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不到30歲,已經是功成名就,但他非常注意對年輕後進的幫助和提攜。


    1919年秋,當時在清華學校任教的林語堂獲得到哈佛大學留學的“半額獎學金”,每月由清華學校提供40美元的資助。出國的時候夫妻倆隻有太太的一千塊大洋的嫁妝,到哈佛一年後半額獎學金又被無故取消。夫妻倆能夠在海外苦撐四年,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依靠胡適的幫助。


    期間,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之下,林語堂拍電報向胡適求助。


    由於他知道胡適經常資助別人,家中並不寬裕,便在電報中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沒過多久,胡適果然按林語堂的要求,如數給他匯來了借款。不過,胡適附信說,這錢是北大給林語堂的工資“預支款”,“林兄學成後一定要回國,而且一定要到北大工作”。


    林語堂收到匯款後,認為這錢有買人的意味,心中頗有些氣惱,但想到可以解自己燃眉之急,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再說了,他本不想留在國外,回國到北大工作也很不錯。過了一年,他到歐洲留學,經費又遇到了困難。於是,再次向胡適寫信,希望再向北大借1000美元。胡適和前次一樣,又如數給他匯了款。


    幾年後,林語堂學成回國,應聘北京大學外文係,擔任英文教授。到北京後,由於胡適南下,林語堂便向北大代校長蔣夢麟致謝,並確定還款日期。蔣夢麟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向北大借錢的事。林語堂這才明白,胡適為了自己安心求學,也為了給北大招攬人才,節衣縮食掏腰包,或東挪西借了那2000美元!


    當林語堂說出這段往事時,胡適已歸道山,身邊遺物隻有153美元,聽的人無不動容。


    據林語堂《八十自敘》回憶說:“我曾由胡適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學接觸過。我熱烈支持中國的文藝複興。我曾兩度由他作保,匯支一千大洋。不過胡適沒有向北京大學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資助我。我回國才知道這個秘密。我去找校長蔣夢麟,感謝他借支兩千大洋。蔣博士詫異地說:‘什麽兩千大洋?是胡適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適真夠朋友,遂在年底前還清了。”


    胡適在1920年2月5日的日程與日記中有“林玉堂信,附美元480”的記錄,應與此事有關。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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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


    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說《京華煙雲》《啼笑皆非》。散文和雜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


    1966年定居台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歲。


    胡適對林語堂的幫助主要是經濟上的,他對顧頡剛則不限於經濟上的幫助,在治學方法和治學方向的影響更大。


    1920年,新潮社的羅家倫、傅斯年畢業後準備出國留學。羅家倫希望顧頡剛留在北大負責編輯《新潮》雜誌,於是給胡適寫信,希望胡適能幫顧頡剛在北大謀得圖書館編目員一職。在胡適的幫助下,顧頡剛如願以償。當時顧頡剛月薪隻有50元,維持個人生活和蘇州家用需要80元。胡適請顧頡剛幫助自己編書,每月自己付給顧頡剛30元,幫助顧頡剛解決了生活問題。


    顧頡剛留在北大後潛心讀書,在胡適的鼓勵下編輯《辨偽叢書》,並受胡適《水滸》序的啟發留意古史演變,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往來探討,最終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成為“古史辨派”的創始人。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原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小名雙慶,筆名有餘毅等:江蘇蘇州人。是中國現代著名曆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曆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


    民國九年(1920年),顧頡剛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曆史係主任,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複旦大學、蘭州大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誌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主要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製考》《鄭樵傳》等,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曆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被胡適幫助過的年輕人何止以上兩位。


    他的學生,一代大師季羨林,在回億他的恩師胡適時寫到:“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份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麵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裏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係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麽人都是笑容滿麵,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麵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麵前,決沒有什麽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 我在上麵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麵有我上麵講到的隻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麵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隻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表現;但是,格於形勢,頗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國曆史學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東至)人,生於山東青島。8歲入塾,習經、史、子書,後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對日本史和亞洲史造詣尤深,1949年以前曾講授日本史。建國後,他創設亞洲各國史課程,培養了一批亞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學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周一良被委為臭名昭著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


    1976年10月,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解散,其亦遭關押審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後重理舊業,為推進和深入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一良在文.革中為追求“進步”,寫文章批判恩師胡適和陳寅恪,朋友寫信罵他“無恥之尤”。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個“書生”在那樣一個時代中堅持自己的學術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學術著述的道路上,為中國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


    楊聯陞(1914年—1990年),原名蓮生,後以蓮生為字。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河北保定。


    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係,1940年赴美就讀於哈佛大學,1942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46年完成《晉書食貨誌譯注》獲博士學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習文史哲的中國留學生中,任華(西方哲學)、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吳於廑(世界史)、楊聯升(中國史)四人皆風華正茂,而意氣相投;周、楊二氏尤為特出,當時胡適已有意延攬他們到北大以為己用。其後任、周、吳三人皆返國任教,三十年間運動相乘,政治逼人,周氏雖於劫後重拾舊業,終未臻大成。惟楊氏自有因緣,得以留在哈佛遠東語文係執教,牆外開花,海外稱雄,乃至有“漢學界第一人”之譽。所以,季羨林大師由此而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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