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文章和書信並沒有說服丁文江。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在《大公報》發表論文《再論民治與獨裁》，作出回答。
他指責胡適“……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小孩’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就當時中國的現狀，“單主張民主，反對獨裁”是不能發生任何影響的。丁文江“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製改為比較新式的獨裁……”。
丁文江“反對民主，主張獨裁”的言論，與他早年具有民主氣息的文字相去甚遠，這位曾與胡適共同創辦過《努力周報》的地質學教授，之所以在後來有所轉向，從他的一段“自白”中多少可看出當時的心態。
丁文江說：“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誌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時，在火車裏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會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隻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
這是一段對中國的現實政治痛心疾首的話。盡管丁文江仍然肯定英美的自由價值觀，卻又認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他堅決主張以蘇俄模式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藍本。
在民主獨裁的論戰中，除了丁文江、蔣廷黻和胡適在主張獨裁和民主的陣線分明外，有些人似乎是遊離在這兩個觀點之間，還有人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
吳景超提出“武力統一法則”後，有人以為他是讚成獨裁的。為此，他專門在《獨立評論》一百三十四號上發表《中國的政製問題》一文，說明這是人們對他的一種誤解。
他解釋道：“我在那篇文章裏，討論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或技術問題，而讚成獨裁與否，乃是一個價值問題，決不可混為一談。關於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選擇，我與胡適之先生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們讚成民主政治。”
與吳景超一樣，北大政治係教授陶希聖也是認同胡適的觀點的。陶在《獨立評論》上共發表2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關於民主政治與憲法問題的。不過，當時他卻以一種十分審慎的態度，在丁、蔣和胡之間作左右搖擺。
他在一篇文章中言道“……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獨裁的政治。政府也許能夠召集一個征詢民意的會議，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國民代表會，也許不來召集。至於政府現實大權是在一人，還是多人，也隻有事實來決定。即令大權不在個人，也與議會政治相差很遠的。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因此，他又說，胡適“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是議會政治。……如果以議會政治論與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夠同意。”
陶希聖發表這個言論一個多月後，胡適從廣西、香港等地南遊歸來，針對陶文，再作《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發表在1935年2月17日的《大公報》上。
他聲明自己所主張的“議會”是很有伸縮餘地的：“從民元的臨時參議院，到將來普選產生的國會，凡是代表全國的各個區域，象征一個統一國家，做全國的各個部分與中央政府的合法維係，而有權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轉移政權的，都不違反我想象中的議會。”至於“以議會政治論與國民黨相爭”這一點，胡適明白地告訴陶希聖，我們現在並不願意這樣做，但實際上，“……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十四條和二十二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論。……國民黨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胡、陶二人對“建國大綱”的解釋不盡相同，前者從寬，後者從嚴。盡管如此，用陶希聖本人的話來說，在國難時期，“我與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尤其是後來有關“開放黨禁”的文章，深得胡適的讚許。
1935年2月，陳之邁發表《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歸國後不久就參與到這場論戰之中。自1934年至1937年，陳之邁共寫了65篇論文，其中46篇發表於《獨立評論》。在這篇文章中，陳之邁表示不讚成“立即開放政權、實行憲政”，卻又認為“理論上、實際上都應該把‘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因此絕對沒有瞎著眼去學人家獨裁的道理”。
針對其中“對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的看法，胡適認為這與他的“民治幼稚觀”沒有多大區別，“許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隻因為把民主憲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認我們能試行民治，所以主張必須有一個過渡的時期，或是訓政，或是開明專製，或是獨裁……”
