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林紓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的爭論，說到底是對相關問題看法不同的表達。雖然裏邊摻雜著新與舊的思想碰撞，也很難說到底是誰對誰錯，也不能籠統的說成是所謂先進與落後的較量。
真要人仔細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麵，理在林紓方麵，比如他對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否定一切的極端主義的批評。客觀的講，林紓即便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運動的同盟者。
有些方麵，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邊。對於一場求新變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責備的。
但是，思想觀點方麵的爭論，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煩了。徐樹錚有沒有參與蔡、林的論爭，我們不得而知，反正徐樹錚主導的安福國會表現得極為拙劣，竟因此而鼓動把蔡元培這個北大校長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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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半農曾回憶說：“衛道士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栗栗危懼之中過活。”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蘇江陰人，原名壽彭，後名複，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晚號曲庵，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
清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元年（1912年）後在上海以向鴛鴦蝴蝶派報刊投稿為生。
民國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積極投身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
民國九年（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民國十年（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國文係教授，講授語音學。
主要作品有詩集《揚鞭集》《瓦釜集》和《半農雜文》。
蔡元培做為體製中人，對來自政治上的壓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連對北大的改革能夠理解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對《新潮》雜誌大膽批評傳統的言論表示擔憂。
內稱；“近傾所慮，乃在因批評而起辨難，因辨難而涉意氣。倘稍逾學術範圍之外，將益啟黨派新舊之爭，此則不能不引為隱憂耳。”
同時勸導說：“凡是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恒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時論糾紛，喜為抨擊，沒有悠悠之詞，波及全體，尤為演進新機之累。”
他期望北大師生“遵循軌道”，穩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後回複傅增湘：堅信“大學兼容並包之旨，實為國學發展之資”，同時懇請總長代為“消弭局外失實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勵諸生，為學問之竟進，不為逾越軌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寫，但完全表達了蔡元培的意見。從回函中。不難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對於一直挺自己的這位總長，也給予了應有的尊重。
大總統徐世昌也因此事，幾次召見蔡元培等學界人士，了解情況。顯然，他也遭受到了來自安福係的壓力。
看來，這並非林紓老先生的本意。或許，連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動登報向蔡元培等人認錯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越來越成為國人關注的聚焦熱點。
前邊提到過，蔡元培和所有的國民一樣，覺得一戰勝利了，又有美國總統提出的代表公平正義的“十四點建議”，從此，中國就可以徹底告別受欺辱的曆史。
但是，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滅。
1919年5月3日，淩晨，一輛疾馳的馬車停在了北平東堂子胡同。這裏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家。車上下來一個人，他是蔡元培的摯友，北洋政府原外交總長汪大燮，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巴黎和會外交後援會的委員長。
他給蔡元培帶來的是一個壞消息。
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態度轉變了，同意了日本的無理要求。這個消息，讓渴望“公理戰勝強權”的蔡元培驚呆了。
汪大燮告訴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156、157、158條款，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而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卻密電巴黎，授意陸征祥在合約上簽字。
汪大燮說，國民外交協會已致電在巴黎的外交總長陸征祥：“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
在汪大燮看來，光靠國民外交協會，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國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那裏有一大群有正義感的教授，有幾千名有愛國心的學生，隻要北大點起火種，勢必能燃燒全國，能驚醒民眾。那就有可能力挽狂瀾，製止政府的賣國外交。
可是，對於學生運動，蔡元培一向有保留。他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任何的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他更不讚成學生離開課堂上街示威，遊行請願。
去年五月二十日，為了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北大學生也曾到總統府遊行請願，當時蔡就曾極力勸阻。在他看來，學生運動無異於洪水。
