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生》之後，林紓又作《妖夢》。這篇小說記述鄭思康夢遊陰曹地府的經曆，說陰曹地府裏有一所白話學堂，學堂門外有楹聯一副：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什麽東西。
學堂裏還有一間“斃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學堂內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叫“元緒”顯然影射蔡元培；教務長叫“田恒”，顯然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叫“秦二世”，顯然影射胡適之。對於這“鬼中三傑”，作者林紓痛恨無比，罵得粗俗刻薄無聊。小說結尾處，作者讓陰曹地府中的“阿修羅王”出場，將白話學堂中的這些“無五倫之禽獸”通通吃掉，化之為糞。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讀書人、寫書人風骨與人格。
恰好這個時候，趙體孟希望出版明遺民劉應秋的作品，請求蔡元培幫助介紹梁啟超、章太炎、嚴複、林紓等學術大家寫個字或題個辭。蔡元培對這些文化項目從來格外熱心有求必應，他分別給這幾位寫了信。
收到蔡元培真摯、尊敬的來信，林紓很為感動。他們原本就是熟人，隻是多年來不曾聯係。現在自己寫了一篇涉嫌攻擊蔡元培的小說，此時此地林紓無論如何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他一方麵囑人將還沒有發表的第二篇小說《妖夢》追回不再發表，另一方麵借回信之機直抒心胸，坦言自己對新文化的看法，直率表達對蔡元培的不滿意。
五四新思潮中確實有許多不恰當的言論，這些言論也多少都與北大有關，因此林紓對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的不作為非常不滿，他認為，“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據此反觀蔡校長的言論，在他看來，確是辜負了全國父老之重托。
林紓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公開信,就是當時有名的《致蔡鶴卿書》。林書主要向蔡提出兩點責難.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學教學內容有"覆孔孟,鏟倫常";其二是盡廢古書,用方言。
林紓說得不好聽，但蔡元培並不以為是惡意，因為冷靜想想，蔡元培似乎也承認新文化運動也不是沒有問題。但是，據說，真正讓蔡元培生氣的是張厚載。
張厚載是北大在校生，卻在這個時候給蔡校長發來一封很不客氣的信。信中說了兩層意思，第一，他告訴蔡校長，《新申報》所載林琴南先生的小說，是從我這裏轉寄的。現在還有一篇攻擊陳獨秀、胡適之兩先生的小說，並有牽涉蔡校長的地方。這份稿子寄出後，林紓先生來函請求撤回，理由是蔡校長請他為劉應秋文集作序。現在比較為難的是，這篇稿子已寄往上海，殊難中止。倘有因此瀆犯了蔡校長，務乞大度包容，不要怪罪林先生。第二，張厚載以為林紓致蔡校長的那封信肯定是新文化運動思想史“最有趣味”的材料，他希望蔡校長能對林紓的這封信有個正麵的回應。張厚載之所以這樣說，大約與其身份有關，因為他不僅是北大在校生，而且還兼任《神州日報》記者。
張厚載之前與北大新派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半農，以及新派學生傅斯年等有過節，他們一起爭論過舊戲的得失，張厚載不知妥協，讓這些新派教授很不高興。這大約也影響了張厚載在蔡校長那裏的印象。
張厚載還是林紓在五城中學堂時的學生。張厚載與新文化主流有分歧，自然又容易與林紓建立情誼。或者說，正因為他們之間有著這樣的情誼與交往，方才使張厚載在理念上與新文化主流過不去。但是不管怎麽說，他向蔡校長解釋林紓的第二篇小說追不回來或許是事實，他請求蔡校長就林紓的來信表達意見，說起來應該也沒什麽大錯。
但是，把北大的名聲看得比什麽都重的蔡元培，接到張厚載的這封信後火氣卻特別大。
他在回複張厚載的信中說，作為北大學生，明知林紓先生的小說是刻意攻擊本校教員，是醜聞，繼續承擔轉交使命，令人難以理解。與林紓先生有師生之誼，固然宜愛林君；但畢竟也是北大學生，更宜愛護本校。林紓先生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北大名譽，“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那麽你對母校愛護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還表示，自己平生從來不喜歡“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紓先生罵我，我將“哀矜之不暇”，隻是替他難過，哪裏還有什麽遺憾不理解呢？要說我有什麽不理解的話，還是你張厚載先生如此愛護“本師”林紓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愛林君，還是害林君呢”？
在複張厚載信的同時，蔡元培也給林紓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樣發表在《公言報》上。在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紓對北大，對陳獨秀，對胡適等人的攻擊或批評略有辯解。
就事實而言，蔡元培分三點解釋辯白北大並沒有林紓所說的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這三件事情。借此機會，蔡元培公開重申自己辦大學的兩點主張：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二、對於教員，以學術水平造詣為主。教員在學校的講授，以無背於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言論、行動，悉聽自由，學校從不過問，當然也就不能代其負責。
蔡元培強調，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亦曾在各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假使有人批評您老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學，難道不覺得好笑嗎？然則革新一派，即或偶有過激之論，但隻要與學校課程沒有多大關係，何必強以其責任盡歸之於學校呢”？
蔡元培的解釋或許有道理，但在林紓看來，他並不是指責蔡元培對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與那些年輕激進分子特殊關係，對這些文化激進主義者稍作提醒，不要讓他們毫無顧忌鼓吹過激之論，對傳統，對文學，盡量持一種適度保守的態度。
林紓似乎清醒地知道，他與胡適、陳獨秀這些年輕人發生衝突，對自己並沒有多少好處，肯定會招致一些人的攻擊謾罵，但因為事關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棄自己的原則聽之任之。林紓決心與新文化的倡導者們周旋到底。