不久，胡適又寫下《再談談憲政》一文，並舊事重提，針對蔣廷黻曾對他當麵說過的一句話：“你那一段議論（民治幼稚觀）簡直是笑話，不值得討論。”胡適這時說，我的“僻見並不是笑話，乃是我在美國七年細心觀察民主憲政實地施行的結論”，並說自己也修過政治理論和製度的課程，甚至在1912的美國大選年，受過這方麵的專門訓練，最後才奠定了對民主憲政的“始終信仰擁護”。
回望這一年零四個月、二個回合“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不難看出，胡適在當時所表達的民主思想雖然多半是應對他人的觀點而誘發出來的種種論述，但其背後卻包含著他對民主基本價值的一種深刻體認和追求。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政治統一非武力統一；二，民治幼稚觀；三，民主憲政的諸多好處……已然構成了這一時期胡適主張“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由。也這就是說，不論當時中國局勢如何複雜多變，分裂割據也好，文化落後也罷，抑或處於危急的國難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絕推行民主憲政的口實，更不是實行“一黨專政”的必然。
胡適一生，對民主自由的無限向往，不論是在《努力周報》《新月》時期，還是《獨立評論》五年中，以及之後的《自由中國》時代，都一以貫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於批判之外，也勇於肯定，突顯自由和獨立的本質立場。
胡適作為一名民主的鬥士，一個為憲政事業奮鬥一生的人，在這一時期提出了他自己對於民主憲政的看法。雖然這場爭論並沒有真正改變中國政治複雜的局麵，但是它再次開拓了人們的政治視野，至於胡適對民主思想的闡釋，無論在當時還是現今都對人們都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與民主相對應的就是獨裁，在當時的思想環境下，支持獨裁的人並不在少數，自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就未一天真正意義上安穩過，人們久亂思治，急需一位政治強人消滅割據完成統一。
獨裁有利於對國家全局的掌控，更方便壓製不同聲調，迅速做到車同軌，書同文，形成一個真正的強有力中央。故而許多人支持獨裁且反對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實行民主。
在這些人看來，隻有完全統一的國家政府才能著手對內部進行改革。
用民主的方式能否做到這一點呢？胡適認為民主會以更好的方式完成這一目的，胡適對獨裁思想的批判基於兩個方麵。
一方麵是“我不相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在胡適看來當時的中國沒有哪位領袖具有如此的能力或者魅力，至於各個階級，自身能力有都極其有限，並不適合進行專製。胡適以為“專製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就是意大利的專製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幾十間世界上最古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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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認為，比起民主政治，在胡適眼中專製政治反而需要更多的人才與精力才能達成，“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另一方麵“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
在胡適看來，想要施行專製獨裁僅有軍事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擁有使人們甘於遵從的思想內容才可以，這樣才能團結眾人從而實現獨裁的目的，但當時的中國顯然並不具備這種口號，而正因為不具備這種口號，即便割據勢力被消滅也會再次死灰複燃，就像四川，雲貴，以及在娘子關的閻錫山。
胡適是如何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規劃國家的統一呢？胡適認為“隻是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就可以解決許多割據問題，因為各省軍閥的割據，主要來自於人們心中的“省界”，既然都是為各省的利益，不如索性“建立一個象征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如此一來，兵不血刃，各省的力量都會集結到中央去，這便是胡適心中“養成各地方向心力最有效的一步”。這一點遠比支持獨裁，並用武力來消滅全國割據勢力的方法切實得多。
在這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之中，胡適始終對實現民主憲政充滿了樂觀的精神，盡管現實之路依舊坎坷不平，但是胡適卻一以貫之地篤信民主政治最終會在中國落地生根。胡適以為在人們的思想中打上民主的烙印後，那麽許多當時的社會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曾引用蔣廷黻的話，用“意態”一詞來解釋潛伏在中國百姓心中一種思想，即“意態是指中國知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人們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它決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武力去征服全國”。意態它不但會阻止新獨裁者的出現，還可以有限製獨裁者的權利。
因此胡適相信，隻要在思想潮流的影響下，人們一定可以走入民主憲政的大門。
怎樣才能使思想潮流發揮其應有的力量呢？胡適提出，隻要經過長久的運作與宣傳，那麽思想巨大的潛力就可以得以發揮了，就像曹錕賄選這一現象一樣。
胡適說:“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為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眼裏至少還是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在胡適看來，這不也正是民主憲政逐漸深入人們思想的一種體現嗎？