蔡元培去見了陳獨秀，這位當初稱威爾遜可算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這位光講空話的“威大炮”。兩人避開敏感的話題，陳獨秀表示要在《每周評論》上專做火藥味很濃的鼓動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愛國行動。
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北大本是消息靈通的所在，沒多久，北大校園裏已是另一種景象。當初曾到美國使館前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的學生們，開始高聲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晚上7點，北大法科講堂莊嚴、肅穆。全校一千多位學生靜靜地湧入會場，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學校，也派出了他們的代表。他們已經得知了政府妥協的消息。
大會先請《京報》主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情況。緊接著上台發言的有張國燾、許德珩、謝紹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這些熱血青年個個義憤填膺，聲淚俱下。最令全場感動的是那位法科學生謝紹敏，他在發言結束時當場齧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把會場氣氛推向了悲壯激烈的高潮。
大會鼓掌通過了四項決議：
一、聯合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愛國示威遊行；
四、定於明天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為了籌備這次遊行示威的經費，由傅斯年帶頭，學生們排起長隊，依次將身上所帶的銀元、銅板、戒指、手表、鋼筆等錢物，擲到台上的捐贈箱裏。
當各校代表匆匆趕回去準備後，大會還在繼續，同學們開始了自由發言。一位山東學生提議，要求懲治當初出賣主權，幫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經手各項賣國性借款的幣製局總裁陸宗輿。會場上掌聲和歡呼聲同時爆響，表示出極端的讚成。又有人說，章宗祥這次帶著日本小老婆回國時，中國留日學生手舉白旗送喪似地跟著他，白旗丟了一車廂，我們為何不對他們三位也來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給賣國賊送白旗。
當夜，住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撐蚊帳的竹竿和白床單做起了旗子。長竹竿插上大旗，短竹竿插上小旗子。到天亮時，幾乎每一位北大學生手裏都有旗子。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
人群中的愛國情緒已到了沸點，慷慨激昂的演說聲，悲憤激烈的口號聲，回蕩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會通過了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隨後又散發了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在一片“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不承認和約”的口號聲中，奔向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
可以說，每一個青年，都會有狂熱追求理想和真理的衝動，乃至於不惜犧牲生命的代價。在20世紀初那樣一個國家興亡的時刻，挺身而出、拯救國家幾乎是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追求理想的最高時尚，讓人可歌可泣。雖然，這種熱情和衝動，有些時候也可能被濫用。
真要人仔細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麵，理在林紓方麵，比如他對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否定一切的極端主義的批評。客觀的講，林紓即便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運動的同盟者。
有些方麵，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邊。對於一場求新變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責備的。
但是，思想觀點方麵的爭論，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煩了。徐樹錚有沒有參與蔡、林的論爭，我們不得而知，反正徐樹錚主導的安福國會表現得極為拙劣，竟因此而鼓動把蔡元培這個北大校長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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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半農曾回憶說：“衛道士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栗栗危懼之中過活。”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蘇江陰人，原名壽彭，後名複，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晚號曲庵，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
清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元年（1912年）後在上海以向鴛鴦蝴蝶派報刊投稿為生。
民國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積極投身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
民國九年（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民國十年（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國文係教授，講授語音學。
主要作品有詩集《揚鞭集》《瓦釜集》和《半農雜文》。
蔡元培做為體製中人，對來自政治上的壓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連對北大的改革能夠理解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對《新潮》雜誌大膽批評傳統的言論表示擔憂。
內稱；“近傾所慮，乃在因批評而起辨難，因辨難而涉意氣。倘稍逾學術範圍之外，將益啟黨派新舊之爭，此則不能不引為隱憂耳。”
同時勸導說：“凡是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恒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時論糾紛，喜為抨擊，沒有悠悠之詞，波及全體，尤為演進新機之累。”