然而林紓為道義獻身的想法並不被新知識分子圈所認同，當他的《荊生》、《妖夢》及致蔡元培公開信發表後，立即引起新知識分子圈集體反對。李大釗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應該本著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來同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
魯迅也抓住林紓自稱“清室舉人”卻又在“中華民國”維護綱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諷，敬告林紓既然不是敝中華民國的人，以後就不要再幹涉敝國事情了罷。
與此同時，《每周評論》第12號全文轉載林紓這篇影射小說《荊生》。下一期即第13號組織文章對《荊生》逐段點評，並摘錄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數十家報章雜誌譴責林紓這篇影射小說的文章，以《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為題，作為“特別附錄”發表。
林紓（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國近代文學家，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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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人，官教論，考進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名益著，於是任北京大學講席。
辛亥革命後，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誌學校教學，推重桐城派古文。
這是個傳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語卻和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譯作。
林紓翻譯小說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接著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 餘種。介紹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鍾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
林紓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於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5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3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記》，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菲爾丁的《洞冥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裏德的《吟邊燕語》，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巴爾紮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紓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特別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曾讓洛陽“一時紙貴”。
學堂裏還有一間“斃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學堂內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叫“元緒”顯然影射蔡元培；教務長叫“田恒”，顯然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叫“秦二世”，顯然影射胡適之。對於這“鬼中三傑”，作者林紓痛恨無比，罵得粗俗刻薄無聊。小說結尾處，作者讓陰曹地府中的“阿修羅王”出場，將白話學堂中的這些“無五倫之禽獸”通通吃掉，化之為糞。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讀書人、寫書人風骨與人格。
恰好這個時候，趙體孟希望出版明遺民劉應秋的作品，請求蔡元培幫助介紹梁啟超、章太炎、嚴複、林紓等學術大家寫個字或題個辭。蔡元培對這些文化項目從來格外熱心有求必應，他分別給這幾位寫了信。
收到蔡元培真摯、尊敬的來信，林紓很為感動。他們原本就是熟人，隻是多年來不曾聯係。現在自己寫了一篇涉嫌攻擊蔡元培的小說，此時此地林紓無論如何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他一方麵囑人將還沒有發表的第二篇小說《妖夢》追回不再發表，另一方麵借回信之機直抒心胸，坦言自己對新文化的看法，直率表達對蔡元培的不滿意。
五四新思潮中確實有許多不恰當的言論，這些言論也多少都與北大有關，因此林紓對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的不作為非常不滿，他認為，“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據此反觀蔡校長的言論，在他看來，確是辜負了全國父老之重托。
林紓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公開信,就是當時有名的《致蔡鶴卿書》。林書主要向蔡提出兩點責難.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學教學內容有"覆孔孟,鏟倫常";其二是盡廢古書,用方言。
林紓說得不好聽，但蔡元培並不以為是惡意，因為冷靜想想，蔡元培似乎也承認新文化運動也不是沒有問題。但是，據說，真正讓蔡元培生氣的是張厚載。
張厚載是北大在校生，卻在這個時候給蔡校長發來一封很不客氣的信。信中說了兩層意思，第一，他告訴蔡校長，《新申報》所載林琴南先生的小說，是從我這裏轉寄的。現在還有一篇攻擊陳獨秀、胡適之兩先生的小說，並有牽涉蔡校長的地方。這份稿子寄出後，林紓先生來函請求撤回，理由是蔡校長請他為劉應秋文集作序。現在比較為難的是，這篇稿子已寄往上海，殊難中止。倘有因此瀆犯了蔡校長，務乞大度包容，不要怪罪林先生。第二，張厚載以為林紓致蔡校長的那封信肯定是新文化運動思想史“最有趣味”的材料，他希望蔡校長能對林紓的這封信有個正麵的回應。張厚載之所以這樣說，大約與其身份有關，因為他不僅是北大在校生，而且還兼任《神州日報》記者。
張厚載之前與北大新派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半農，以及新派學生傅斯年等有過節，他們一起爭論過舊戲的得失，張厚載不知妥協，讓這些新派教授很不高興。這大約也影響了張厚載在蔡校長那裏的印象。
張厚載還是林紓在五城中學堂時的學生。張厚載與新文化主流有分歧，自然又容易與林紓建立情誼。或者說，正因為他們之間有著這樣的情誼與交往，方才使張厚載在理念上與新文化主流過不去。但是不管怎麽說，他向蔡校長解釋林紓的第二篇小說追不回來或許是事實，他請求蔡校長就林紓的來信表達意見，說起來應該也沒什麽大錯。
