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深夜，譚嗣同隻身來到法華寺袁世凱的住處。
梁啟超在其《譚嗣同傳》中，是這樣寫譚嗣同和袁世凱的對話的。
參加的人隻有徐世昌。
譚問袁：“君謂皇上如何人也？”
袁答：“曠代之聖主也。”
譚問：“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
袁答：“固有所聞。”
譚即直出光緒皇帝密詔，對袁說：“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說：“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上乃我輩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
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祿所節製，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複大權，清軍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
譚問：“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徐世昌在一旁插話說：“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指袁世凱）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來籠絡耳。……榮戝心計險極巧極之除，慰師豈不知之？”
譚說：“榮祿固（曹）操、（王）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
許多記史的書接著是這樣寫的：譚嗣同聽了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辭，以為袁世凱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忠心貫日的話打動了，又與袁世凱密商一陣。
袁世凱最後說：“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
表示要趕快回天津加緊部署，譚嗣同遂起身告辭。
十九日，徐世昌回天津。西太後由頤和園回宮。
二十日，光緒皇帝再次召見了袁世凱，袁世凱也當麵向光緒皇帝表白了一個臣子的忠心。奏稱變法不能太急，隻可讓張之洞等明達時務，老成持重的人物讚襄主持，新進諸臣閱曆太淺，辦事不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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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之後他就向人散布說：“皇上若責我以練兵，我不敢不奉詔；若他事，則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顯表露出自己要與維新派畫若鴻溝之意。
當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趕回天津，直奔榮祿的總督衙門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後在宮內發動政變，宣布重新訓政，光緒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時下令捉拿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
康有為在政變前一日逃離北京。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在日本人掩護下前往日本。
譚嗣同與俠士王五謀救光緒皇帝，沒有成功。
日本人勸譚嗣同逃跑，他不聽，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林旭、康廣仁、楊銳、劉光弟、楊深秀被殺於北京菜市口，被後人稱為“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在臨刑時大呼：“有心殺戝，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從此成了富於犧牲精神，舍身取義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凱則成了出賣維新變法之人而留下千古罵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謠在社會上流傳：“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因為袁世凱二十日的告密，而導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後發動政變，這幾乎成了一種習慣說法。
但是，有人經過研究後後提出異議。
他們認為，袁世凱二十日下午從北京回天津，到榮祿處告密不假，這一點袁世凱本人也不否認。
但西太後二十一日晨發動政變卻和袁世凱的告密沒有關係。
因為，從時間上，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時間已經是很晚了，夜裏已經沒有從天津去北京的火車。
而電報京師那邊都掌握在維新派手，無法用電報和北京聯係，也就是說榮祿沒有時間和條件，把袁世凱告密的事在發動政變前報告西太後。
那個時候，維新派沒有什麽嚴密的組織記律，京城守舊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觀喪氣的情緒下，拿袁世凱這個救名的稻草，給自己的人加油打氣，可能已經成了掛在嘴上的事。
這樣的事，西太後從別處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筆者也傾向於這樣的觀點，理由倒不是因為時間。
比如沒有火車遇有緊急情況榮祿不能發專列嗎？守舊派勢力那麽大，電報聯係未必就沒有辦法，快馬加鞭跑死幾匹馬也是可以辦到的。
而一個最簡單的根據是：如果袁世凱想告密立功，為什麽在北京不直接到慈禧太後那裏告，而要繞個大圈子，回到天津報告榮祿呢？
如果有人說，袁世凱見不到西太後，不要忘了袁世凱和李蓮英可是朋友。
而李蓮英對維新變法是恨得要死，曾經和亦劻在一起哭著跪求西太後重新訓政。
袁世凱為什麽要到榮祿那裏告密，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自保。
他本身就曾經是維新變法的積極分子，關鍵時候被光緒皇帝傳到北京。一次次的接見，升官的事又滿城風雨。形勢已經相當危機，一旦維新派倒台，他袁世凱逃脫得幹係嗎？
維新變法他是讚成，但在必敗的局麵下，為了這搞不成的變法丟了身家性命，袁世凱當然不幹。
他可不是譚嗣同那樣的大英雄，一事當前，首要的事還是要為自己打算。
而據有的史料記載：榮祿得知袁世凱告密的事情後，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報告，而是不知道怎麽辦好？
一邊是皇帝，一邊是老佛爺。人家說到底是一家人，是母子兩個。
人家母子的事別人怎麽摻和？弄得不好，事過之後，人家母子沒事了，在裏邊摻和的人反而弄一身毛病。
伴君如伴虎，曹營的事難辦。
就在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第二天傳來了西太後政變的消息。
於是，榮祿馬上赴京，向老佛爺報告袁世凱提供的情報。
袁世凱對得起他，他也要對得起袁世凱。
因為有史料記載，西太後對袁世凱是有戒心的，榮祿也曾調集部隊對袁世凱部進行了監視。
其實，戊戌變法是不會成功的。
首先，我們看到了，主持變法的人都是書生，不是做事的人。書生意氣，以為隻要他們想變，就什麽都能變。
我們前邊說過了，這樣的改革是相當艱難的事。而這些書生們，對此卻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甚至連基本的概念都沒有。
戊戌變法用袁世凱的話說是急不得的，必須要循序漸進。而這群書生們卻大刀闊斧，無所顧及。
舉一個例子。在一百多一點的時間裏，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一共頒布的新政的詔令和諭旨，就有一百八十多個。
開始底下還當回事，後來應接不暇，不會幹，也幹不過來，幹脆看都不看的扔到了一邊。
上邊的這些人挖空心思，反複商討，反複論證，反複修改，好不容易搞出來的東西。到了下麵竟成了一張廢紙，豈不可悲？
做成一件事那麽容易嗎？但在維新派的這些書生看來簡直如同兒戲。
