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四章失敗源於懦弱
空軍參謀長維耶曼將軍1938年11月25日在一次參謀長會議上透露了一點真實的情況。（.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他強調空軍特別需要經常更新物質裝備，聲稱他們決不能等到一種飛機原型十分完善之後才開始大量生產。他又說，目前他們正在生產的飛機，其原型還是1936年所用的。在提出1939年度空軍預算時(1938年12月29日)，報告起草人宣稱，如果要想趕上德國的產量，那就一定要以每月生產五百架作為目標。但是在1939年2月1日，空軍部長隻能宣布產量增加到每月一百架，雖然他答應到4月底產量將再翻一番。同時他還宣布在美國又定購了一百架戰鬥機，連前共二百架，另外還向一家荷蘭廠商定購了五十架。
確實，那些負責法國防務的人正在逐漸認識到，單靠法國自身的生產能力是再也不可能為它提供一支實力充足的空中艦隊了。假如錢可以籌集得到的話，實際上比較好的辦法也許是把本國工業一筆勾銷，而用美國的飛機來裝備空軍。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國防常務委員會會議上達拉第宣布悅，一個從未有過的機會出現了，那就是到1939年夏季可以獲得一千架最新式的美**用飛機；他強烈要求，他們應該竭盡一切力量來利用這個機會。財政部長雷諾宣稱，不管怎樣，所需要的餞(二十五億法郎)必須在為1939年防務開支規定的二百五十億中籌劃――這就是說，要犧牲其他軍種的經費。他又提議，可以取消一部分現在已交給法國工業的定貨單，數額相當於向美國定購的數字。但是這一提議遭到拉尚布爾的強烈抵製，理由是這樣將對他想用大量定貨來導致的生產的上升節奏產生災難性的影響。最後決定向美國購買六百架飛機，而不是一千架。這倒不是因為籌不到那麽多的錢，而是因為維耶曼將軍堅決認為，不可能為更多的飛機配備所需要的飛行員和空勤人員。甘末林後來宣稱，從法國高水平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他覺得這種論點是十分費解的；但是他在這一點上的一切勸告都沒有成功。不過，這也是事實，即報告起草人1939年1月10日就1939年度空軍預算向議會財政委員會提出報告時，曾要求大大增加空軍人員。他宣稱，現有的四千名軍官和七萬七千名士兵是遠遠不夠的。後來在裏翁審判中拉尚布爾也提到了這方麵的困難。他說，除了需要保留後備兵力外，戰爭爆發時法國第一線空軍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飛行員和空勤人員。
在裏翁審判中對拉尚布爾提出的起訴書控告他：第一，應對法國空軍質量的低劣負一部分責任；第二，尤其是當他完全了解實際情況時，仍然同意法國參戰。在這後一條罪狀中譴責他在1939年8月23日國防委員會開會討論法國是否應履行它對波蘭的承諾和是否處於能這樣做的狀態時，竟毫無根據地提供了過分樂觀的報告。(.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但是拉尚布爾1942年3月6日在裏翁聲稱，他隻不過是表示了，相信空軍力量至少已經達到“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他理直氣壯地完全否定了檢舉人關於德國空軍在1939年9月有一萬架現代化飛機的估計。對於檢舉人提出的那個法國空軍的數字(即一千四百一十架，其中隻有四百九十四架是現代化的)，他抱怨說他們沒有把很大一個數目的、據他說是留作後備力量的現代化飛機計算進去。他承認四百九十四架是確實已作好準備，可以立即參戰的第一線現代化飛機的數目；但是斷言，到戰爭爆發時，按照當時的計劃應交貨的一千八百七十八架飛機中，總共有一千六百二十五架已經造好。真實的情況則似乎是，這些飛機中的大部分是不適宜於參加空中作戰的，不是由於結構上的不完善，就是因為某項裝備或武器有缺陷。確實，正如首席法官所指出的，由於使用了大量模棱兩可的話，所以按照互相矛盾的意圖來講空軍實力的可能性是幾乎沒有底的。這樣，飛機就可以被說成是“可用於作戰”、“列入工廠產品”、“已驗收”和“現已查收”――每個術語在不同主張者的口裏都可以有不同的含義。不過，拉尚布爾的確承認，“五號計劃”執行得很不好。但是他不承認自己負有責任，而是把責任完全推到總參謀部身上。
事實上，空軍總參謀部在這最後幾個月的緊急關頭，似乎確實沉浸於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時期對他的空軍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觀的維耶曼將軍，當情況稍有好轉時，就立即轉到了另一個極端。1939年5月當波蘭陸軍部長卡斯普爾祖斯基來到巴黎，試圖同法國簽訂一項軍事協定時，維耶曼竟答應，如果戰爭發生就讓法國空軍從波蘭基地起飛，立即在波蘭前線參戰；這種輕率舉動使得甘末林大為吃驚。由於甘末林的勸說，維耶曼承認，考慮到法國空軍的狀況，他這麽說是太魯莽了，並同意要設法把承諾的調子降低。但是隻隔了一兩個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參謀長會議上維耶曼又宣稱，三四個月以後，法國就可以每個月輸出四十架戰鬥機，直到總數達到二百架時為止。他在8月26日給拉尚布爾的一封信中還說，六個月以後，假如生產能力沒有因敵方的行動而減弱，蘇聯也沒有援助軸心國，那麽法英兩國的聯合空中力量將能有效地抵抗軸心國的空軍。
