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五章要黃油不要大炮
達拉第對他的人民的告誡，一般要比張伯倫的更嚴厲、更苛刻一些。但是隻要當時的特別危機一被克服，他就隻能是太樂意於立即鬆弛下來，從而再一次製造一種緩和的氣氛，然而當時所需要的卻是一種持久的“充分有準備的狀態”。這樣，當1938年11月雷諾的三年計劃受到總罷工的威脅時，達拉第告誡他的同胞們要有犧牲精神來行動，不要依靠他們的過去而生活。但當罷工失敗時，他就象以前一樣，稱讚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以後，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別權力。3月18日他對國民議會說，他將毫不遲延地采取激烈的軍事措施，並且還要采取極其重要的經濟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國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參議院指出，因為法國人已經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證明他們的和平願望，他們就更加有資格“在今天宣稱我們是守著最後一道戰壕，我們打算不惜任何代價來堅守它”。但是十天以後，在3月29日對全國發表的一次廣播演說中，他的講話幾乎象是說，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努力來保證他們的安全了。他提到了“關於法國軟弱無力或放棄主權的荒謬無稽之談”；恰好相反，他說，“法國的團結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的深刻或完滿”。它的經濟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國防有了堅強的保證。
達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兩股火力的夾攻。首先是極左派和工聯主義者，他們雖然害怕和憎恨外國的**者們，但顯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個本國**者的前景。其次是極右派，他們同情外國的**者們，雖然也害怕這些**者，但遠不及害怕他們自己國內的左翼分子。
在法國社會黨內部有一種思想傾向，他們認為，首先，德國是無法抵抗的；其次，重整軍備隻能有利於國內的反動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舉行的社會黨會議上，和平主義派的領袖保羅?富爾宣稱，“如果他們要以強大的軍備和聯盟來拯救和平，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又說“同德國進行軍備競賽，將毀了他們，而且還是不會獲得安全，因為德國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國的三倍，它的化學工業則是法國的十倍”。這倒不是勃魯姆的意見。雖然他也忌恨對他自己的社會立法的每一個威脅，但他還是有著愛國主義的意識和責任感的，他早先擔任公職的經驗也更加強了這種思想品質。所以勃魯姆就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該黨必須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參與保衛國家，國家的防務則必須達到最高的效率。這項決議案由大會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讚成通過，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對，一千零十四名代表棄權。在1939年3月7日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讚成在某些條件具備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討論裁軍問題，還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則讚成無需任何條件即可召開這種會議。（.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
第二節英國議會中的反對派
英國議會的工黨，在這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英國有組織的工人的真正而有效的代言人。就這點而論，它確實是勝過法國社會黨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說，英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對國家的責任感，總的來說要比法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強些。一旦英國工人運動充分認識了局勢的真實性質，它就毫無保留地投入重整軍備運動，而且比法國工人幹勁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為止，它還是傾向於認為來自政府的對它自己的獨立性的威脅，要比來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脅更大些。
就是這樣，阿瑟?格林伍德因為對“慕尼黑之冬”期間實施軍備計劃而在工業中引起的大規模活動感到吃驚，193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指引我們，我們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見不得人的方法來實行征兵的任何嚐試。”以非熟練工人代替部分熟練工人和在工業中征兵，仍然是工黨害怕的兩個主要魔鬼。工黨表示相信單靠自願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證國家的防務而絲毫無損於民主自由；它也批評現有工作中的缺點，但隻要采取一些控製管理方麵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黨發表了一個宣言，標題是“全國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黨對人民的號召”。宣言建議改進防務工作和組織，呼籲成立一個國防部，以及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人力。11月3日，工黨又在下院提出一項動議，譴責政府在9月危機期間在保衛平民方麵的“公認的毫無準備”(這一動議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一百三十票被否決)。當國民服役方案提出時，政府再次向工黨保證這是誌願性質的，工黨才表示讚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開的工黨會議上它再次對政府的防務工作提出批評。會議通過了一項由執行委員會起草的聲明，主張設立一個國防部以協調防務工作，設立一個供應部以協調供應工作，並對軍隊工作的改革提出詳細的建議。
