滅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漢奸，在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是國賊。……熙洽，張景惠，殷汝耕都沒有力量，因為他們都脫離了國家的立場，所以永遠成了漢奸國賊，他們不能不托庇在敵人的鐵騎之下，做了受保護的奴才。這些奴才將來都有在中山墓前鑄長跪鐵像的資格。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雖遭厄運，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一點：一切脫離國家立場的人，決難逃千萬年的遺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