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個社會要完成一次大的變革，一般是要分別通過二種方式。
其一是通過暴力革命，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新的政權。
這樣的變革，社會付出的代價極大，要有大量的人流血犧牲，戰爭也會給社會方方麵麵造成極大的破壞。
這種變革代價雖然昂貴，但改變起來容易一些，因為舊有的東西已經砸爛了，不存在了。在舊的廢墟上建立起的國家機器，本身就是從上到下的改變。
還有一種就是改革，也就是在保留舊的國家機器，尋求改變。或者說是利用舊有的國家機器去實現改變。
這樣的改革和前者比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但改變要艱難得多。
新舊的思想，各種新舊的勢力，交織在一起，反複的博弈、較量和鬥爭。
每走出一步都會經曆艱難曲折，都要伴隨著巨大的社會陣痛。
而戊戌變法就屬於後者。
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在人事上啟用改革派，比如改革派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楊銳、劉光第、嚴複、林旭等都得到重用。
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
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
軍事上，裁汰綠營，編練新軍。
文化上、廢除八股，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主要目的是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製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
袁世凱在這次變革中充當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很多人認定，戊戌變法所以失敗就因為被袁世凱所出賣。
戊戌變法中存在維新派和守舊派，袁世凱屬於哪一派呢？
戊戌變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
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北京應試的一千三百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雖然，此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但這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的一次演習。
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鼓吹變法，並組織了一個強學會。
從思想體係上來說，袁世凱肯定屬於維新派。
從年輕時開始，他就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否則，他的科舉之路也就不至於走得那麽糟。
在朝鮮他就用“西法”訓練新軍，可見他對外是呈開放姿態的。
駐節朝鮮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視野怎麽可能同日而語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凱就結識了康有為和梁啟超，並替康有為把萬言書呈遞給榮祿。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為組織強學會時，他是參加者之一，而且是積極分子。曾為學會捐款五百元，還發動別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凱上書支持變法的翁同龢，並公開宣稱：“時局危險，必須變法，變法之政一時難於畢舉，應選擇用人、理財、練兵三項著力變革。”
事後不久，袁世凱繼續上書：“中國目今情勢，舍自強不足以圖存，舍變法不足以自強。……各國之所以富強者，不過用變法之人，行變法之政；我之所以貧弱者，不過用守舊之人，求變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凱還在和翁同龢討論變法。
有明文記載，說袁世凱是“其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須大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
不但如此，在變法初期，他仍然是變法的極力鼓吹者。
同年的八月二十四，老佛爺和光緒皇帝決定十月前去天津閱兵，京津一帶盛傳著天津閱兵時榮祿將要廢除光緒的傳言。
要廢光緒，對於老佛爺來說，易如反掌，為什麽非要等到天津閱兵呢？顯然這是無稽之談，是謠言。
但這是誰造的謠呢？維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
如果是維新派中的激進派，目的在於激化矛盾，促使改革派采取進一步行動，盡快搬開改革的絆腳石。
如果是保守派，目的同樣是為了激化矛盾，製造緊張空氣，引誘改革派采取過激行動，給鎮壓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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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維新派中的激進派還是保守派，他們的目的都達到了。
因為，維新派滿足了他們的心願。
康有為也好，梁啟超也好，他們再書生氣，他們也知道自己這些個人是赤手空拳，也知道他們所倚仗的光緒皇帝，手裏有多大的權力？
聽到傳言，維新派這些書生謊了手腳，他們要給自己找抓手，他們要抓槍杆子。
他們是不是也知道，在體製落後的國家，在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國家，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他們很快找到了目標——袁世凱。
因為，在手握重兵的人中，袁世凱是個唯一的改革派。
在康有為看來，袁世凱簡直是鐵杆改革派。
此前，康有為就考慮過利用袁世凱的問題。
他認為：“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其人與董（福祥）、聶（士成）一武夫迴異，擁兵權，可救上者，隻此一人。”
但袁世凱與榮祿關係，盡人皆知，康有為又“慮其為榮祿用，不肯也”，於是派親信弟子徐仁綠去試探袁世凱。
袁世凱讓徐世昌接待，徐世昌都是用模棱兩可的話來應付。
自以為是的徐仁綠以為自己已經成功的離間了袁世凱和榮祿的關係，於是就有了康有為遂代徐致靖擬了一個密保練兵大員疏，向光緒皇帝舉薦了袁世凱。
又讓譚嗣同遞密折，請召袁世凱進京，結以恩遇，以備不測。
九月11日，光緒皇帝命榮祿傳知袁世凱來京陛見。
袁世凱雖然是打心眼裏讚成變法的，但他和康有為等人不同的是，頭腦還能保持冷靜。他要想得更多些，更要權衡厲害。接到榮祿的通知，在這種敏感的時候，皇帝的召見肯定是不同尋常。
袁世凱馬上通知徐世昌來天津，然後派他到京城打探消息，他要知道實情。
這個時候，朝廷內部反對改革的人越來越多，光緒皇帝明顯感到，老佛爺反對變法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光緒皇帝自知自己權力有限，在朝堂的影響力有限，非常驚恐。
