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胡適被商務印書館聘任為“世界叢書委員”。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報館裏的４個排字工人，夏瑞芳、鮑鹹恩、鮑鹹昌、高鳳池，創辦了商務印書館。這幾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年輕人受西風的影響——“商務”兩字就帶上了商業競爭的意味，具有不同於一般國人的眼光和胸襟。５年後毅然以高薪聘請了大名鼎鼎的張元濟主持編譯事務，使這個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業。在短短２5年時間裏，資金從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長33%的速度，至1922年達到５00萬元；成為國內出版大擘，實現了商務印書館曆史上的第一次飛躍。
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誌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早在商務創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選賢用能，開展以出版為中心的多種經營，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係列圖書，出版《東方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誌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製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
一代大師蔡元培，一直與商務印書館保持著特殊關係。
新文化運動剛起於“青萍之末”，張元濟即敏感到新潮的壓力與機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記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識較優者”。在後來幾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這個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斷的呼喊。
1918年，張元濟提出商務印書館“永久之根本計劃”三條，第一條便是“培植新來有用之人”。
毫無疑問，此時張元濟已經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輕教授胡適。張元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參與戊戌變法，被光緒召見。他的學養和抱負，決定了他要物色巔峰人物。而屆時胡適正英奇縱放，立於時代潮頭，萬人矚目。
胡適被商務印書館聘任為“世界叢書委員”，與此事當不無關係。
7月27日，胡適寫成《〈水滸傳〉考證》一文，收入亞東圖書館當年8月出版的《水滸》一書。這是胡適考證古典白話小說的開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亞東圖書館出版校點本明清小說，推動了明清小說的傳播與研究以及小說史學科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扮演了最為突出的角色，他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一書就是這一文學與學術事件的成果。其中有關《紅樓夢》考證，奠定了“新紅學”的基礎，素為學人稱道。而他有關《水滸傳》的考證，也自成係列，對這部小說研究的展開，同樣具有開創性的作用。他的《〈水滸傳〉考證》比他的《〈紅樓夢〉考證》早一年，因此，胡適對《水滸傳》的研究，從小說史學科的角度看，與他的《〈紅樓夢〉考證》及其白話詩一樣，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
胡適考證《水滸傳》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說，是將其作為作思想學問的一個例子。通過科學的精神、態度和方法，尋求事實、尋求真理，而不至於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實際上，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就是對（水滸傳）的研究方麵，也具有開創性。
首先是對《水滸傳》產生與演變及版本進行了創新性的研究。胡適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據《宋史》等記載，認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實存在；據周密《癸辛雜識》所載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讚》，證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發展到相當規模；結合《宣和遺事》和元代雜劇，探討了水滸題材的具體情形與演變。在此基礎上，胡適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產生的題材依據與社會心理。
<a id="wzsy" href="https://m.yawenba.net">雅文吧</a>
由此，胡適得出結論說：“《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
根據胡適的考證：“（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跡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裏，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一認識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與傳播的曆史基礎與社會心理，對闡釋《水滸傳》的思想內涵與英雄品質，有重要的啟發。
胡適對《水滸傳》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斷，針對魯迅所主張的《水滸傳》分簡本和繁本兩類、簡本先於繁本的觀點，他認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簡本都是所謂坊賈的刪節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簡後的情況。對一些具體情節與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中，根據眾英雄在征遼、征田虎王慶幾無損失，而征方臘一役卻損失過三分之二以及降將馬靈、喬道清等在征方臘戰役中沒有任何表現這兩點，指出相關情節是先後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長篇，頗近於魯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後直接平方臘的本子，既無遼國，也無王慶、田虎”，並且征遼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對《水滸傳》的思想藝術的分析，胡適也努力提出了諸多新的見解。
在《水滸傳》的評論史上，金聖歎占有極高的位置。正確評價金聖歎的《水滸傳》評點，是對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展開全新研究不能繞行的問題。