結果，法國的飛機製造廠並沒有遭到轟炸，蘇聯也沒有供應飛機給軸心國，意大利則直到法蘭西戰役快結束時才參加戰爭，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給予空中支援。然而。當戰爭來臨時，法國和英國的聯合空軍仍然敵不過德國的空軍，而且法國顯得比英國更不妙。英國空軍的一部分力量必須留在國內，而派到法國去的那一部分空軍，發現它自己實際上是在毫無援助的情況下孤軍奮戰。的確，現在到了關鍵時刻，維耶曼和空軍部長(現在是洛朗艾納克)卻顯露出一種焦慮不安的心情，這與不久前的那種自滿情緒是很不相稱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戰時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討論把整個前線移入比利時境內，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時人時，據甘末林說，維耶曼和洛朗艾納克兩人似乎是最不願意去迎戰強敵的。看來，那些負責法國飛機生產工作的人，說得輕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騙自己，對於這一點，他們現在也在開始明白過來了。
前麵已經指出過，在英國政府的政策中有著一種內在的矛盾，它一麵試圖重整軍備，一麵卻仍致力於普遍裁軍，而同時又企圖對重整軍備所針對的那些人采取綏靖政策。慕尼黑會議時期的舉國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曾使得輿論大為震驚，強烈要求采取措施以防止這種情況的重演。但同時又有一種不合邏輯的想法，認為並不需要采取什麽措施，因為象1938年9月那樣的危機決不會再出現了。張伯倫自己立即明確表示，他並不認為可以對他從慕尼黑回來時說過的“我們時代的和平”抱僥幸心理。“不要讓別人以為，因為我們在慕尼黑簽訂了這項四強協定，我們此刻就可以放鬆我們在這個方案上應作出的努力了。本國的裁軍決不能再是單方麵的事了。我們曾那樣嚐試過一次，結果是差一點給我們自己招來一場災禍。”然而，由於他長時期以來一直夢想實現世界裁軍，所以重整軍備對張伯倫來說，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主要隻不過是一種手段罷了，要用它來使英國在將來的一些裁軍會議上的發言能成為最有權威性的聲音：
一方麵，我們必須重新下定決心，來彌補我們的軍備和防禦性預警方麵還存在的不足，這樣，我們就能作好準備保衛自己，並使我們的外交更有力量；……不過……另一方麵我也確實看到了接近裁軍這個題目的新機會已展現在我們麵前。我相信，它們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時候一樣的有希望。
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張伯倫對重整軍備的看法是相當消極的。他堅持認為，重整軍備純粹是為了防禦的目的。這樣，對一個理應全力以赴的運動就勢必會起一種麻痹的作用。對首相在1939年2月講的下述這些話所產生的效果，不可能給予過高的評價：
我們的軍備盡管龐大，是防禦性的軍備，而且隻是為了防禦。如果確實別人並不比我們更具有侵略意圖，那麽，我們就必須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在堆積這些毀滅性的武器都是出於一種誤會。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
又過了不到一個月，由於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滅的心情彌漫全國，張伯倫受到的打擊也並不比別人輕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說中他宣稱，自由甚至比和平更為可貴，英國現在可能要被迫為它而戰。為認真對待這種新的傾向，對波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保證。遲遲未能作出決定和引起激烈爭論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應部，都匆匆地付諸實行了。