關於重整軍備的經費來源，無論是通過借債還是征稅，反對黨對政府的大事籌款並沒有怎樣攻擊，而是更多地指責政府沒有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項的過多一部分以利潤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從重整軍備一開始，政府就已經對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保證。早在1935年便設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就私商承造武器的問題提出可能被認為是必要的改進意見。工黨抱怨政府沒有采取實際行動來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而且有些軍火廠商的利潤比1935年時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爾頓竭力主張“我們的軍火帳單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發軍火財的人征收重稅來支付”。（.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甚至連一名民族黨議員奧斯丁?霍普金森這時也宣稱：
我們花去的錢，直到現在並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們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預付給飛機製造商們大量的錢。用這種辦法我們大量地增加了他們的投資的價值。……如果要納稅人在重整軍備時期提供工業的資本，那他就有權利得到與所付出的相等的價值。……現在已經是應該采取嚴厲的步驟的時候了，應該替納稅人和國家把被掠奪去的巨額利潤中的一部分再收回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利潤是被一些對飛機工業的有效生產毫無貢獻的人騙去的。
最後，在1939年6月20日，實行了一種新的軍火利潤稅。對每年軍火合同收入不少於二十萬英鎊的廠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後終了的任何一個會計年度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課征百分之六十的稅款。但工黨覺得如沒有完善的政府控製，就很難完全達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堅持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正如征兵這個爭論問題所表明的，工黨不願意為徹底的組織方麵的變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價，盡管這種變更是它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當征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時，艾德禮既根據理論上的、也根據實際上的理由表示反對：
我們反對實行征兵，因為我們相信，就以加強這個國家來說，當它應該是堅強和團結的時候，征兵卻將使它變弱和分散。……在征兵的背後，每一個工會會員都知道，存在著從工業中征兵的危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長的空軍。它必須為它們提供軍火而且無疑還要以軍火來援助它的盟國。它不能夠，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龐大的大陸軍隊。……純粹在人員的數量上算計，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自由黨也反對征兵法案，理由是“實行有領導的民主比用強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廣泛、強烈的響應。誌願入伍的製度，也最符合英國人民的曆史和傳統。”然而，這項法案一讀時投的反對票(工黨一百三十八票，自由黨七票)，與其說是激烈反對這事本身，倒還不如說是主要表明：要捍衛長期所遵循的原則，對張伯倫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與他們商量而引起的憤怒。然而工黨在5月4日開始的二讀辯論中仍堅持其反對意見，而且這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開要求歸還但澤、並宣布廢除1934年的德波協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以後發生的。艾登呼籲全院一致通過這一措施，以此來向朋友們、同時也向敵人們表明英國反抗侵略的決心，但是他的呼籲沒有成功。安奈林?貝文甚至走得更遠，竟暗示說張伯倫隻不過是屈服於希特勒的恐嚇。“我們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獲得勝利。他使我們喪失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英國製度――誌願入伍。……他們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嚐試來反對國際贓物的重新分配以保護他們自己之外，還能拿什麽理由來說服青年們去打仗？”在辯論的最後一天，艾德禮說：“隱藏在這一法案背後的感情，並不是想要滿足國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征兵。……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我們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殘。”斯塔福?克裏普斯爵士則要求，在征召人力之前應先征用財產，實行軍隊民主化，保證工會權利(包括罷工的權利)，以及土地國有化。