正是這種對民主憲政的信心，使胡適有勇氣滿腔熱忱為民主憲政奉獻了一生。
他指責胡適“……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小孩’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就當時中國的現狀，“單主張民主，反對獨裁”是不能發生任何影響的。丁文江“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製改為比較新式的獨裁……”。
丁文江“反對民主，主張獨裁”的言論，與他早年具有民主氣息的文字相去甚遠，這位曾與胡適共同創辦過《努力周報》的地質學教授，之所以在後來有所轉向，從他的一段“自白”中多少可看出當時的心態。
丁文江說：“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誌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時，在火車裏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會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隻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
這是一段對中國的現實政治痛心疾首的話。盡管丁文江仍然肯定英美的自由價值觀，卻又認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他堅決主張以蘇俄模式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藍本。
在民主獨裁的論戰中，除了丁文江、蔣廷黻和胡適在主張獨裁和民主的陣線分明外，有些人似乎是遊離在這兩個觀點之間，還有人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
吳景超提出“武力統一法則”後，有人以為他是讚成獨裁的。為此，他專門在《獨立評論》一百三十四號上發表《中國的政製問題》一文，說明這是人們對他的一種誤解。
他解釋道：“我在那篇文章裏，討論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或技術問題，而讚成獨裁與否，乃是一個價值問題，決不可混為一談。關於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選擇，我與胡適之先生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們讚成民主政治。”
與吳景超一樣，北大政治係教授陶希聖也是認同胡適的觀點的。陶在《獨立評論》上共發表2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關於民主政治與憲法問題的。不過，當時他卻以一種十分審慎的態度，在丁、蔣和胡之間作左右搖擺。
他在一篇文章中言道“……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獨裁的政治。政府也許能夠召集一個征詢民意的會議，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國民代表會，也許不來召集。至於政府現實大權是在一人，還是多人，也隻有事實來決定。即令大權不在個人，也與議會政治相差很遠的。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因此，他又說，胡適“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是議會政治。……如果以議會政治論與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夠同意。”
陶希聖發表這個言論一個多月後，胡適從廣西、香港等地南遊歸來，針對陶文，再作《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發表在1935年2月17日的《大公報》上。
他聲明自己所主張的“議會”是很有伸縮餘地的：“從民元的臨時參議院，到將來普選產生的國會，凡是代表全國的各個區域，象征一個統一國家，做全國的各個部分與中央政府的合法維係，而有權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轉移政權的，都不違反我想象中的議會。”至於“以議會政治論與國民黨相爭”這一點，胡適明白地告訴陶希聖，我們現在並不願意這樣做，但實際上，“……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十四條和二十二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論。……國民黨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胡、陶二人對“建國大綱”的解釋不盡相同，前者從寬，後者從嚴。盡管如此，用陶希聖本人的話來說，在國難時期，“我與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尤其是後來有關“開放黨禁”的文章，深得胡適的讚許。
1935年2月，陳之邁發表《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歸國後不久就參與到這場論戰之中。自1934年至1937年，陳之邁共寫了65篇論文，其中46篇發表於《獨立評論》。在這篇文章中，陳之邁表示不讚成“立即開放政權、實行憲政”，卻又認為“理論上、實際上都應該把‘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因此絕對沒有瞎著眼去學人家獨裁的道理”。
針對其中“對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的看法，胡適認為這與他的“民治幼稚觀”沒有多大區別，“許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隻因為把民主憲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認我們能試行民治，所以主張必須有一個過渡的時期，或是訓政，或是開明專製，或是獨裁……”