用丘吉爾的譏諷話來說，直到現在政府才“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達成了一項令人高興的妥協，那就是一切可能的準備工作都不得妨礙本國的貿易或以大規模的措施來激怒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現在，盡管繼續聲言相信民主製度的優越性，相信自願的努力比強製好，相信自由放任經濟優於國家管製，可是政府卻發現，不得不逐漸地犧牲這些珍貴的原則了。但這樣做，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它的政敵和組織起來的勞工發生衝突。雖然也許不能為張伯倫政府過遲采取這些必要的步驟開脫責任，但至少對於它的行動勉強可給予一定的諒解。要知道甚至連國民誌願服役這條道路都是多麽的坎坷不平，而要達到征兵這一“壞到無法形容的”步驟，那是還要再向前走很長一段路的。
慕尼黑危機使得英國民情激昂，人人都願為國效力。但是對於如何組織並引導這一股巨大力量的問題，政府方麵卻有些驚慌失措，而民眾也不無疑慮。1938年10月13日，約翰?西蒙爵士在謝菲爾德的演說中曾提到，在危機期間，政府大臣們收到潮水般的群眾來信，都是請求給予指示，他們到何處去服務才最有價值。他強烈要求迅速將這股潛在力量組織起來。但是他認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爭辯自願與強製哪種辦法好的問題，雖然我要順便說一句，那就是，強迫與組織並不是一回事。”然後，齊特蘭勳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說道：“如果政府發現，無論是工業還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種自願的基礎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結果，那麽它肯定會準備采取另外一種意見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當和平還能維持時，強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沒有用的；而如果戰爭來臨，那就非用強製的辦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項提案，要求批準在誌願的基礎上實行國民服役製，並由議會在3月底檢查一次實行的結果。這項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對九票獲得通過。
國民服役製的自願性質，以後繼續為政府所強調，一方麵是為了撫慰外國的**者們，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消除國內那些“民主自由”捍衛者的疑慮。12月30日，全國勞工委員會宣稱，工人運動的政治和工業兩個部分都對“國民服役製的基本上自願的性質”感到滿意，它們將協助在全國各地建立國民服役委員會的組織。然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和他們的法國同誌一樣，卻傾向於把他們自己看成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唯一維護者。根據f?w?佩西克?勞倫斯(代表東愛丁堡的下院議員)的說法，他們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綏靖主義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對派議員巧言善辯地講了些什麽，我們是綏靖主義的黨。我們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議員們主張綏靖以前早就獻身於綏靖主義了。我們為綏靖主義而獻身，當它是真正的綏靖主義的時候。我們反對媾和條約中的報複性條款。……我們批評首相的綏靖嚐試，不是因為它是綏靖主義，而是因為它來得太遲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個完全不同的詞來更加確切地形容它的這樣一個時刻。
艾德禮可以懷著同樣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產飛機的功績潑冷水：
……不管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麽辛苦，他不能給我們任何安全。我們是在製造不安全。……我們應當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軍事裝備，我們就不可能獲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議員們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覺得不管怎樣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將感到十分遺憾。我認為這完全是幻想。