他期望北大師生“遵循軌道”，穩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後回複傅增湘：堅信“大學兼容並包之旨，實為國學發展之資”，同時懇請總長代為“消弭局外失實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勵諸生，為學問之竟進，不為逾越軌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寫，但完全表達了蔡元培的意見。從回函中。不難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對於一直挺自己的這位總長，也給予了應有的尊重。
大總統徐世昌也因此事，幾次召見蔡元培等學界人士，了解情況。顯然，他也遭受到了來自安福係的壓力。
看來，這並非林紓老先生的本意。或許，連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動登報向蔡元培等人認錯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越來越成為國人關注的聚焦熱點。
前邊提到過，蔡元培和所有的國民一樣，覺得一戰勝利了，又有美國總統提出的代表公平正義的“十四點建議”，從此，中國就可以徹底告別受欺辱的曆史。
但是，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滅。
1919年5月3日，淩晨，一輛疾馳的馬車停在了北平東堂子胡同。這裏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家。車上下來一個人，他是蔡元培的摯友，北洋政府原外交總長汪大燮，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巴黎和會外交後援會的委員長。
他給蔡元培帶來的是一個壞消息。
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態度轉變了，同意了日本的無理要求。這個消息，讓渴望“公理戰勝強權”的蔡元培驚呆了。
汪大燮告訴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156、157、158條款，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而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卻密電巴黎，授意陸征祥在合約上簽字。
汪大燮說，國民外交協會已致電在巴黎的外交總長陸征祥：“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
在汪大燮看來，光靠國民外交協會，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國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那裏有一大群有正義感的教授，有幾千名有愛國心的學生，隻要北大點起火種，勢必能燃燒全國，能驚醒民眾。那就有可能力挽狂瀾，製止政府的賣國外交。
可是，對於學生運動，蔡元培一向有保留。他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任何的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他更不讚成學生離開課堂上街示威，遊行請願。
去年五月二十日，為了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北大學生也曾到總統府遊行請願，當時蔡就曾極力勸阻。在他看來，學生運動無異於洪水。
蔡元培去見了陳獨秀，這位當初稱威爾遜可算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這位光講空話的“威大炮”。兩人避開敏感的話題，陳獨秀表示要在《每周評論》上專做火藥味很濃的鼓動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愛國行動。
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北大本是消息靈通的所在，沒多久，北大校園裏已是另一種景象。當初曾到美國使館前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的學生們，開始高聲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晚上7點，北大法科講堂莊嚴、肅穆。全校一千多位學生靜靜地湧入會場，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學校，也派出了他們的代表。他們已經得知了政府妥協的消息。
大會先請《京報》主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情況。緊接著上台發言的有張國燾、許德珩、謝紹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這些熱血青年個個義憤填膺，聲淚俱下。最令全場感動的是那位法科學生謝紹敏，他在發言結束時當場齧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把會場氣氛推向了悲壯激烈的高潮。
大會鼓掌通過了四項決議：
一、聯合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愛國示威遊行；
四、定於明天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為了籌備這次遊行示威的經費，由傅斯年帶頭，學生們排起長隊，依次將身上所帶的銀元、銅板、戒指、手表、鋼筆等錢物，擲到台上的捐贈箱裏。
當各校代表匆匆趕回去準備後，大會還在繼續，同學們開始了自由發言。一位山東學生提議，要求懲治當初出賣主權，幫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經手各項賣國性借款的幣製局總裁陸宗輿。會場上掌聲和歡呼聲同時爆響，表示出極端的讚成。又有人說，章宗祥這次帶著日本小老婆回國時，中國留日學生手舉白旗送喪似地跟著他，白旗丟了一車廂，我們為何不對他們三位也來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給賣國賊送白旗。
當夜，住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撐蚊帳的竹竿和白床單做起了旗子。長竹竿插上大旗，短竹竿插上小旗子。到天亮時，幾乎每一位北大學生手裏都有旗子。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
人群中的愛國情緒已到了沸點，慷慨激昂的演說聲，悲憤激烈的口號聲，回蕩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會通過了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隨後又散發了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在一片“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不承認和約”的口號聲中，奔向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
可以說，每一個青年，都會有狂熱追求理想和真理的衝動，乃至於不惜犧牲生命的代價。在20世紀初那樣一個國家興亡的時刻，挺身而出、拯救國家幾乎是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追求理想的最高時尚，讓人可歌可泣。雖然，這種熱情和衝動，有些時候也可能被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