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日,光緒皇帝寫了一道密詔交楊銳帶給康有為等人。
密詔言道:“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舊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
“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度,再行辦理。”
但是,光緒皇帝的這份密詔竟被楊銳擱置起來,未及時送出。當然,就算是火速送出也於事無補。
也就是這一天,袁世凱帶著隨員來到北京,住進法華寺。
他深知,不掌握真實的情況,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住下來的第一件事,是聽取徐世昌探聽到的詳細情況。
十六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召見了袁世凱,詢問軍事甚詳。
袁世凱一一恭答。
光緒皇帝突然發問:“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於朕否?”
作為一個臣子,誰敢當麵說不忠於皇帝?除非不想要腦袋!
袁世凱趕忙詛咒發誓:“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袁世凱退出後,光緒皇帝見他忠誠懇切之色溢於眉宇,認定是可以信任之人。
於是諭內閣開去他的直隸按察使缺,以侍郎待補。仍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俱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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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不留神又升官了。
他是想升官,很想很想,做夢都想。但是,從徐世昌探聽到的情況分析,他明顯感覺到這次升官升得是太不同尋常了。唯恐給自己帶來麻煩,於自己不利。
於是,下午急忙去各處拜訪,一邊解釋,一麵繼續探聽消息。
他先找禮親王世鐸未遇到。
隨後去拜見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戶部尚書王文韶、軍機大臣、禮部尚書裕祿。從徐世昌那裏得知,這些人都是反對維新的人士。
對這些人“備述無功受祿,萬不可克稱”,要上書辭去侍郎職務。
戶部尚書王文韶說:此乃出自聖恩,“辭也無益,反著痕跡。”
其他幾個人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袁世凱才打消了請辭的這個念頭。
但是,輿論已經造出去了,該找的都找了,該說的也都說了,心還是安定了一些。
但是,很奇怪的是,袁世凱升為侍郎的事,很快傳編了北京城。
一個官員從按察使缺升為侍郎待補,多大個事?很顯然是改革派想把袁世凱逼到己方的戰車上。
康有為則拍案叫絕,以為袁世凱必“喜而圖報”。
利令智昏的他,緊接著做了一件最蠢的事,令畢永年等袁世凱統兵圍頤和園時,帶人廢了西太後。而且不是個別布置,是當著很多人的麵。
或許他是想為這些人加油打氣,為了提振士氣。
九月十七日早晨,袁世凱入頤和園謝恩。
光緒皇帝又予以召見,大力誇讚他練兵練得好,告訴他以後可以和榮祿各辦其事。
目的是使其擺脫榮祿的控製,今後不再聽命於榮祿。
有意思的是,袁世凱離開皇帝後立刻去拜訪反維新派的主帥亦劻。
袁世凱未必不是給自己留後路,但更有可能這個時候還處於搖擺不定中。也可以說是努力在尋找著可進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點。
同日,守舊派禦史楊崇儀等人至頤和園封事,請求慈禧太後重新“訓政”。
光緒皇帝感到大勢已去,明發上諭,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督辦官報,毋得延誤觀望。
這是事先約定的暗語,維新派人士讀完這道上諭,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變故即將發生。
畢永年感覺到了事態的嚴峻,問康有為:“今必敗矣!未知袁(袁世凱)之消息如何。”
康有為彷徨無計,越發把賭注押到袁世凱身上。
他以為袁世凱的軍師徐世昌與自己交情極好,對畢永年說:令譚嗣同、梁啟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凱)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
徐世昌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回到法華寺,與袁世凱密議。
他們兩個密議了什麽?人們不得而知,隻是袁世凱馬上去拜會維新派的死對頭——亦劻和李鴻章。
通過進一步摸底,袁世凱已經判斷出軟弱無力的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必敗無疑,勢力強大的西太後一定會取得勝利。
再說榮祿掌握著董福祥和聶士成各軍數萬人,淮軍、練軍幾十營,京內尚有旗兵。十萬餘眾對自己的區區七千人,力量懸殊過甚,絕無勝算。
