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那個時代的庚款留學生，費用頗為充裕。除學雜費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費80美元，約合當時中國銀圓200左右。這實在是一個了不得的大數目，差不多等於國內40個工人的收入。這樣的留學生，生活也就相當優裕。
以住所為例。胡適原住世界學生會，後來遷居橡街120號。一個人的居室，長13尺，寬9尺，有成套的家具設備。風景也頗好。
據胡適自己描寫說：窗外臨小溪，“溪兩岸多大樹，窗上所見清之柏，溫柔之柳，蒼古之橡。林隙中可見清溪，清淺見底，而上下流皆為急湍”，故水聲奔騰，日夜不絕。
住在這樣窗明幾淨，風景幽美的地方，胡適曾有詩：“窗下山溪不住鳴，中宵到枕更分明。夢回午夜頻猜問，知是泉聲是雨聲?”
胡適曾經給自己製訂生活規律：“每日七時起，每夜十一時必就寢，晨起做體操半時。每日至少讀六時之書，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為輔”。
他讀的書大概中文英文各占一半，另外他在康奈爾讀本科的時候學過德語，所以德文書籍他也常有涉及。
國學淵博的胡適保持了舊時文人的習慣之一：寫詩作詞。基本上是初到一地遊覽要寫詩，送別友人要寫詩，一天中有感而發也要寫詩，他與友人的很多書信往來有時也互相寫的詩。他不僅是寫中文詩，同時也寫了很多英文詩，隻是他寫英文詩比中文詩要少很多。
胡適這一時期寫的詩詞發表的比較少，寫的評論文章則常有發表。胡適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較多的是他對某事某一篇文章的評論，通常是為中國做辯護。另外胡適寫信也非常勤快，據他自己統計，他在1916年內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寫出一千零四十封信。
胡適在課餘的大部分放在了世界學生會(opolitan Club)上，這個組織由各國學生組成，主要是為了增進各國了解和促進世界和平。胡適曾經擔任過該會的主.席一年(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另外胡適也擔任過中國留學生會東部會長，並且是留學生會會刊的主筆。
在學生會的活動，進一步鍛煉了他的演講才能。他生平的一次英文演說是在1911年2月18日的中國學生會上做的。當天是輪到他值日，必須做一個演說。
之後他的演講水平逐步長進，在1914年5月10日，胡適在雪城的世界學生會上做第一次即興演講時，曾被雪城大學的一位曆史教授譽為其生平所聞最佳演說之一。
此後胡適受邀做了各種演講，題目主要是中國國情和世界時局。據他自己統計，他在三年中的演講(1913-1915)超過70多次，胡適也經常在日記中表示對自己演講的得意之情。
最能說明胡適演講水平的是：1917年一月費城Haverfe的校友會要辦年宴，本來請的是康奈爾校長S和美國前總統Taft來做演講，但S當時有事不能來，所以Haverfe的校長fort請胡適作為代替。其實胡適在1915年就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到處演講勞心勞力，決定以後盡量少做演講，但這他這次也知道fort校長對自己“異常優寵，卻之不恭”，於是他就前往費城以“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為題做了一次演講。因為受邀演講和代表康奈爾參加學生會的會議，他經常在美國東北部做為期幾天的短途旅行。
胡適作為生活優裕的留學生，能夠接觸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能夠出入的康大校園內知名教授學者的家庭，接觸到基督教領袖及他們的活動，參加過在教堂裏舉行的隆重婚禮……他在康奈爾時與許多知名教授關係密切，他還是康奈爾前校長Ae(也是康奈爾大學創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長)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時任校長Jaan家中見前美國總統Taft，並和Taft談了對中日關係的看法。(胡適認為“塔氏是一個好人，惟不足任一國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胡適也在各種活動中結交了各國朋友。有一次開會時他為自己結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學子而感到高興，當然他本身也受到這些一流學子的認同。在他的日記裏可經常見到他與友人促膝長談至深夜的描述，他認為與朋友的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悅的。
胡適總是積極參加當地的政治社會事業，他說自己“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種行為，人或嗤之，以為稚氣。其實我頗以為自豪。蓋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適初到美國，開始背著懺悔放浪惡習的沉重包袱，情緒時常有些悲觀。走進這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圈子，受美國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對一切都感到新鮮，羨慕，又難免自慚形穢。
胡適說美國人有一種“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以致“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隨著漸漸融入美國社會，他的悲觀思想情緒就有了很大轉變。與朋友通訊，每以“樂觀”相勸勉；又喜愛卜朗吟的樂觀主義詩歌，他獲得卜朗吟征文獎金的論文，題目就是“論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他自己覺得，去國數年，最大的收獲便是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生哲學。這對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響，後來他甚至自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比如，胡適第一次跟隨同學們去看足球比賽，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讀哲學課本的眼光來看球賽，自然看不出什麽門道；而且，運動員們那麽粗野的拚搶，觀眾那樣拚命的歡呼與狂叫，他看著總有些不順眼，覺得有失大學生的尊嚴和體麵。但是，隨著競爭的愈趨激烈，胡適也漸受感染，漸漸領會到觀眾的熱心。隨後，他偶然回過頭去，看到他認識的一位白發蒼蒼的植物學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樣，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誠心誠意地歡呼狂叫。胡適很受感染，覺得慚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覺地加入了那熱心歡呼的行列。