正如胡適所說：“金聖歎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能在那個時代大膽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庵、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膽氣！……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聖歎對《水滸傳》的內涵做過深入的發掘，他揭示了《水滸傳》“亂自上作”描寫的意義，認為小說所體現了“庶人之議皆史也”的思想價值。對於這些，胡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適對金聖歎解讀《水滸傳》的基本方法並不認可，他批評說：“ 金聖歎用了當時“選家”評文的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遂把一部《水滸》淩遲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紀眉批夾注的白話文範’……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 金聖歎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
“金聖歎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卻不幸沒有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不逐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它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它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作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正因為有這種觀念方法上的轉變，胡適對《水滸傳》思想內涵的認識就有了與前人不同的深刻之處。比如，他認為：“平定方臘以後的一段，寫魯智深之死，寫燕青之去，寫宋江之死，寫徽宗夢遊梁山泊，都頗有文學意味，可算是《忠義水滸傳》後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覺得尤其是寫宋江之死一節最好，“這種見解明明是對於明初殺害功臣有感而發的。因為這是種真的感慨，故那種幼稚的原本《水滸傳》裏也會有這樣哀豔的文章”。
與此同時，胡適對《水滸傳》的文學性質有了更為科學的認識，比如他強調《水滸傳》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於作者在不違背曆史事實的基礎上，運用了“新的創造的想象力”；他又從小說與史書的區別、水滸題材作品的演變等角度，突出了小說細節的重要性：
“《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
胡適還特別看重《水滸傳》在白話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他說：“我們拿宋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來比較這部《水滸傳》，我們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
因此，胡適的《水滸傳》考證還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話說，就是要“替將來的什麽‘《水滸》專門家’開辟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著一些主觀的成見……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
胡適對《水滸傳》的考證，代表了古代小說研究的一係列新理念，比如重視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變、文學性質等等，從而為小說史學科的建設，鋪下了第一層基石。
胡適說，《在考證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滸故事，《水滸》的作者以及對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後，胡適總結出一種曆史進化的文學觀：“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種曆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在考證古史演變中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報館裏的４個排字工人，夏瑞芳、鮑鹹恩、鮑鹹昌、高鳳池，創辦了商務印書館。這幾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年輕人受西風的影響——“商務”兩字就帶上了商業競爭的意味，具有不同於一般國人的眼光和胸襟。５年後毅然以高薪聘請了大名鼎鼎的張元濟主持編譯事務，使這個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業。在短短２5年時間裏，資金從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長33%的速度，至1922年達到５00萬元；成為國內出版大擘，實現了商務印書館曆史上的第一次飛躍。
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誌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早在商務創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選賢用能，開展以出版為中心的多種經營，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係列圖書，出版《東方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誌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製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
一代大師蔡元培，一直與商務印書館保持著特殊關係。
新文化運動剛起於“青萍之末”，張元濟即敏感到新潮的壓力與機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記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識較優者”。在後來幾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這個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斷的呼喊。
1918年，張元濟提出商務印書館“永久之根本計劃”三條，第一條便是“培植新來有用之人”。
毫無疑問，此時張元濟已經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輕教授胡適。張元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參與戊戌變法，被光緒召見。他的學養和抱負，決定了他要物色巔峰人物。而屆時胡適正英奇縱放，立於時代潮頭，萬人矚目。
胡適被商務印書館聘任為“世界叢書委員”，與此事當不無關係。
7月27日，胡適寫成《〈水滸傳〉考證》一文，收入亞東圖書館當年8月出版的《水滸》一書。這是胡適考證古典白話小說的開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亞東圖書館出版校點本明清小說，推動了明清小說的傳播與研究以及小說史學科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扮演了最為突出的角色，他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一書就是這一文學與學術事件的成果。其中有關《紅樓夢》考證，奠定了“新紅學”的基礎，素為學人稱道。而他有關《水滸傳》的考證，也自成係列，對這部小說研究的展開，同樣具有開創性的作用。他的《〈水滸傳〉考證》比他的《〈紅樓夢〉考證》早一年，因此，胡適對《水滸傳》的研究，從小說史學科的角度看，與他的《〈紅樓夢〉考證》及其白話詩一樣，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