然而，實行征兵，無疑使張伯倫在原則方麵的犧牲，同他的政敵受到的犧牲差不多一樣大。張伯倫於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決定，但並沒有引起國際危機或被趕下台。因此人們也許會認為，他在進一步采取看來對防務有利的步驟時，會覺得不必去考慮國內政敵或國外真正敵人可能的反應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讓自己邁出去的。他本來可以邀請丘吉爾和艾登給予有力的合作，從而進一步加強人們對英國的團結和決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縮縮，還是不敢讓兩個被希特勒誣蔑為戰爭販子的人入閣。他在一封大約是這個時候寫的私人信中寫道：“我們越是接近戰爭，他的(丘吉爾的)機會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還有緩和緊張局勢、恢複同**者們的正常關係的任何可能的話，我也決不願去冒這肯定會被他們視為挑戰的風險。”
在法國，達拉第和博內也是既想重整軍備，同時又要追求和平，他們企圖用很象張伯倫在英國使用過的那些論點來調和這種矛盾。1938年10月，博內在馬賽舉行的激進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宣稱：“法國必須恢複它的實力，這樣，如果有一天裁軍的問題重新提出來的話，它就可以有一個平等的發言權了。”但是對法國來說，經過這麽多年的混亂和疏忽以後，而且它仍然麵臨著社會動蕩和經濟不穩定，這時要增加生產和恢複實力，就需要采取甚至比英國采取的更加激進的步驟，和比英國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則的犧牲。然而象在英國一樣，當全國試圖加快重整軍備的步伐時，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話和裝模作樣的姿態搞亂了，這隻能減損人們對這個問題必須抱有的緊迫感。就是這樣，達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協議發表的聲明中說：“一切希望法國得到拯救的法國人，現在必須把自己看作是處於一種為和平和為他們的國家服務而持久動員的狀態之中。”――把“和平”放在“國家”之前是意味深長的。1938年12月6日，博內和裏賓特洛甫在巴黎簽署了一項法德友好宣言。博內這時寫信給法國駐華盛頓大使說，宣言將成為“對國際綏靖事業作出的一個立即見效的貢獻”。雖然法國新聞界總的來說對這個宣言並不熱情，但還是有一部分報紙歡迎它，因為它對實現緩和有心理上的影響。當然也正是緩和最有可能會損害本來進展已經很緩慢的法國重整軍備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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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參謀長維耶曼將軍1938年11月25日在一次參謀長會議上透露了一點真實的情況。（.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他強調空軍特別需要經常更新物質裝備，聲稱他們決不能等到一種飛機原型十分完善之後才開始大量生產。他又說，目前他們正在生產的飛機，其原型還是1936年所用的。在提出1939年度空軍預算時(1938年12月29日)，報告起草人宣稱，如果要想趕上德國的產量，那就一定要以每月生產五百架作為目標。但是在1939年2月1日，空軍部長隻能宣布產量增加到每月一百架，雖然他答應到4月底產量將再翻一番。同時他還宣布在美國又定購了一百架戰鬥機，連前共二百架，另外還向一家荷蘭廠商定購了五十架。
確實，那些負責法國防務的人正在逐漸認識到，單靠法國自身的生產能力是再也不可能為它提供一支實力充足的空中艦隊了。假如錢可以籌集得到的話，實際上比較好的辦法也許是把本國工業一筆勾銷，而用美國的飛機來裝備空軍。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國防常務委員會會議上達拉第宣布悅，一個從未有過的機會出現了，那就是到1939年夏季可以獲得一千架最新式的美**用飛機；他強烈要求，他們應該竭盡一切力量來利用這個機會。財政部長雷諾宣稱，不管怎樣，所需要的餞(二十五億法郎)必須在為1939年防務開支規定的二百五十億中籌劃――這就是說，要犧牲其他軍種的經費。他又提議，可以取消一部分現在已交給法國工業的定貨單，數額相當於向美國定購的數字。但是這一提議遭到拉尚布爾的強烈抵製，理由是這樣將對他想用大量定貨來導致的生產的上升節奏產生災難性的影響。最後決定向美國購買六百架飛機，而不是一千架。這倒不是因為籌不到那麽多的錢，而是因為維耶曼將軍堅決認為，不可能為更多的飛機配備所需要的飛行員和空勤人員。甘末林後來宣稱，從法國高水平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他覺得這種論點是十分費解的；但是他在這一點上的一切勸告都沒有成功。不過，這也是事實，即報告起草人1939年1月10日就1939年度空軍預算向議會財政委員會提出報告時，曾要求大大增加空軍人員。他宣稱，現有的四千名軍官和七萬七千名士兵是遠遠不夠的。後來在裏翁審判中拉尚布爾也提到了這方麵的困難。他說，除了需要保留後備兵力外，戰爭爆發時法國第一線空軍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飛行員和空勤人員。
