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語的摘要，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到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些經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和交流的。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麵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采用比較接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而後又有了用當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隻是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麵而作為通用的書麵語。
現在，胡適站出來，問中國文學的正宗在哪？過去我們一直以《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注經、解經為學術的正宗。但是中國文學也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間的、是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誌怪小說、唐傳奇、宋元的話本小說、明清的演義小說。
如果白話文也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一下子中國文學史就要重寫了。現在回過頭看胡適的《文學改良謅議》，實在是沒有什麽，可在當時讀書人心中的顛覆性，是我們今天的人們無法想像的。現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學三四年級的孩子，就可以讀大部頭的書，真應感謝胡適那一代人給殺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適開始討論白話文以後，《新青年》的影響才逐漸大了起來。
1917年4月9日，正在紐約忙著博士論文的胡適收到了2月號的《新青年》雜誌，非常高興地看到陳獨秀響應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學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極讚同”。
前邊說到過，此時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正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改革，求賢若渴。陳獨秀被聘請為北大文科學長後，他馬上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讀過胡適的多篇文章，特別是開先河的《文學改良謅議》，對胡適可謂是惺惺相惜，兩人一拍即合。
胡適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別杜威，離開紐約。經溫哥華乘船返國，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現在國內文化界和北京大學的講壇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時，胡適平安抵達上海，回到闊別七年的祖國。
在上海處理一些事務後，胡適於7月27日回到故鄉績溪上莊。他出國時太過匆忙，來不及向母親告別，母子倆已經整整十年沒有見麵了。
北大9月初才開學，胡適得以有一個月的時間在家裏陪伴母親，走訪親友，並到江村未來嶽丈家，希望在婚前與江冬秀見上一麵，但未能如願。
胡適在上海時就給母親寫信，希望這次回家暫不成親，等到北大安頓好之後再定日子。9月1日，胡適離開家鄉，5日到上海，10日到達北京。
胡適回國後，曾對上海的書店和故鄉教育等進行考察，於1918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歸國雜感》一文，表達了對離別七年的祖國的失望：“七年沒見麵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文中說自己剛回到上海時，朋友請他到大舞台看戲，出來後胡適對朋友說：“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外表裝飾都變了，但演戲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這自然也暗示：當時思想文化界的領袖人物跟胡適出國前也沒有多少分別。剛回國的胡適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壓力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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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開學。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馬神廟的“四公主府”。
這裏的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號”。
卯字號裏聚集著陸續進入文科的許多名人。其中有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陳獨秀和朱希祖，他們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後者指胡適和劉半農、劉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適當年還不滿26歲。
開學那天，胡適應邀作《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說。
10月1日，北大正式開課，胡適講授中國古代哲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3門課，每周12個小時的課程，月薪260元。他最初暫居北大教員宿舍，後搬入朝陽門南竹竿巷，與同事兼老鄉高一涵合租一處房子。