胡適考證《水滸傳》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說，是將其作為作思想學問的一個例子。通過科學的精神、態度和方法，尋求事實、尋求真理，而不至於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實際上，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就是對（水滸傳）的研究方麵，也具有開創性。
首先是對《水滸傳》產生與演變及版本進行了創新性的研究。胡適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據《宋史》等記載，認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實存在；據周密《癸辛雜識》所載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讚》，證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發展到相當規模；結合《宣和遺事》和元代雜劇，探討了水滸題材的具體情形與演變。在此基礎上，胡適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產生的題材依據與社會心理。
<a id="wzsy" href="https://m.yawenba.net">雅文吧</a>
由此，胡適得出結論說：“《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
根據胡適的考證：“（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跡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裏，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一認識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與傳播的曆史基礎與社會心理，對闡釋《水滸傳》的思想內涵與英雄品質，有重要的啟發。
胡適對《水滸傳》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斷，針對魯迅所主張的《水滸傳》分簡本和繁本兩類、簡本先於繁本的觀點，他認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簡本都是所謂坊賈的刪節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簡後的情況。對一些具體情節與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中，根據眾英雄在征遼、征田虎王慶幾無損失，而征方臘一役卻損失過三分之二以及降將馬靈、喬道清等在征方臘戰役中沒有任何表現這兩點，指出相關情節是先後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長篇，頗近於魯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後直接平方臘的本子，既無遼國，也無王慶、田虎”，並且征遼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對《水滸傳》的思想藝術的分析，胡適也努力提出了諸多新的見解。
在《水滸傳》的評論史上，金聖歎占有極高的位置。正確評價金聖歎的《水滸傳》評點，是對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展開全新研究不能繞行的問題。
正如胡適所說：“金聖歎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能在那個時代大膽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庵、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膽氣！……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聖歎對《水滸傳》的內涵做過深入的發掘，他揭示了《水滸傳》“亂自上作”描寫的意義，認為小說所體現了“庶人之議皆史也”的思想價值。對於這些，胡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適對金聖歎解讀《水滸傳》的基本方法並不認可，他批評說：“ 金聖歎用了當時“選家”評文的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遂把一部《水滸》淩遲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紀眉批夾注的白話文範’……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 金聖歎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
“金聖歎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卻不幸沒有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不逐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它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它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作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正因為有這種觀念方法上的轉變，胡適對《水滸傳》思想內涵的認識就有了與前人不同的深刻之處。比如，他認為：“平定方臘以後的一段，寫魯智深之死，寫燕青之去，寫宋江之死，寫徽宗夢遊梁山泊，都頗有文學意味，可算是《忠義水滸傳》後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覺得尤其是寫宋江之死一節最好，“這種見解明明是對於明初殺害功臣有感而發的。因為這是種真的感慨，故那種幼稚的原本《水滸傳》裏也會有這樣哀豔的文章”。
與此同時，胡適對《水滸傳》的文學性質有了更為科學的認識，比如他強調《水滸傳》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於作者在不違背曆史事實的基礎上，運用了“新的創造的想象力”；他又從小說與史書的區別、水滸題材作品的演變等角度，突出了小說細節的重要性：
“《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
胡適還特別看重《水滸傳》在白話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他說：“我們拿宋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來比較這部《水滸傳》，我們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
因此，胡適的《水滸傳》考證還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話說，就是要“替將來的什麽‘《水滸》專門家’開辟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著一些主觀的成見……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
胡適對《水滸傳》的考證，代表了古代小說研究的一係列新理念，比如重視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變、文學性質等等，從而為小說史學科的建設，鋪下了第一層基石。
胡適說，《在考證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滸故事，《水滸》的作者以及對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後，胡適總結出一種曆史進化的文學觀：“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種曆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在考證古史演變中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