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必然帶來的結果是利益的再分配。


    要減少變法的阻力,確保變法的順利進行,切記在變法的過程中,要盡可能的少傷害個人的切身利益。


    因為正像一位偉人說那樣,幾何公理觸犯了個人利益,也會遭到人們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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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維新派的這些個讀書人可不管這些。


    為了精簡機構,裁減冗員,減輕財政負擔,他們竟然一口氣撤掉了一百多個衙門。一萬多個官員,因此而丟掉了飯碗。


    沒安置好和尚就拆廟,能不搞得和尚到處鬧嗎?


    這些人有很多是支持變法的,也對變法寄以厚望,他們中的多數至少是處於觀望之中。可現在倒好,都被推到了維新派的對立麵。


    其實,無論是維新派還是保守派,歸根結底都是想把國家搞好的,沒有幾個人是故意要把國家搞壞的;包括西太後也不例外。


    一開始她一定就反對變法嗎?未必。如果變法能把國家搞好她能不樂見嗎?


    我們說這樣的話並非是沒有根據。比如,就在她政變以後,還是把維新運動中辦的京都大學堂保留下來。


    而在八國聯軍進北京,她外出逃難回來,所實行的新政比維新變法的力度要大得多。


    但是,維新派想要她的命,她能坐視不理嗎?


    還有就是,不管什麽改.革,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是不行的,而維新變法運動不過是少數社會精英的活動。


    可悲的是,當慈禧發動的政變成功的消息傳出後,有記載,民間很多地方傳出的卻是一片歡呼之聲。可見維新派的主張,並沒有多少的民意支持,至少不被廣大民眾所理解。


    更可悲的是,大英雄譚嗣同在被押赴刑場的路上,遭到的是路邊很多很多圍觀百姓用爛采葉等的攻擊。


    很明顯,這些人是想表明自己是大清的順民,要和譚嗣同這樣的“反叛”之人劃清界限。


    這樣的事現在的人們是很難理解的,但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是真的,是真真實實發生過的事情。


    魯.迅的小說《藥》,有類似的情節。當革命者夏喻在囚禁他的監獄中,對獄卒說:“這大請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現在看來是道理多麽普通的一句話,但當時卻被獄卒當作異端邪說,因此而對革命者夏喻一頓痛打。當刑場上砍革命者夏喻頭的劊子手,在茶館裏和眾人講述著這件事的時候,大家的一致認識是:革命者夏喻這是在說瘋話。


    今天人們的認識,表明的是曆史已經是大步向前了。


    在戊戌變法正紅紅火火的進行之中時,有外國人問康有為:你們要辦那麽多事,錢從那裏來?


    康有為竟說可以把新疆和西藏這些國土賣掉換成錢。


    滿清後期最後窮得沒辦法,也不過是公然賣官。而我們這位戊戌運動的領.袖,竟然想賣國土?


    如果,我們是說如果,維新派若是勝了,這位戊戌變法的領.袖肯定會官列首輔,


    如果他真的賣起國土來,誰知道他會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麽樣的惡果?


    人們常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康有為等人在兵力上,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京畿附近榮祿手握十多萬大軍,而袁世凱手裏不過是區區七千人,而且遠在小站。


    就算袁世凱能全心全意地忠於維新派,不也是杯水車薪嗎?


    當然,戊戌變法是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的。


    對於腐朽的清王朝統治下的,封閉、落後的國家和民眾是一次偉大的啟蒙,促進了思想的解放,也給予走向末路的封建專製統治以沉重的打擊。


    為思想文化的發展,為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乃至為中國走向民主和共和是立下不朽功勳的。


    無論如何,袁世凱對戊戌變法運動的失敗,是起不到那麽大的作用,這應該是事實。


    至於他欺騙那些熱血誌士們,答應人家了又去告密,這樣的行徑肯定是很不光彩的。


    袁世凱自己是怎麽說的呢?


    他在他的《自書戊戌紀略》中這樣寫到:“皇太後聽政三十餘年,迭削大難,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況今上為皇太後命立,亦有君臣之義,且有母子之分,天下豈有無君無母之國哉!……乃譚嗣同等煽惑搆亂,離間兩宮,竟欲陷君於不義,詎為天理所能容?


    “當其謀亂之時,國之危機有三:倘其凶謀果逞,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其危一;設予梢露主角,該黨必將害我,以其黨代之,內有悍徒,外有勁旅,何堪設想?其危二;或者發泄後榮相不即入樞廷,善為調合,保全上位,各國必將借**訌,匪黨挾以有辭,將至不可收拾,其危三。


    “賴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幸得佑免三危。然禍機之來,間不容發,亦雲險矣。


    “予世受國朝重恩,幼受庭訓,自通籍十七年,隻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無論人知與不知,而力任勞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諸口;不料逢此隉杌,幾涉奇險。然區區此行,意在誅鋤誤君誤國之徒,該黨無禮於君,予為鷹鸇之逐,亦仁臣之大義。皎皎此心,可質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


    “倘該黨等凶謀果逞,必將難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勢也。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計也。”


    每個人都不容易,為了自保沒什麽可以過多責備的。但為自保而出賣誌士同仁,這就已經很無恥了,用我們常說的話,為利己可以害人嗎?


    是不是因為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西太後的政變我們可以不論,但有史料記載,因為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更多的誌士仁人流血犧牲這肯定是事實。


    而做了這樣可恥的事,再把自己打扮成忠君愛國愛民之人,就令人作嘔了。


    同樣一個袁世凱,被他在這裏痛斥和謾罵的“戊戌六君子”,在事隔十餘年後,又受到他的大力表彰。


    隻是,那個時候,他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一九一四年一月,四川民政長陳廷傑將戊戌六君子中的劉光弟、楊銳生平事跡造具清冊,上呈大總統袁世凱,並要求袁世凱下令他省將譚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跡造具清冊,一並從優議恤,特予表彰。


    袁世凱於一月二十八日批令:“立國大經,首陪元氣,式廬封墓,自昔為然。所呈四川前清故紳楊銳、劉光第事實清冊,詳加披閱,慨慕良深。自應特闡幽光,用彰先烈,交內務府從優獎恤以眧激勸。


    “並由該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廣東各省民政長,迅即造具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各事實清冊,並予矜恤,用示崇德報功之意。”


    也是同一個袁世凱,在他的《自書戊戌紀略後》中,表白自己世受大清的國恩,如何忠君。


    而為了當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他又是怎樣的,把清代最後一個皇帝溥儀,一對兒孤兒寡母玩弄於股掌之中。


    或許有人會說,此一時,彼一時也。


    筆者倒是更認為像袁世凱這樣的政客,大家真不要拿他們的有些話當真。當然,這是後話。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榮祿為使北洋各軍聯為一氣,便於指揮和管控,奏請成立武衛軍。以聶士成所部武毅軍為武衛前軍,董福祥所部甘軍為武衛後軍,宋慶所部毅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所部新建陸軍為武衛右軍。


    從此,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為武衛右軍。


    一八九九年一月,西太後召見袁世凱,賞其在西苑門內騎馬,並乘坐船隻拖床。


    三月,交部優敘。六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袁世凱又升官了。


    鮮血染紅頂,這應該是出賣維新運動的誌士們,所獲得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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