其他工黨議員，甚至威脅要通過他們在選民中的影響來抵製征兵。5月8日這一法案二讀時，工黨所投的反對票從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這次投票中，自由黨發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擁護政府，其餘棄權。在審議委員會中，工黨迫使進行了二十四次分組表決，最後一次是在三讀時進行的，因而三讀表決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這期間，沒有一個人比批評政府最尖銳的溫斯頓?丘吉爾更加強烈地感到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好地為這一措施辯護。關於反對黨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他後來寫道：“它使自由黨和工黨黨人喪失了指責當前政府的任何權利。他們隻能太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的對付事情的辦法。”他接著以他特有的寬宏大量的姿態補充道：“現在他們要顯示一種更加真實的辦法了。”
第在國民議會就慕尼黑協定發表一項聲明時宣稱，“隻有當我們的國民生產能夠讓我們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圍各國人民對話時，我們才能維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別權力的要求。他告訴國民議會說，“倘若你們不同意一種完全沒有異議的努力，國家就不可能去對付那些我感到即將來臨的可怕事件。”他答應到11月15日就放棄這種特別權力，並且同意不幹涉四十小時工作周的原則，隻是限製它的影響範圍。然而，他暗示國防工業的某些部門延長工作時間也許還是必要的。10月22日，內閣決定對國防工業中拒絕延長工作時間的人加以處罰。11月12日，剛上任的財政部長雷諾公布了他的三年計劃。在計劃中四十小時工作周，原則上的確被保存下來了；但是每周工作五日的製度被取消了，工作日數延長至五天半或者六天。無須勞工部預先批準，每個雇主都有權要他的雇員每年先加班五十小時。在國防工業中，拒絕加班加點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雇，而且六個月內不得在國防工業其他部門被雇用或領取失業津貼。
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法國總工會指責政府的行動是“一種侵犯工人階級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決定，在11月30日舉行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達拉第堅決要求，在他準備就雷諾延長勞動時間的計劃進行協商之前必須取消罷工，從而部分成功地破壞了這次總罷工。但是用紀律來約束工人或對不守紀律的工人進行製裁的任何嚐試，總是招致以進一步罷工和騷動形式出現的報複行動。當行政當局要參加總罷工的那些人個別地申請重新雇用(從而使他們成為“被監視的人”)時，聖納澤爾海軍造船廠的一萬工人立即舉行罷工(第二天，據估計有五十萬以上的工人受到罷工的影響，被關在工廠門外。土倫的三千名飛機製造工人與警察發生了衝突。達拉第準備采取嚴厲的措施來對付罷工工人，但是當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強烈的抗議時，他奉擔了責任。“如果工廠被占領了，那就必須把占領者趕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淚彈的。”不過，正象他實際上承認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的來到巴黎，才引起這種嚴厲行動的。
在此期間，1938年11月5日，空軍全體後備飛行員向工廠工人發出了一個呼籲，要求他們加速飛機的生產。呼籲書宣稱，空軍的生存正處於危險之中，廣大平民的生存則與空軍的命運息息相關；空軍能否保衛法蘭西的國土，有賴於法國的工人階級。1939年1月28日，總理又收到三個最重要的退役軍人組織的領導人的來信，請求政府實行工業和經濟動員，以使軍火生產能達到最大規模，並在工廠中實行嚴格的品德紀律和技術管理。但是處於困境的總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隻不過是與工人們維持一種暫時的妥協，在現階段絕不宜再引起這種根本性的爭論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布對因參與總罷工而受到處分的全體工人實行赦免。
已經可以看出，達拉第在極力使法國強盛起來的過程中，陷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集團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觀點可以說是反映了企業主的漠然置之或者從中作梗的態度。但是總的說來，這種態度對重整軍備和生產的影響，比起極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要輕微得多。達拉第曾說過，**“當然可以自稱是一貫地鼓吹決不妥協的，甚至不惜以戰爭為代價”，可是“它卻又在同一時候既要求重整軍備，又慫恿工人們堅持四十小時工作周製度”。社會黨是國民議會中最大的一個政黨，它盡管發現**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還不準備公開與之決裂。達拉第因此必須謹慎從事。慕尼黑會議以後，當政府要求授予特別權力時，社會黨人隻答應不投票反對這項動議，如果政府保證不過分改動各種社會法規的話。他們在投票時棄了權。極右派和**人則投了反對票。同英國的情況一樣，與左翼反對派之間的主要麻煩在於，他們不相信政府會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別權力來永遠限製或取消工人得來不易的行動自由權利。另一方麵，右翼反對派也不願意幫助政府重整軍備，因為他們相信，一切重整軍備最終隻能為“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務――從最壞方麵說，會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法國；從最好方麵說，會去插手幹預西班牙或中國。