剛到北大的胡適，雖然由於提倡文學革命而聲譽鵲起，但要在國內的最高學府站住腳跟，卻並非易事。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以浙江人為主的留學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從舊學方麵講，太炎弟子們大多有所專攻，非胡適所能及。胡適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於陳獨秀向蔡元培的舉薦，兩人在文學革命上的共同主張是陳獨秀舉薦胡適的主要原因，但同為安徽人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胡適到北大首先麵對的不是北大教授們學術上的壓力，而是如何在課堂上讓北大的學生信服滿意。
據當年北大學生回憶，胡適到北大後不久，曾在大禮堂講墨學，“反應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適，偏偏要講中國哲學史，這難免引起學生的懷疑：“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當年的北大學生顧頡剛也是抱著這種想法去聽胡適的課的。
本書第三卷有這樣一段話：
胡適在北大登台講課的頭一天晚上，蔡元培來到胡適家。起初胡適不曉得蔡元培的來意，一個勁地說東說西，蔡元培隻是耐心地傾聽著。
後來，胡適意識到有點詫異，於是想停下來問蔡元培找他有何事。還沒等胡適開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辭。
走到門外時，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對胡適說：“我聘你到北大來，就是信任你。”說完這話蔡元培就走了。
胡適在原地站了一會，終於明白原來蔡校長是來給他打氣鼓勁來了。想到這，胡適的眼睛濕潤了。於是他回到室內，將第二天要講的課又溫習了一遍。
之前開這門課的是陳漢章，他學問淵博，但過於迷信古書材料，從伏羲開講，講了一年才講到《尚書?洪範》。胡適則不同，他新編的講義，第一章名為“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他認為可靠的《詩經》作為時代說明，拋開堯舜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
胡適這種“截斷眾流”的講法給顧頡剛帶來的震動極大，他對不以為然的同學說：胡適雖然沒有陳漢章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顧頡剛又把此事告訴同宿舍的傅斯年，傅斯年當時是黃侃的得意弟子，舊學根基深厚，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去聽了幾次胡適的課後，對想鬧事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除了校長蔡元培的支持，傅斯年的大力幫助也同樣不可小視。
胡適在北大課程的開場算是旗開得勝，但是講一門課僅靠另辟新經是不夠的，還得靠實實在在的材料，靠真才實學。於是，準備講義成為初為北大教授的胡適的一項重要“功課”。胡適最初到北大的幾年非常用功忙碌，從澄衷學堂開始到留美歸來到達上海一直基本堅持的日記也被迫中斷了，直到1921年4月才恢複正常。
這一時期胡適甚至連看戲的時間都沒有，他在1918年4月26日的家書中說：“今天有一位朋友請我看戲，看的是名角梅蘭芳的《玉堂春》，很好。我自從回到北京直到如今，不曾看過一次戲，都因為太忙之故。”
胡適初到北大之時，除了聰明之外，努力用功也是很多人的深刻印象。
一向以讀書勤奮自詡的顧頡剛曾在日記中說：“予之性格，努力如適之先生。……我的勤勞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聰明實在比不上胡先生。”
從胡適上海讀書和美國留學的經曆看，胡適不是將自己限於書齋的學究，而是積極參與各種學生團體和社會活動，學習之外表現得非常活躍。胡適初到北大的忙碌，除了首先要在授課著述方麵打開局麵外，還很快在北大擔任了一些職務，並參與了一些與教育有關的會議。
他在1917年10月25日的家書中解釋不能請假歸娶的原因，其中兩條即是由於他參加了校內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參與教育部改訂大學章程的討論，胡適關於廢除現行分年級製而采用“選科製”的建議被采納，因此要參與具體章程的擬定；其二是胡適在北大提議分部組織教授會，作為提議人也需要參與籌劃。
胡適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長的賞識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從260元加到280元，“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
當年12月，胡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哲學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適當選英文部教授會主任。這些職務都非虛銜，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書中說，因為研究所是初次創辦，“故事務甚繁”。1918年清明節在家書中又說：“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間大學的招考，我不能不到。”雖然忙碌，這些教育管理的職務讓胡適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機會。
胡適到北大後不久，就開始在校內外演講，在美國練就的演說功夫有了用武之地，這也是他擴大學術文化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隨著胡適的名氣越來越大，所到之處也往往被邀請作現場演說。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書中說：“昨日寫家信後，即在家編明天的講演稿。”結果當天忽然來了朋友，胡適應酬到晚上九點才繼續寫演講稿，到淩晨兩點半才寫好。第二天胡適早上七點就起來了，匆匆吃過早飯，就趕去教育部會場講了兩個小時的《墨家哲學》第四講。