梁啟超在其《譚嗣同傳》中，是這樣寫譚嗣同和袁世凱的對話的。
參加的人隻有徐世昌。
譚問袁：“君謂皇上如何人也？”
袁答：“曠代之聖主也。”
譚問：“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
袁答：“固有所聞。”
譚即直出光緒皇帝密詔，對袁說：“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說：“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上乃我輩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
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祿所節製，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複大權，清軍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
譚問：“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徐世昌在一旁插話說：“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指袁世凱）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來籠絡耳。……榮戝心計險極巧極之除，慰師豈不知之？”
譚說：“榮祿固（曹）操、（王）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
許多記史的書接著是這樣寫的：譚嗣同聽了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辭，以為袁世凱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忠心貫日的話打動了，又與袁世凱密商一陣。
袁世凱最後說：“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
表示要趕快回天津加緊部署，譚嗣同遂起身告辭。
十九日，徐世昌回天津。西太後由頤和園回宮。
二十日，光緒皇帝再次召見了袁世凱，袁世凱也當麵向光緒皇帝表白了一個臣子的忠心。奏稱變法不能太急，隻可讓張之洞等明達時務，老成持重的人物讚襄主持，新進諸臣閱曆太淺，辦事不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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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之後他就向人散布說：“皇上若責我以練兵，我不敢不奉詔；若他事，則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顯表露出自己要與維新派畫若鴻溝之意。
當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趕回天津，直奔榮祿的總督衙門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後在宮內發動政變，宣布重新訓政，光緒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時下令捉拿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
康有為在政變前一日逃離北京。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在日本人掩護下前往日本。
譚嗣同與俠士王五謀救光緒皇帝，沒有成功。
日本人勸譚嗣同逃跑，他不聽，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林旭、康廣仁、楊銳、劉光弟、楊深秀被殺於北京菜市口，被後人稱為“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在臨刑時大呼：“有心殺戝，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從此成了富於犧牲精神，舍身取義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凱則成了出賣維新變法之人而留下千古罵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謠在社會上流傳：“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因為袁世凱二十日的告密，而導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後發動政變，這幾乎成了一種習慣說法。
但是，有人經過研究後後提出異議。
他們認為，袁世凱二十日下午從北京回天津，到榮祿處告密不假，這一點袁世凱本人也不否認。
但西太後二十一日晨發動政變卻和袁世凱的告密沒有關係。
因為，從時間上，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時間已經是很晚了，夜裏已經沒有從天津去北京的火車。
而電報京師那邊都掌握在維新派手，無法用電報和北京聯係，也就是說榮祿沒有時間和條件，把袁世凱告密的事在發動政變前報告西太後。
那個時候，維新派沒有什麽嚴密的組織記律，京城守舊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觀喪氣的情緒下，拿袁世凱這個救名的稻草，給自己的人加油打氣，可能已經成了掛在嘴上的事。
這樣的事，西太後從別處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筆者也傾向於這樣的觀點，理由倒不是因為時間。
比如沒有火車遇有緊急情況榮祿不能發專列嗎？守舊派勢力那麽大，電報聯係未必就沒有辦法，快馬加鞭跑死幾匹馬也是可以辦到的。
而一個最簡單的根據是：如果袁世凱想告密立功，為什麽在北京不直接到慈禧太後那裏告，而要繞個大圈子，回到天津報告榮祿呢？
如果有人說，袁世凱見不到西太後，不要忘了袁世凱和李蓮英可是朋友。
而李蓮英對維新變法是恨得要死，曾經和亦劻在一起哭著跪求西太後重新訓政。
袁世凱為什麽要到榮祿那裏告密，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自保。
他本身就曾經是維新變法的積極分子，關鍵時候被光緒皇帝傳到北京。一次次的接見，升官的事又滿城風雨。形勢已經相當危機，一旦維新派倒台，他袁世凱逃脫得幹係嗎？
維新變法他是讚成，但在必敗的局麵下，為了這搞不成的變法丟了身家性命，袁世凱當然不幹。
他可不是譚嗣同那樣的大英雄，一事當前，首要的事還是要為自己打算。
而據有的史料記載：榮祿得知袁世凱告密的事情後，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報告，而是不知道怎麽辦好？
一邊是皇帝，一邊是老佛爺。人家說到底是一家人，是母子兩個。
人家母子的事別人怎麽摻和？弄得不好，事過之後，人家母子沒事了，在裏邊摻和的人反而弄一身毛病。
伴君如伴虎，曹營的事難辦。
就在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第二天傳來了西太後政變的消息。
於是，榮祿馬上赴京，向老佛爺報告袁世凱提供的情報。
袁世凱對得起他，他也要對得起袁世凱。
因為有史料記載，西太後對袁世凱是有戒心的，榮祿也曾調集部隊對袁世凱部進行了監視。
其實，戊戌變法是不會成功的。
首先，我們看到了，主持變法的人都是書生，不是做事的人。書生意氣，以為隻要他們想變，就什麽都能變。
我們前邊說過了，這樣的改革是相當艱難的事。而這些書生們，對此卻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甚至連基本的概念都沒有。
戊戌變法用袁世凱的話說是急不得的，必須要循序漸進。而這群書生們卻大刀闊斧，無所顧及。
舉一個例子。在一百多一點的時間裏，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一共頒布的新政的詔令和諭旨，就有一百八十多個。
開始底下還當回事，後來應接不暇，不會幹，也幹不過來，幹脆看都不看的扔到了一邊。
上邊的這些人挖空心思，反複商討，反複論證，反複修改，好不容易搞出來的東西。到了下麵竟成了一張廢紙，豈不可悲？
做成一件事那麽容易嗎？但在維新派的這些書生看來簡直如同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