第四節重整軍備最後階段中的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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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第對他的人民的告誡，一般要比張伯倫的更嚴厲、更苛刻一些。但是隻要當時的特別危機一被克服，他就隻能是太樂意於立即鬆弛下來，從而再一次製造一種緩和的氣氛，然而當時所需要的卻是一種持久的“充分有準備的狀態”。這樣，當1938年11月雷諾的三年計劃受到總罷工的威脅時，達拉第告誡他的同胞們要有犧牲精神來行動，不要依靠他們的過去而生活。但當罷工失敗時，他就象以前一樣，稱讚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以後，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別權力。3月18日他對國民議會說，他將毫不遲延地采取激烈的軍事措施，並且還要采取極其重要的經濟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國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參議院指出，因為法國人已經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證明他們的和平願望，他們就更加有資格“在今天宣稱我們是守著最後一道戰壕，我們打算不惜任何代價來堅守它”。但是十天以後，在3月29日對全國發表的一次廣播演說中，他的講話幾乎象是說，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努力來保證他們的安全了。他提到了“關於法國軟弱無力或放棄主權的荒謬無稽之談”；恰好相反，他說，“法國的團結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的深刻或完滿”。它的經濟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國防有了堅強的保證。
達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兩股火力的夾攻。首先是極左派和工聯主義者，他們雖然害怕和憎恨外國的**者們，但顯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個本國**者的前景。其次是極右派，他們同情外國的**者們，雖然也害怕這些**者，但遠不及害怕他們自己國內的左翼分子。
在法國社會黨內部有一種思想傾向，他們認為，首先，德國是無法抵抗的；其次，重整軍備隻能有利於國內的反動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舉行的社會黨會議上，和平主義派的領袖保羅?富爾宣稱，“如果他們要以強大的軍備和聯盟來拯救和平，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又說“同德國進行軍備競賽，將毀了他們，而且還是不會獲得安全，因為德國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國的三倍，它的化學工業則是法國的十倍”。這倒不是勃魯姆的意見。雖然他也忌恨對他自己的社會立法的每一個威脅，但他還是有著愛國主義的意識和責任感的，他早先擔任公職的經驗也更加強了這種思想品質。所以勃魯姆就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該黨必須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參與保衛國家，國家的防務則必須達到最高的效率。這項決議案由大會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讚成通過，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對，一千零十四名代表棄權。在1939年3月7日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讚成在某些條件具備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討論裁軍問題，還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則讚成無需任何條件即可召開這種會議。（.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
第二節英國議會中的反對派
英國議會的工黨，在這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英國有組織的工人的真正而有效的代言人。就這點而論，它確實是勝過法國社會黨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說，英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對國家的責任感，總的來說要比法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強些。一旦英國工人運動充分認識了局勢的真實性質，它就毫無保留地投入重整軍備運動，而且比法國工人幹勁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為止，它還是傾向於認為來自政府的對它自己的獨立性的威脅，要比來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脅更大些。
就是這樣，阿瑟?格林伍德因為對“慕尼黑之冬”期間實施軍備計劃而在工業中引起的大規模活動感到吃驚，193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指引我們，我們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見不得人的方法來實行征兵的任何嚐試。”以非熟練工人代替部分熟練工人和在工業中征兵，仍然是工黨害怕的兩個主要魔鬼。工黨表示相信單靠自願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證國家的防務而絲毫無損於民主自由；它也批評現有工作中的缺點，但隻要采取一些控製管理方麵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黨發表了一個宣言，標題是“全國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黨對人民的號召”。宣言建議改進防務工作和組織，呼籲成立一個國防部，以及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人力。11月3日，工黨又在下院提出一項動議，譴責政府在9月危機期間在保衛平民方麵的“公認的毫無準備”(這一動議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一百三十票被否決)。當國民服役方案提出時，政府再次向工黨保證這是誌願性質的，工黨才表示讚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開的工黨會議上它再次對政府的防務工作提出批評。會議通過了一項由執行委員會起草的聲明，主張設立一個國防部以協調防務工作，設立一個供應部以協調供應工作，並對軍隊工作的改革提出詳細的建議。