“此項星期講演專為普通人士設的，頗有功效。我的講演，不但有許多少年男女學生來聽，居然有一些老先生來聽。所以我雖辛苦，卻很高興。”可見這時候的胡適既要在北大打拚，又要在社會上傳播新知識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得名，歸國之後自然成為以“文學革命”為突破口，以《新青年》為主要思想傳播工具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1917年1月，陳獨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他在北京箭杆胡同9號的新居，也成為《新青年》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址。
現在，胡適站出來，問中國文學的正宗在哪？過去我們一直以《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注經、解經為學術的正宗。但是中國文學也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間的、是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誌怪小說、唐傳奇、宋元的話本小說、明清的演義小說。
如果白話文也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一下子中國文學史就要重寫了。現在回過頭看胡適的《文學改良謅議》，實在是沒有什麽，可在當時讀書人心中的顛覆性，是我們今天的人們無法想像的。現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學三四年級的孩子，就可以讀大部頭的書，真應感謝胡適那一代人給殺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適開始討論白話文以後，《新青年》的影響才逐漸大了起來。
1917年4月9日，正在紐約忙著博士論文的胡適收到了2月號的《新青年》雜誌，非常高興地看到陳獨秀響應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學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極讚同”。
前邊說到過，此時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正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改革，求賢若渴。陳獨秀被聘請為北大文科學長後，他馬上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讀過胡適的多篇文章，特別是開先河的《文學改良謅議》，對胡適可謂是惺惺相惜，兩人一拍即合。
胡適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別杜威，離開紐約。經溫哥華乘船返國，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現在國內文化界和北京大學的講壇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時，胡適平安抵達上海，回到闊別七年的祖國。
在上海處理一些事務後，胡適於7月27日回到故鄉績溪上莊。他出國時太過匆忙，來不及向母親告別，母子倆已經整整十年沒有見麵了。
北大9月初才開學，胡適得以有一個月的時間在家裏陪伴母親，走訪親友，並到江村未來嶽丈家，希望在婚前與江冬秀見上一麵，但未能如願。
胡適在上海時就給母親寫信，希望這次回家暫不成親，等到北大安頓好之後再定日子。9月1日，胡適離開家鄉，5日到上海，10日到達北京。
胡適回國後，曾對上海的書店和故鄉教育等進行考察，於1918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歸國雜感》一文，表達了對離別七年的祖國的失望：“七年沒見麵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文中說自己剛回到上海時，朋友請他到大舞台看戲，出來後胡適對朋友說：“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外表裝飾都變了，但演戲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這自然也暗示：當時思想文化界的領袖人物跟胡適出國前也沒有多少分別。剛回國的胡適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壓力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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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開學。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馬神廟的“四公主府”。
這裏的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號”。
卯字號裏聚集著陸續進入文科的許多名人。其中有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陳獨秀和朱希祖，他們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後者指胡適和劉半農、劉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適當年還不滿26歲。
開學那天，胡適應邀作《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說。
10月1日，北大正式開課，胡適講授中國古代哲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3門課，每周12個小時的課程，月薪260元。他最初暫居北大教員宿舍，後搬入朝陽門南竹竿巷，與同事兼老鄉高一涵合租一處房子。
剛到北大的胡適，雖然由於提倡文學革命而聲譽鵲起，但要在國內的最高學府站住腳跟，卻並非易事。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以浙江人為主的留學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從舊學方麵講，太炎弟子們大多有所專攻，非胡適所能及。胡適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於陳獨秀向蔡元培的舉薦，兩人在文學革命上的共同主張是陳獨秀舉薦胡適的主要原因，但同為安徽人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胡適到北大首先麵對的不是北大教授們學術上的壓力，而是如何在課堂上讓北大的學生信服滿意。