不久，胡適又寫下《再談談憲政》一文，並舊事重提，針對蔣廷黻曾對他當麵說過的一句話：“你那一段議論（民治幼稚觀）簡直是笑話，不值得討論。”胡適這時說，我的“僻見並不是笑話，乃是我在美國七年細心觀察民主憲政實地施行的結論”，並說自己也修過政治理論和製度的課程，甚至在1912的美國大選年，受過這方麵的專門訓練，最後才奠定了對民主憲政的“始終信仰擁護”。
回望這一年零四個月、二個回合“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不難看出，胡適在當時所表達的民主思想雖然多半是應對他人的觀點而誘發出來的種種論述，但其背後卻包含著他對民主基本價值的一種深刻體認和追求。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政治統一非武力統一；二，民治幼稚觀；三，民主憲政的諸多好處……已然構成了這一時期胡適主張“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由。也這就是說，不論當時中國局勢如何複雜多變，分裂割據也好，文化落後也罷，抑或處於危急的國難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絕推行民主憲政的口實，更不是實行“一黨專政”的必然。
胡適一生，對民主自由的無限向往，不論是在《努力周報》《新月》時期，還是《獨立評論》五年中，以及之後的《自由中國》時代，都一以貫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於批判之外，也勇於肯定，突顯自由和獨立的本質立場。
胡適作為一名民主的鬥士，一個為憲政事業奮鬥一生的人，在這一時期提出了他自己對於民主憲政的看法。雖然這場爭論並沒有真正改變中國政治複雜的局麵，但是它再次開拓了人們的政治視野，至於胡適對民主思想的闡釋，無論在當時還是現今都對人們都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與民主相對應的就是獨裁，在當時的思想環境下，支持獨裁的人並不在少數，自清政府倒台後，中國就未一天真正意義上安穩過，人們久亂思治，急需一位政治強人消滅割據完成統一。
獨裁有利於對國家全局的掌控，更方便壓製不同聲調，迅速做到車同軌，書同文，形成一個真正的強有力中央。故而許多人支持獨裁且反對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實行民主。
在這些人看來，隻有完全統一的國家政府才能著手對內部進行改革。
用民主的方式能否做到這一點呢？胡適認為民主會以更好的方式完成這一目的，胡適對獨裁思想的批判基於兩個方麵。
一方麵是“我不相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在胡適看來當時的中國沒有哪位領袖具有如此的能力或者魅力，至於各個階級，自身能力有都極其有限，並不適合進行專製。胡適以為“專製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就是意大利的專製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幾十間世界上最古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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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麵“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
在胡適看來，想要施行專製獨裁僅有軍事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擁有使人們甘於遵從的思想內容才可以，這樣才能團結眾人從而實現獨裁的目的，但當時的中國顯然並不具備這種口號，而正因為不具備這種口號，即便割據勢力被消滅也會再次死灰複燃，就像四川，雲貴，以及在娘子關的閻錫山。
胡適是如何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規劃國家的統一呢？胡適認為“隻是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就可以解決許多割據問題，因為各省軍閥的割據，主要來自於人們心中的“省界”，既然都是為各省的利益，不如索性“建立一個象征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如此一來，兵不血刃，各省的力量都會集結到中央去，這便是胡適心中“養成各地方向心力最有效的一步”。這一點遠比支持獨裁，並用武力來消滅全國割據勢力的方法切實得多。
在這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之中，胡適始終對實現民主憲政充滿了樂觀的精神，盡管現實之路依舊坎坷不平，但是胡適卻一以貫之地篤信民主政治最終會在中國落地生根。胡適以為在人們的思想中打上民主的烙印後，那麽許多當時的社會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曾引用蔣廷黻的話，用“意態”一詞來解釋潛伏在中國百姓心中一種思想，即“意態是指中國知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人們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它決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武力去征服全國”。意態它不但會阻止新獨裁者的出現，還可以有限製獨裁者的權利。
因此胡適相信，隻要在思想潮流的影響下，人們一定可以走入民主憲政的大門。
怎樣才能使思想潮流發揮其應有的力量呢？胡適提出，隻要經過長久的運作與宣傳，那麽思想巨大的潛力就可以得以發揮了，就像曹錕賄選這一現象一樣。
胡適說:“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為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眼裏至少還是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在胡適看來，這不也正是民主憲政逐漸深入人們思想的一種體現嗎？
正是這種對民主憲政的信心，使胡適有勇氣滿腔熱忱為民主憲政奉獻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