剛回到法華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給他送來急信。信中稱董福祥和聶士成各有一萬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顯是在監視他們。
也許,在此前他還有些猶豫不決,但此時此刻,何去何從他在內心應該已經做出了決斷。
同一天,林旭把光緒皇帝 十四日寫的密詔交給了康有為。
康有為當即與梁啟超、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等人開會,商量營救光緒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參加了會議。
他們討論來討論去,始終想不出什麽良策。
一個個唯有捧詔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動徐世昌。
他們都知道徐世昌與袁世凱的關係,和對袁世凱有怎樣的影響力。
而徐世昌也同樣地大哭。
毫無疑問,他至少是維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沒得選擇。因為他知道人必須識時務,更知道自己是幹什麽來了,自己是幹什麽的。
他的哭未必是裝給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為光緒皇帝,和身邊這些仁人誌士而難過。因為對於最後的結果,他比這些人誰都有數。
在無路可走的條件下,大家最終的議定是:委托譚嗣同前去袁世凱住處,說服他“勤王”。率領他的新辦陸軍,扶助光緒皇帝“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譚嗣同本來是不同意用袁世凱的,因為他一直認為袁世凱不可靠。
與康有為為此爭論了多次。而康有為必用此人,他也無可奈何。
何況,要挽救時局,這個時候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隻能是想盡辦法激發起袁世凱的義憤,促其站在帝黨一邊,以救燃眉之急。
梁啟超也同意用袁世凱。
林旭持不同意見,認為袁世凱過於奸詐多端,不可依賴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將來也難以控製。
因此作一首小詩代簡送譚嗣同。
詩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裏草是個董字,本初是袁紹的字,這裏指袁世凱)”
他是告誡譚嗣同,不要輕率用袁世凱,而應當用董福祥。
但是,此時此刻,事情十萬火急,不容再拖延遲疑,譚嗣同隻有冒險一試了。
當晚,徐世昌回到法華寺,將康有為等人商議的結果和譚嗣同欲前來的事情,告訴了袁世凱。
兩個人進一步密商了對策。
密詔言道:“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舊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
“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度,再行辦理。”
但是,光緒皇帝的這份密詔竟被楊銳擱置起來,未及時送出。當然,就算是火速送出也於事無補。
也就是這一天,袁世凱帶著隨員來到北京,住進法華寺。
他深知,不掌握真實的情況,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住下來的第一件事,是聽取徐世昌探聽到的詳細情況。
十六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召見了袁世凱,詢問軍事甚詳。
袁世凱一一恭答。
光緒皇帝突然發問:“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於朕否?”
作為一個臣子,誰敢當麵說不忠於皇帝?除非不想要腦袋!
袁世凱趕忙詛咒發誓:“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袁世凱退出後,光緒皇帝見他忠誠懇切之色溢於眉宇,認定是可以信任之人。
於是諭內閣開去他的直隸按察使缺,以侍郎待補。仍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俱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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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不留神又升官了。
他是想升官,很想很想,做夢都想。但是,從徐世昌探聽到的情況分析,他明顯感覺到這次升官升得是太不同尋常了。唯恐給自己帶來麻煩,於自己不利。
於是,下午急忙去各處拜訪,一邊解釋,一麵繼續探聽消息。
他先找禮親王世鐸未遇到。
隨後去拜見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戶部尚書王文韶、軍機大臣、禮部尚書裕祿。從徐世昌那裏得知,這些人都是反對維新的人士。
對這些人“備述無功受祿,萬不可克稱”,要上書辭去侍郎職務。
戶部尚書王文韶說:此乃出自聖恩,“辭也無益,反著痕跡。”
其他幾個人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袁世凱才打消了請辭的這個念頭。