胡適對美國的政治生活有更濃厚的興趣。從清王朝帝製統治下的中國，初到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民主製度的美國，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組織、政黨、選舉及法律製度，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卻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獨立宣言》是美國立國文書之一，是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顛王國獨立，並宣明此舉正當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屆大陸會議（Setial gress）於費城批準，這一天後成為美國獨立紀念日。
獨立宣言》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前言，闡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闡述政治體製思想，即自然權利學說和主權在民思想；第三部分曆數英國壓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條條罪狀，說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爭獨立的合法性和正義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後一部分，美利堅莊嚴宣告獨立。
胡適最初讀到美國的《獨立宣言》，便大為驚歎，說：“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棱，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辭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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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華盛頓去，常到國會去旁聽。在伊薩卡，也常去市議會旁聽。
有一次市議會到會者八人。朋友告訴他，這八人中一個是大學教員，其餘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煙商、牛乳店主、煤商、雜貨店書記生和建築工師，市長是大學女子宿舍的執事人。前市長是個洗衣店老板，不當市長後便開了這家洗衣。胡適對這一切都很欽佩，覺得其中的“共和平權之精神”特別值得學習。
胡適當然是看不慣種族歧視的。曾經有兩個黑人女學生住在康奈爾的女生宿舍裏，樓裏的白人女生不想與黑人女生同樓居住，於是寫信給校長要將黑人女生趕走。校長采取了折中的辦法，讓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棟樓裏，但是住在單獨一間房子裏，不與白人女生接觸，這其實就是種族隔離。
胡適抱著大同主義的理想，為遭受歧視的黑人學生打抱不平。他寫了一篇文章投到校報批判此事，校報編輯以為此事有損學校名譽，親自找到胡適勸他收回文章。胡適堅持說如果校長將此事公正處理，那他便將文章撤回。後來校長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適亦將文章收回。
胡適對人道主義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為我之國須淩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淩駕他人種……凡國中人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為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即弱肉強食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
以住所為例。胡適原住世界學生會，後來遷居橡街120號。一個人的居室，長13尺，寬9尺，有成套的家具設備。風景也頗好。
據胡適自己描寫說：窗外臨小溪，“溪兩岸多大樹，窗上所見清之柏，溫柔之柳，蒼古之橡。林隙中可見清溪，清淺見底，而上下流皆為急湍”，故水聲奔騰，日夜不絕。
住在這樣窗明幾淨，風景幽美的地方，胡適曾有詩：“窗下山溪不住鳴，中宵到枕更分明。夢回午夜頻猜問，知是泉聲是雨聲?”
胡適曾經給自己製訂生活規律：“每日七時起，每夜十一時必就寢，晨起做體操半時。每日至少讀六時之書，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為輔”。
他讀的書大概中文英文各占一半，另外他在康奈爾讀本科的時候學過德語，所以德文書籍他也常有涉及。
國學淵博的胡適保持了舊時文人的習慣之一：寫詩作詞。基本上是初到一地遊覽要寫詩，送別友人要寫詩，一天中有感而發也要寫詩，他與友人的很多書信往來有時也互相寫的詩。他不僅是寫中文詩，同時也寫了很多英文詩，隻是他寫英文詩比中文詩要少很多。
胡適這一時期寫的詩詞發表的比較少，寫的評論文章則常有發表。胡適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較多的是他對某事某一篇文章的評論，通常是為中國做辯護。另外胡適寫信也非常勤快，據他自己統計，他在1916年內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寫出一千零四十封信。
胡適在課餘的大部分放在了世界學生會(opolitan Club)上，這個組織由各國學生組成，主要是為了增進各國了解和促進世界和平。胡適曾經擔任過該會的主.席一年(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另外胡適也擔任過中國留學生會東部會長，並且是留學生會會刊的主筆。
在學生會的活動，進一步鍛煉了他的演講才能。他生平的一次英文演說是在1911年2月18日的中國學生會上做的。當天是輪到他值日，必須做一個演說。
之後他的演講水平逐步長進，在1914年5月10日，胡適在雪城的世界學生會上做第一次即興演講時，曾被雪城大學的一位曆史教授譽為其生平所聞最佳演說之一。
此後胡適受邀做了各種演講，題目主要是中國國情和世界時局。據他自己統計，他在三年中的演講(1913-1915)超過70多次，胡適也經常在日記中表示對自己演講的得意之情。
最能說明胡適演講水平的是：1917年一月費城Haverfe的校友會要辦年宴，本來請的是康奈爾校長S和美國前總統Taft來做演講，但S當時有事不能來，所以Haverfe的校長fort請胡適作為代替。其實胡適在1915年就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到處演講勞心勞力，決定以後盡量少做演講，但這他這次也知道fort校長對自己“異常優寵，卻之不恭”，於是他就前往費城以“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為題做了一次演講。因為受邀演講和代表康奈爾參加學生會的會議，他經常在美國東北部做為期幾天的短途旅行。