但是，把北大的名聲看得比什麽都重的蔡元培，接到張厚載的這封信後火氣卻特別大。
他在回複張厚載的信中說，作為北大學生，明知林紓先生的小說是刻意攻擊本校教員，是醜聞，繼續承擔轉交使命，令人難以理解。與林紓先生有師生之誼，固然宜愛林君；但畢竟也是北大學生，更宜愛護本校。林紓先生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北大名譽，“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那麽你對母校愛護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還表示，自己平生從來不喜歡“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紓先生罵我，我將“哀矜之不暇”，隻是替他難過，哪裏還有什麽遺憾不理解呢？要說我有什麽不理解的話，還是你張厚載先生如此愛護“本師”林紓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愛林君，還是害林君呢”？
在複張厚載信的同時，蔡元培也給林紓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樣發表在《公言報》上。在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紓對北大，對陳獨秀，對胡適等人的攻擊或批評略有辯解。
就事實而言，蔡元培分三點解釋辯白北大並沒有林紓所說的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這三件事情。借此機會，蔡元培公開重申自己辦大學的兩點主張：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二、對於教員，以學術水平造詣為主。教員在學校的講授，以無背於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言論、行動，悉聽自由，學校從不過問，當然也就不能代其負責。
蔡元培強調，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亦曾在各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假使有人批評您老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學，難道不覺得好笑嗎？然則革新一派，即或偶有過激之論，但隻要與學校課程沒有多大關係，何必強以其責任盡歸之於學校呢”？
蔡元培的解釋或許有道理，但在林紓看來，他並不是指責蔡元培對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與那些年輕激進分子特殊關係，對這些文化激進主義者稍作提醒，不要讓他們毫無顧忌鼓吹過激之論，對傳統，對文學，盡量持一種適度保守的態度。
林紓似乎清醒地知道，他與胡適、陳獨秀這些年輕人發生衝突，對自己並沒有多少好處，肯定會招致一些人的攻擊謾罵，但因為事關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棄自己的原則聽之任之。林紓決心與新文化的倡導者們周旋到底。
然而林紓為道義獻身的想法並不被新知識分子圈所認同，當他的《荊生》、《妖夢》及致蔡元培公開信發表後，立即引起新知識分子圈集體反對。李大釗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應該本著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來同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
魯迅也抓住林紓自稱“清室舉人”卻又在“中華民國”維護綱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諷，敬告林紓既然不是敝中華民國的人，以後就不要再幹涉敝國事情了罷。
與此同時，《每周評論》第12號全文轉載林紓這篇影射小說《荊生》。下一期即第13號組織文章對《荊生》逐段點評，並摘錄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數十家報章雜誌譴責林紓這篇影射小說的文章，以《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為題，作為“特別附錄”發表。
林紓（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國近代文學家，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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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人，官教論，考進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名益著，於是任北京大學講席。
辛亥革命後，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誌學校教學，推重桐城派古文。
這是個傳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語卻和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譯作。
林紓翻譯小說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接著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 餘種。介紹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鍾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
林紓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於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5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3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記》，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菲爾丁的《洞冥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裏德的《吟邊燕語》，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巴爾紮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紓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特別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曾讓洛陽“一時紙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