據當年北大學生回憶，胡適到北大後不久，曾在大禮堂講墨學，“反應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適，偏偏要講中國哲學史，這難免引起學生的懷疑：“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當年的北大學生顧頡剛也是抱著這種想法去聽胡適的課的。
本書第三卷有這樣一段話：
胡適在北大登台講課的頭一天晚上，蔡元培來到胡適家。起初胡適不曉得蔡元培的來意，一個勁地說東說西，蔡元培隻是耐心地傾聽著。
後來，胡適意識到有點詫異，於是想停下來問蔡元培找他有何事。還沒等胡適開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辭。
走到門外時，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對胡適說：“我聘你到北大來，就是信任你。”說完這話蔡元培就走了。
胡適在原地站了一會，終於明白原來蔡校長是來給他打氣鼓勁來了。想到這，胡適的眼睛濕潤了。於是他回到室內，將第二天要講的課又溫習了一遍。
之前開這門課的是陳漢章，他學問淵博，但過於迷信古書材料，從伏羲開講，講了一年才講到《尚書?洪範》。胡適則不同，他新編的講義，第一章名為“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他認為可靠的《詩經》作為時代說明，拋開堯舜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
胡適這種“截斷眾流”的講法給顧頡剛帶來的震動極大，他對不以為然的同學說：胡適雖然沒有陳漢章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顧頡剛又把此事告訴同宿舍的傅斯年，傅斯年當時是黃侃的得意弟子，舊學根基深厚，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去聽了幾次胡適的課後，對想鬧事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除了校長蔡元培的支持，傅斯年的大力幫助也同樣不可小視。
胡適在北大課程的開場算是旗開得勝，但是講一門課僅靠另辟新經是不夠的，還得靠實實在在的材料，靠真才實學。於是，準備講義成為初為北大教授的胡適的一項重要“功課”。胡適最初到北大的幾年非常用功忙碌，從澄衷學堂開始到留美歸來到達上海一直基本堅持的日記也被迫中斷了，直到1921年4月才恢複正常。
這一時期胡適甚至連看戲的時間都沒有，他在1918年4月26日的家書中說：“今天有一位朋友請我看戲，看的是名角梅蘭芳的《玉堂春》，很好。我自從回到北京直到如今，不曾看過一次戲，都因為太忙之故。”
胡適初到北大之時，除了聰明之外，努力用功也是很多人的深刻印象。
一向以讀書勤奮自詡的顧頡剛曾在日記中說：“予之性格，努力如適之先生。……我的勤勞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聰明實在比不上胡先生。”
從胡適上海讀書和美國留學的經曆看，胡適不是將自己限於書齋的學究，而是積極參與各種學生團體和社會活動，學習之外表現得非常活躍。胡適初到北大的忙碌，除了首先要在授課著述方麵打開局麵外，還很快在北大擔任了一些職務，並參與了一些與教育有關的會議。
他在1917年10月25日的家書中解釋不能請假歸娶的原因，其中兩條即是由於他參加了校內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參與教育部改訂大學章程的討論，胡適關於廢除現行分年級製而采用“選科製”的建議被采納，因此要參與具體章程的擬定；其二是胡適在北大提議分部組織教授會，作為提議人也需要參與籌劃。
胡適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長的賞識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從260元加到280元，“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
當年12月，胡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哲學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適當選英文部教授會主任。這些職務都非虛銜，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書中說，因為研究所是初次創辦，“故事務甚繁”。1918年清明節在家書中又說：“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間大學的招考，我不能不到。”雖然忙碌，這些教育管理的職務讓胡適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機會。
胡適到北大後不久，就開始在校內外演講，在美國練就的演說功夫有了用武之地，這也是他擴大學術文化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隨著胡適的名氣越來越大，所到之處也往往被邀請作現場演說。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書中說：“昨日寫家信後，即在家編明天的講演稿。”結果當天忽然來了朋友，胡適應酬到晚上九點才繼續寫演講稿，到淩晨兩點半才寫好。第二天胡適早上七點就起來了，匆匆吃過早飯，就趕去教育部會場講了兩個小時的《墨家哲學》第四講。
“此項星期講演專為普通人士設的，頗有功效。我的講演，不但有許多少年男女學生來聽，居然有一些老先生來聽。所以我雖辛苦，卻很高興。”可見這時候的胡適既要在北大打拚，又要在社會上傳播新知識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得名，歸國之後自然成為以“文學革命”為突破口，以《新青年》為主要思想傳播工具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1917年1月，陳獨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他在北京箭杆胡同9號的新居，也成為《新青年》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