關於重整軍備的經費來源，無論是通過借債還是征稅，反對黨對政府的大事籌款並沒有怎樣攻擊，而是更多地指責政府沒有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項的過多一部分以利潤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從重整軍備一開始，政府就已經對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保證。早在1935年便設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就私商承造武器的問題提出可能被認為是必要的改進意見。工黨抱怨政府沒有采取實際行動來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而且有些軍火廠商的利潤比1935年時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爾頓竭力主張“我們的軍火帳單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發軍火財的人征收重稅來支付”。（.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甚至連一名民族黨議員奧斯丁?霍普金森這時也宣稱：
我們花去的錢，直到現在並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們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預付給飛機製造商們大量的錢。用這種辦法我們大量地增加了他們的投資的價值。……如果要納稅人在重整軍備時期提供工業的資本，那他就有權利得到與所付出的相等的價值。……現在已經是應該采取嚴厲的步驟的時候了，應該替納稅人和國家把被掠奪去的巨額利潤中的一部分再收回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利潤是被一些對飛機工業的有效生產毫無貢獻的人騙去的。
最後，在1939年6月20日，實行了一種新的軍火利潤稅。對每年軍火合同收入不少於二十萬英鎊的廠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後終了的任何一個會計年度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課征百分之六十的稅款。但工黨覺得如沒有完善的政府控製，就很難完全達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堅持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正如征兵這個爭論問題所表明的，工黨不願意為徹底的組織方麵的變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價，盡管這種變更是它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當征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時，艾德禮既根據理論上的、也根據實際上的理由表示反對：
我們反對實行征兵，因為我們相信，就以加強這個國家來說，當它應該是堅強和團結的時候，征兵卻將使它變弱和分散。……在征兵的背後，每一個工會會員都知道，存在著從工業中征兵的危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長的空軍。它必須為它們提供軍火而且無疑還要以軍火來援助它的盟國。它不能夠，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龐大的大陸軍隊。……純粹在人員的數量上算計，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自由黨也反對征兵法案，理由是“實行有領導的民主比用強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廣泛、強烈的響應。誌願入伍的製度，也最符合英國人民的曆史和傳統。”然而，這項法案一讀時投的反對票(工黨一百三十八票，自由黨七票)，與其說是激烈反對這事本身，倒還不如說是主要表明：要捍衛長期所遵循的原則，對張伯倫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與他們商量而引起的憤怒。然而工黨在5月4日開始的二讀辯論中仍堅持其反對意見，而且這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開要求歸還但澤、並宣布廢除1934年的德波協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以後發生的。艾登呼籲全院一致通過這一措施，以此來向朋友們、同時也向敵人們表明英國反抗侵略的決心，但是他的呼籲沒有成功。安奈林?貝文甚至走得更遠，竟暗示說張伯倫隻不過是屈服於希特勒的恐嚇。“我們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獲得勝利。他使我們喪失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英國製度――誌願入伍。……他們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嚐試來反對國際贓物的重新分配以保護他們自己之外，還能拿什麽理由來說服青年們去打仗？”在辯論的最後一天，艾德禮說：“隱藏在這一法案背後的感情，並不是想要滿足國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征兵。……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我們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殘。”斯塔福?克裏普斯爵士則要求，在征召人力之前應先征用財產，實行軍隊民主化，保證工會權利(包括罷工的權利)，以及土地國有化。