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鄉成立文聯的時候，聘我做名譽**，還邀請我參加文代會什麽的。會前我至台下跟一些老朋友老熟人打招呼，打聽尹嵐老師來了沒有。就有人告訴我尹嵐來不了了，他已經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我真是很難過，會議開到一半兒還怏怏的，輪到我發言的時候就格外提了提他，我稱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五十年代中期，我們村前進農業社是縣裏的先進典型，因試種勝利百號大地瓜而聞名，長年有縣裏的工作組住在我們村。工作組裏有一個白白胖胖說話聲音軟軟的青年會寫材料，寫完了就走，過一段再來寫。記不清他是第幾次來我們村的時候，就帶了好多小人兒書給我。我那時剛上小學，小人兒書上的意思能猜個差不多。從那上邊我知道小動物還能說話，比方大公雞因叫得比小狗聲音宏亮而驕傲，它就管小黑狗叫醜八怪。後來那個白白胖胖的青年告訴我，這叫童話，是專門寫給孩子們看的。我從他那裏還知道，寫這些東西的人就叫作家，他要我好好上學，將來也當個作家。
這個誘使我從少年時候就做起了作家夢的青年就是尹嵐了。
他是縣水利局的幹部。那時候縣裏的幹部業務分工不是很細，主要是圍繞著中心開展工作，他就經常參加各種各樣的工作組，寫各種各樣的材料。他寫的材料經常刊登在報紙和農業方麵的雜誌上。我還聽說他用稿費買了輛國防牌的自行車。我就對他崇拜得要命，並暗下決心，將來自己也要用稿費買一輛自行車。
1966年的上半年，我臨近高中畢業的時候，有一天我從《人民文學》上看到他寫的篇散文，叫《三遇喜妹子》。那篇散文通過與喜妹子的三次相遇，反映了一個農村姑娘從討飯到識字再到愛科學這樣一個成長過程，歌頌了沂蒙山區的巨變，山美水美人更美。這篇散文對我影響可是太大了，我參了軍並搞起了新聞報道工作之後，就寫了篇同題小說，發表在《人民海軍》報上，從立意到寫法都是模仿他的。
“**”初期，我聽說他被揪出來了。原因是他出身地主，社會關係要多複雜有多複雜。之後就下放到一個很窮很偏僻的公社去了，好像是當了個公社***的文書。後來連文書也不讓他當了，讓他到一個水庫工地上管夥食。1972年春天，我從部隊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時候，他就正在那個水庫工地上管夥食。我有一個親戚當時在那個水庫工地上負點小責，他告訴我，這些年尹嵐經常打聽你，還問你回來的時候看看你行吧？我說怎麽不行？他說，他主要怕連累你，那我去叫他吧？我說叫吧，不想他當時不在，回縣城的家裏去了。
1982年，我從部隊轉了業，家一安頓好就去看他。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徐州人，是南京金陵大學的畢業生，1948年他通過地下黨從南京跑出來投奔了沂蒙山解放區，“可惜咱出身不好啊！”他跟我說話的時候，他愛人就在旁邊兒不時地提醒他：“別激動，慢慢說。”他當時剛剛得過一場大病，腦子還不是很好使，行動也不怎麽方便，特別害怕生氣和激動。我問他，現在還寫東西嗎？他說想是想寫，可寫不出來了。
這年的春節過後，他約我去他家喝酒。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因為一件什麽事晚去了一會兒，他就蹣跚著到我工作的單位廣播站來了。廣播站在縣城的一座小山上，他喘著粗氣，坐在對麵兒看我編稿子，露著慈愛和欽羨的神情。仿佛在說，你終於成了作家了，我多麽高興啊！他的神情讓我想起一些老作家，他們看見年輕點的同誌發東西那是真高興，絕不摻雜同代人的那種酸溜溜的東西。爾後他從兜兒裏掏出兩篇散文給我，讓我抽空看一看，提提意見。從他家喝完酒回來，我連夜看了他的兩篇散文，一篇是關於一個村名的傳說，他認為我縣的一個叫打虎峪的村子是當年李逵沂嶺殺四虎的地方；另一篇是歌頌一位老縣委書記怎樣教導他深入實際聯係群眾的。我看了之後很失望，意思是好意思，但怎麽看怎麽像鄉鎮一級的筆杆子寫的那種“材料”，發是肯定發不了的。他的才華呢？還是他原來就這麽個水平，隻是小時候看著一座樓很高，長大了一看並不高？待再見他的時候，他就跟他撒了個小謊，說他的作品我推是推薦了，但不一定能發得出來。他神情黯然了一會兒就說，我確實是不能寫東西了。
此後，連續幾年的春節我都要去給他拜年，但再也不談寫東西。