胡適作為生活優裕的留學生，能夠接觸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能夠出入的康大校園內知名教授學者的家庭，接觸到基督教領袖及他們的活動，參加過在教堂裏舉行的隆重婚禮……他在康奈爾時與許多知名教授關係密切，他還是康奈爾前校長Ae(也是康奈爾大學創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長)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時任校長Jaan家中見前美國總統Taft，並和Taft談了對中日關係的看法。(胡適認為“塔氏是一個好人，惟不足任一國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胡適也在各種活動中結交了各國朋友。有一次開會時他為自己結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學子而感到高興，當然他本身也受到這些一流學子的認同。在他的日記裏可經常見到他與友人促膝長談至深夜的描述，他認為與朋友的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悅的。
胡適總是積極參加當地的政治社會事業，他說自己“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種行為，人或嗤之，以為稚氣。其實我頗以為自豪。蓋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適初到美國，開始背著懺悔放浪惡習的沉重包袱，情緒時常有些悲觀。走進這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圈子，受美國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對一切都感到新鮮，羨慕，又難免自慚形穢。
胡適說美國人有一種“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以致“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隨著漸漸融入美國社會，他的悲觀思想情緒就有了很大轉變。與朋友通訊，每以“樂觀”相勸勉；又喜愛卜朗吟的樂觀主義詩歌，他獲得卜朗吟征文獎金的論文，題目就是“論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他自己覺得，去國數年，最大的收獲便是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生哲學。這對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響，後來他甚至自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比如，胡適第一次跟隨同學們去看足球比賽，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讀哲學課本的眼光來看球賽，自然看不出什麽門道；而且，運動員們那麽粗野的拚搶，觀眾那樣拚命的歡呼與狂叫，他看著總有些不順眼，覺得有失大學生的尊嚴和體麵。但是，隨著競爭的愈趨激烈，胡適也漸受感染，漸漸領會到觀眾的熱心。隨後，他偶然回過頭去，看到他認識的一位白發蒼蒼的植物學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樣，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誠心誠意地歡呼狂叫。胡適很受感染，覺得慚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覺地加入了那熱心歡呼的行列。
胡適對美國的政治生活有更濃厚的興趣。從清王朝帝製統治下的中國，初到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民主製度的美國，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組織、政黨、選舉及法律製度，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卻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獨立宣言》是美國立國文書之一，是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顛王國獨立，並宣明此舉正當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屆大陸會議（Setial gress）於費城批準，這一天後成為美國獨立紀念日。
獨立宣言》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前言，闡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闡述政治體製思想，即自然權利學說和主權在民思想；第三部分曆數英國壓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條條罪狀，說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爭獨立的合法性和正義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後一部分，美利堅莊嚴宣告獨立。
胡適最初讀到美國的《獨立宣言》，便大為驚歎，說：“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棱，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辭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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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市議會到會者八人。朋友告訴他，這八人中一個是大學教員，其餘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煙商、牛乳店主、煤商、雜貨店書記生和建築工師，市長是大學女子宿舍的執事人。前市長是個洗衣店老板，不當市長後便開了這家洗衣。胡適對這一切都很欽佩，覺得其中的“共和平權之精神”特別值得學習。
胡適當然是看不慣種族歧視的。曾經有兩個黑人女學生住在康奈爾的女生宿舍裏，樓裏的白人女生不想與黑人女生同樓居住，於是寫信給校長要將黑人女生趕走。校長采取了折中的辦法，讓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棟樓裏，但是住在單獨一間房子裏，不與白人女生接觸，這其實就是種族隔離。
胡適抱著大同主義的理想，為遭受歧視的黑人學生打抱不平。他寫了一篇文章投到校報批判此事，校報編輯以為此事有損學校名譽，親自找到胡適勸他收回文章。胡適堅持說如果校長將此事公正處理，那他便將文章撤回。後來校長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適亦將文章收回。
胡適對人道主義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為我之國須淩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淩駕他人種……凡國中人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為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即弱肉強食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