但是,輿論已經造出去了,該找的都找了,該說的也都說了,心還是安定了一些。
但是,很奇怪的是,袁世凱升為侍郎的事,很快傳編了北京城。
一個官員從按察使缺升為侍郎待補,多大個事?很顯然是改革派想把袁世凱逼到己方的戰車上。
康有為則拍案叫絕,以為袁世凱必“喜而圖報”。
利令智昏的他,緊接著做了一件最蠢的事,令畢永年等袁世凱統兵圍頤和園時,帶人廢了西太後。而且不是個別布置,是當著很多人的麵。
或許他是想為這些人加油打氣,為了提振士氣。
九月十七日早晨,袁世凱入頤和園謝恩。
光緒皇帝又予以召見,大力誇讚他練兵練得好,告訴他以後可以和榮祿各辦其事。
目的是使其擺脫榮祿的控製,今後不再聽命於榮祿。
有意思的是,袁世凱離開皇帝後立刻去拜訪反維新派的主帥亦劻。
袁世凱未必不是給自己留後路,但更有可能這個時候還處於搖擺不定中。也可以說是努力在尋找著可進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點。
同日,守舊派禦史楊崇儀等人至頤和園封事,請求慈禧太後重新“訓政”。
光緒皇帝感到大勢已去,明發上諭,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督辦官報,毋得延誤觀望。
這是事先約定的暗語,維新派人士讀完這道上諭,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變故即將發生。
畢永年感覺到了事態的嚴峻,問康有為:“今必敗矣!未知袁(袁世凱)之消息如何。”
康有為彷徨無計,越發把賭注押到袁世凱身上。
他以為袁世凱的軍師徐世昌與自己交情極好,對畢永年說:令譚嗣同、梁啟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凱)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
徐世昌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回到法華寺,與袁世凱密議。
他們兩個密議了什麽?人們不得而知,隻是袁世凱馬上去拜會維新派的死對頭——亦劻和李鴻章。
通過進一步摸底,袁世凱已經判斷出軟弱無力的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必敗無疑,勢力強大的西太後一定會取得勝利。
再說榮祿掌握著董福祥和聶士成各軍數萬人,淮軍、練軍幾十營,京內尚有旗兵。十萬餘眾對自己的區區七千人,力量懸殊過甚,絕無勝算。
剛回到法華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給他送來急信。信中稱董福祥和聶士成各有一萬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顯是在監視他們。
也許,在此前他還有些猶豫不決,但此時此刻,何去何從他在內心應該已經做出了決斷。
同一天,林旭把光緒皇帝 十四日寫的密詔交給了康有為。
康有為當即與梁啟超、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等人開會,商量營救光緒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參加了會議。
他們討論來討論去,始終想不出什麽良策。
一個個唯有捧詔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動徐世昌。
他們都知道徐世昌與袁世凱的關係,和對袁世凱有怎樣的影響力。
而徐世昌也同樣地大哭。
毫無疑問,他至少是維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沒得選擇。因為他知道人必須識時務,更知道自己是幹什麽來了,自己是幹什麽的。
他的哭未必是裝給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為光緒皇帝,和身邊這些仁人誌士而難過。因為對於最後的結果,他比這些人誰都有數。
在無路可走的條件下,大家最終的議定是:委托譚嗣同前去袁世凱住處,說服他“勤王”。率領他的新辦陸軍,扶助光緒皇帝“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譚嗣同本來是不同意用袁世凱的,因為他一直認為袁世凱不可靠。
與康有為為此爭論了多次。而康有為必用此人,他也無可奈何。
何況,要挽救時局,這個時候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隻能是想盡辦法激發起袁世凱的義憤,促其站在帝黨一邊,以救燃眉之急。
梁啟超也同意用袁世凱。
林旭持不同意見,認為袁世凱過於奸詐多端,不可依賴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將來也難以控製。
因此作一首小詩代簡送譚嗣同。
詩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裏草是個董字,本初是袁紹的字,這裏指袁世凱)”
他是告誡譚嗣同,不要輕率用袁世凱,而應當用董福祥。
但是,此時此刻,事情十萬火急,不容再拖延遲疑,譚嗣同隻有冒險一試了。
當晚,徐世昌回到法華寺,將康有為等人商議的結果和譚嗣同欲前來的事情,告訴了袁世凱。
兩個人進一步密商了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