其一是通過暴力革命，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新的政權。
這樣的變革，社會付出的代價極大，要有大量的人流血犧牲，戰爭也會給社會方方麵麵造成極大的破壞。
這種變革代價雖然昂貴，但改變起來容易一些，因為舊有的東西已經砸爛了，不存在了。在舊的廢墟上建立起的國家機器，本身就是從上到下的改變。
還有一種就是改革，也就是在保留舊的國家機器，尋求改變。或者說是利用舊有的國家機器去實現改變。
這樣的改革和前者比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但改變要艱難得多。
新舊的思想，各種新舊的勢力，交織在一起，反複的博弈、較量和鬥爭。
每走出一步都會經曆艱難曲折，都要伴隨著巨大的社會陣痛。
而戊戌變法就屬於後者。
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在人事上啟用改革派，比如改革派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楊銳、劉光第、嚴複、林旭等都得到重用。
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
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
軍事上，裁汰綠營，編練新軍。
文化上、廢除八股，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主要目的是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製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
袁世凱在這次變革中充當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很多人認定，戊戌變法所以失敗就因為被袁世凱所出賣。
戊戌變法中存在維新派和守舊派，袁世凱屬於哪一派呢？
戊戌變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
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北京應試的一千三百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雖然，此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但這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的一次演習。
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鼓吹變法，並組織了一個強學會。
從思想體係上來說，袁世凱肯定屬於維新派。
從年輕時開始，他就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否則，他的科舉之路也就不至於走得那麽糟。
在朝鮮他就用“西法”訓練新軍，可見他對外是呈開放姿態的。
駐節朝鮮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視野怎麽可能同日而語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凱就結識了康有為和梁啟超，並替康有為把萬言書呈遞給榮祿。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為組織強學會時，他是參加者之一，而且是積極分子。曾為學會捐款五百元，還發動別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凱上書支持變法的翁同龢，並公開宣稱：“時局危險，必須變法，變法之政一時難於畢舉，應選擇用人、理財、練兵三項著力變革。”
事後不久，袁世凱繼續上書：“中國目今情勢，舍自強不足以圖存，舍變法不足以自強。……各國之所以富強者，不過用變法之人，行變法之政；我之所以貧弱者，不過用守舊之人，求變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凱還在和翁同龢討論變法。
有明文記載，說袁世凱是“其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須大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
不但如此，在變法初期，他仍然是變法的極力鼓吹者。
同年的八月二十四，老佛爺和光緒皇帝決定十月前去天津閱兵，京津一帶盛傳著天津閱兵時榮祿將要廢除光緒的傳言。
要廢光緒，對於老佛爺來說，易如反掌，為什麽非要等到天津閱兵呢？顯然這是無稽之談，是謠言。
但這是誰造的謠呢？維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
如果是維新派中的激進派，目的在於激化矛盾，促使改革派采取進一步行動，盡快搬開改革的絆腳石。
如果是保守派，目的同樣是為了激化矛盾，製造緊張空氣，引誘改革派采取過激行動，給鎮壓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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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維新派中的激進派還是保守派，他們的目的都達到了。
因為，維新派滿足了他們的心願。
康有為也好，梁啟超也好，他們再書生氣，他們也知道自己這些個人是赤手空拳，也知道他們所倚仗的光緒皇帝，手裏有多大的權力？
聽到傳言，維新派這些書生謊了手腳，他們要給自己找抓手，他們要抓槍杆子。
他們是不是也知道，在體製落後的國家，在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國家，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他們很快找到了目標——袁世凱。
因為，在手握重兵的人中，袁世凱是個唯一的改革派。
在康有為看來，袁世凱簡直是鐵杆改革派。
此前，康有為就考慮過利用袁世凱的問題。
他認為：“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其人與董（福祥）、聶（士成）一武夫迴異，擁兵權，可救上者，隻此一人。”
但袁世凱與榮祿關係，盡人皆知，康有為又“慮其為榮祿用，不肯也”，於是派親信弟子徐仁綠去試探袁世凱。
袁世凱讓徐世昌接待，徐世昌都是用模棱兩可的話來應付。
自以為是的徐仁綠以為自己已經成功的離間了袁世凱和榮祿的關係，於是就有了康有為遂代徐致靖擬了一個密保練兵大員疏，向光緒皇帝舉薦了袁世凱。
又讓譚嗣同遞密折，請召袁世凱進京，結以恩遇，以備不測。
九月11日，光緒皇帝命榮祿傳知袁世凱來京陛見。
袁世凱雖然是打心眼裏讚成變法的，但他和康有為等人不同的是，頭腦還能保持冷靜。他要想得更多些，更要權衡厲害。接到榮祿的通知，在這種敏感的時候，皇帝的召見肯定是不同尋常。
袁世凱馬上通知徐世昌來天津，然後派他到京城打探消息，他要知道實情。
這個時候，朝廷內部反對改革的人越來越多，光緒皇帝明顯感到，老佛爺反對變法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光緒皇帝自知自己權力有限，在朝堂的影響力有限，非常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