我那次回家鄉才知道，他前年冬天死於腦萎縮。竟然還真有這種病！也難怪他那兩篇散文寫得像材料。腦子萎縮了，才華乃至生命也就萎縮了。這使我想到，一個人，若是坎坷上一輩子，不管你多麽有才氣，你也無法不萎縮。
五十年代中期，我們村前進農業社是縣裏的先進典型，因試種勝利百號大地瓜而聞名，長年有縣裏的工作組住在我們村。工作組裏有一個白白胖胖說話聲音軟軟的青年會寫材料，寫完了就走，過一段再來寫。記不清他是第幾次來我們村的時候，就帶了好多小人兒書給我。我那時剛上小學，小人兒書上的意思能猜個差不多。從那上邊我知道小動物還能說話，比方大公雞因叫得比小狗聲音宏亮而驕傲，它就管小黑狗叫醜八怪。後來那個白白胖胖的青年告訴我，這叫童話，是專門寫給孩子們看的。我從他那裏還知道，寫這些東西的人就叫作家，他要我好好上學，將來也當個作家。
這個誘使我從少年時候就做起了作家夢的青年就是尹嵐了。
他是縣水利局的幹部。那時候縣裏的幹部業務分工不是很細，主要是圍繞著中心開展工作，他就經常參加各種各樣的工作組，寫各種各樣的材料。他寫的材料經常刊登在報紙和農業方麵的雜誌上。我還聽說他用稿費買了輛國防牌的自行車。我就對他崇拜得要命，並暗下決心，將來自己也要用稿費買一輛自行車。
1966年的上半年，我臨近高中畢業的時候，有一天我從《人民文學》上看到他寫的篇散文，叫《三遇喜妹子》。那篇散文通過與喜妹子的三次相遇，反映了一個農村姑娘從討飯到識字再到愛科學這樣一個成長過程，歌頌了沂蒙山區的巨變，山美水美人更美。這篇散文對我影響可是太大了，我參了軍並搞起了新聞報道工作之後，就寫了篇同題小說，發表在《人民海軍》報上，從立意到寫法都是模仿他的。
“**”初期，我聽說他被揪出來了。原因是他出身地主，社會關係要多複雜有多複雜。之後就下放到一個很窮很偏僻的公社去了，好像是當了個公社***的文書。後來連文書也不讓他當了，讓他到一個水庫工地上管夥食。1972年春天，我從部隊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時候，他就正在那個水庫工地上管夥食。我有一個親戚當時在那個水庫工地上負點小責，他告訴我，這些年尹嵐經常打聽你，還問你回來的時候看看你行吧？我說怎麽不行？他說，他主要怕連累你，那我去叫他吧？我說叫吧，不想他當時不在，回縣城的家裏去了。
1982年，我從部隊轉了業，家一安頓好就去看他。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徐州人，是南京金陵大學的畢業生，1948年他通過地下黨從南京跑出來投奔了沂蒙山解放區，“可惜咱出身不好啊！”他跟我說話的時候，他愛人就在旁邊兒不時地提醒他：“別激動，慢慢說。”他當時剛剛得過一場大病，腦子還不是很好使，行動也不怎麽方便，特別害怕生氣和激動。我問他，現在還寫東西嗎？他說想是想寫，可寫不出來了。
這年的春節過後，他約我去他家喝酒。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因為一件什麽事晚去了一會兒，他就蹣跚著到我工作的單位廣播站來了。廣播站在縣城的一座小山上，他喘著粗氣，坐在對麵兒看我編稿子，露著慈愛和欽羨的神情。仿佛在說，你終於成了作家了，我多麽高興啊！他的神情讓我想起一些老作家，他們看見年輕點的同誌發東西那是真高興，絕不摻雜同代人的那種酸溜溜的東西。爾後他從兜兒裏掏出兩篇散文給我，讓我抽空看一看，提提意見。從他家喝完酒回來，我連夜看了他的兩篇散文，一篇是關於一個村名的傳說，他認為我縣的一個叫打虎峪的村子是當年李逵沂嶺殺四虎的地方；另一篇是歌頌一位老縣委書記怎樣教導他深入實際聯係群眾的。我看了之後很失望，意思是好意思，但怎麽看怎麽像鄉鎮一級的筆杆子寫的那種“材料”，發是肯定發不了的。他的才華呢？還是他原來就這麽個水平，隻是小時候看著一座樓很高，長大了一看並不高？待再見他的時候，他就跟他撒了個小謊，說他的作品我推是推薦了，但不一定能發得出來。他神情黯然了一會兒就說，我確實是不能寫東西了。
此後，連續幾年的春節我都要去給他拜年，但再也不談寫東西。
我那次回家鄉才知道，他前年冬天死於腦萎縮。竟然還真有這種病！也難怪他那兩篇散文寫得像材料。腦子萎縮了，才華乃至生命也就萎縮了。這使我想到，一個人，若是坎坷上一輩子，不管你多麽有才氣，你也無法不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