其他工黨議員，甚至威脅要通過他們在選民中的影響來抵製征兵。5月8日這一法案二讀時，工黨所投的反對票從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這次投票中，自由黨發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擁護政府，其餘棄權。在審議委員會中，工黨迫使進行了二十四次分組表決，最後一次是在三讀時進行的，因而三讀表決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這期間，沒有一個人比批評政府最尖銳的溫斯頓?丘吉爾更加強烈地感到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好地為這一措施辯護。關於反對黨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他後來寫道：“它使自由黨和工黨黨人喪失了指責當前政府的任何權利。他們隻能太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的對付事情的辦法。”他接著以他特有的寬宏大量的姿態補充道：“現在他們要顯示一種更加真實的辦法了。”
第在國民議會就慕尼黑協定發表一項聲明時宣稱，“隻有當我們的國民生產能夠讓我們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圍各國人民對話時，我們才能維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別權力的要求。他告訴國民議會說，“倘若你們不同意一種完全沒有異議的努力，國家就不可能去對付那些我感到即將來臨的可怕事件。”他答應到11月15日就放棄這種特別權力，並且同意不幹涉四十小時工作周的原則，隻是限製它的影響範圍。然而，他暗示國防工業的某些部門延長工作時間也許還是必要的。10月22日，內閣決定對國防工業中拒絕延長工作時間的人加以處罰。11月12日，剛上任的財政部長雷諾公布了他的三年計劃。在計劃中四十小時工作周，原則上的確被保存下來了；但是每周工作五日的製度被取消了，工作日數延長至五天半或者六天。無須勞工部預先批準，每個雇主都有權要他的雇員每年先加班五十小時。在國防工業中，拒絕加班加點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雇，而且六個月內不得在國防工業其他部門被雇用或領取失業津貼。
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法國總工會指責政府的行動是“一種侵犯工人階級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決定，在11月30日舉行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達拉第堅決要求，在他準備就雷諾延長勞動時間的計劃進行協商之前必須取消罷工，從而部分成功地破壞了這次總罷工。但是用紀律來約束工人或對不守紀律的工人進行製裁的任何嚐試，總是招致以進一步罷工和騷動形式出現的報複行動。當行政當局要參加總罷工的那些人個別地申請重新雇用(從而使他們成為“被監視的人”)時，聖納澤爾海軍造船廠的一萬工人立即舉行罷工(第二天，據估計有五十萬以上的工人受到罷工的影響，被關在工廠門外。土倫的三千名飛機製造工人與警察發生了衝突。達拉第準備采取嚴厲的措施來對付罷工工人，但是當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強烈的抗議時，他奉擔了責任。“如果工廠被占領了，那就必須把占領者趕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淚彈的。”不過，正象他實際上承認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的來到巴黎，才引起這種嚴厲行動的。
在此期間，1938年11月5日，空軍全體後備飛行員向工廠工人發出了一個呼籲，要求他們加速飛機的生產。呼籲書宣稱，空軍的生存正處於危險之中，廣大平民的生存則與空軍的命運息息相關；空軍能否保衛法蘭西的國土，有賴於法國的工人階級。1939年1月28日，總理又收到三個最重要的退役軍人組織的領導人的來信，請求政府實行工業和經濟動員，以使軍火生產能達到最大規模，並在工廠中實行嚴格的品德紀律和技術管理。但是處於困境的總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隻不過是與工人們維持一種暫時的妥協，在現階段絕不宜再引起這種根本性的爭論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布對因參與總罷工而受到處分的全體工人實行赦免。
已經可以看出，達拉第在極力使法國強盛起來的過程中，陷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集團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觀點可以說是反映了企業主的漠然置之或者從中作梗的態度。但是總的說來，這種態度對重整軍備和生產的影響，比起極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要輕微得多。達拉第曾說過，**“當然可以自稱是一貫地鼓吹決不妥協的，甚至不惜以戰爭為代價”，可是“它卻又在同一時候既要求重整軍備，又慫恿工人們堅持四十小時工作周製度”。社會黨是國民議會中最大的一個政黨，它盡管發現**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還不準備公開與之決裂。達拉第因此必須謹慎從事。慕尼黑會議以後，當政府要求授予特別權力時，社會黨人隻答應不投票反對這項動議，如果政府保證不過分改動各種社會法規的話。他們在投票時棄了權。極右派和**人則投了反對票。同英國的情況一樣，與左翼反對派之間的主要麻煩在於，他們不相信政府會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別權力來永遠限製或取消工人得來不易的行動自由權利。另一方麵，右翼反對派也不願意幫助政府重整軍備，因為他們相信，一切重整軍備最終隻能為“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務――從最壞方麵說，會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法國；從最好方麵說，會去插手幹預西班牙或中國。
第四節重整軍備最後階段中的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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