在裏翁審判中對拉尚布爾提出的起訴書控告他：第一，應對法國空軍質量的低劣負一部分責任；第二，尤其是當他完全了解實際情況時，仍然同意法國參戰。在這後一條罪狀中譴責他在1939年8月23日國防委員會開會討論法國是否應履行它對波蘭的承諾和是否處於能這樣做的狀態時，竟毫無根據地提供了過分樂觀的報告。(.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但是拉尚布爾1942年3月6日在裏翁聲稱，他隻不過是表示了，相信空軍力量至少已經達到“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他理直氣壯地完全否定了檢舉人關於德國空軍在1939年9月有一萬架現代化飛機的估計。對於檢舉人提出的那個法國空軍的數字(即一千四百一十架，其中隻有四百九十四架是現代化的)，他抱怨說他們沒有把很大一個數目的、據他說是留作後備力量的現代化飛機計算進去。他承認四百九十四架是確實已作好準備，可以立即參戰的第一線現代化飛機的數目；但是斷言，到戰爭爆發時，按照當時的計劃應交貨的一千八百七十八架飛機中，總共有一千六百二十五架已經造好。真實的情況則似乎是，這些飛機中的大部分是不適宜於參加空中作戰的，不是由於結構上的不完善，就是因為某項裝備或武器有缺陷。確實，正如首席法官所指出的，由於使用了大量模棱兩可的話，所以按照互相矛盾的意圖來講空軍實力的可能性是幾乎沒有底的。這樣，飛機就可以被說成是“可用於作戰”、“列入工廠產品”、“已驗收”和“現已查收”――每個術語在不同主張者的口裏都可以有不同的含義。不過，拉尚布爾的確承認，“五號計劃”執行得很不好。但是他不承認自己負有責任，而是把責任完全推到總參謀部身上。
事實上，空軍總參謀部在這最後幾個月的緊急關頭，似乎確實沉浸於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時期對他的空軍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觀的維耶曼將軍，當情況稍有好轉時，就立即轉到了另一個極端。1939年5月當波蘭陸軍部長卡斯普爾祖斯基來到巴黎，試圖同法國簽訂一項軍事協定時，維耶曼竟答應，如果戰爭發生就讓法國空軍從波蘭基地起飛，立即在波蘭前線參戰；這種輕率舉動使得甘末林大為吃驚。由於甘末林的勸說，維耶曼承認，考慮到法國空軍的狀況，他這麽說是太魯莽了，並同意要設法把承諾的調子降低。但是隻隔了一兩個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參謀長會議上維耶曼又宣稱，三四個月以後，法國就可以每個月輸出四十架戰鬥機，直到總數達到二百架時為止。他在8月26日給拉尚布爾的一封信中還說，六個月以後，假如生產能力沒有因敵方的行動而減弱，蘇聯也沒有援助軸心國，那麽法英兩國的聯合空中力量將能有效地抵抗軸心國的空軍。
結果，法國的飛機製造廠並沒有遭到轟炸，蘇聯也沒有供應飛機給軸心國，意大利則直到法蘭西戰役快結束時才參加戰爭，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給予空中支援。然而。當戰爭來臨時，法國和英國的聯合空軍仍然敵不過德國的空軍，而且法國顯得比英國更不妙。英國空軍的一部分力量必須留在國內，而派到法國去的那一部分空軍，發現它自己實際上是在毫無援助的情況下孤軍奮戰。的確，現在到了關鍵時刻，維耶曼和空軍部長(現在是洛朗艾納克)卻顯露出一種焦慮不安的心情，這與不久前的那種自滿情緒是很不相稱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戰時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討論把整個前線移入比利時境內，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時人時，據甘末林說，維耶曼和洛朗艾納克兩人似乎是最不願意去迎戰強敵的。看來，那些負責法國飛機生產工作的人，說得輕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騙自己，對於這一點，他們現在也在開始明白過來了。
前麵已經指出過，在英國政府的政策中有著一種內在的矛盾，它一麵試圖重整軍備，一麵卻仍致力於普遍裁軍，而同時又企圖對重整軍備所針對的那些人采取綏靖政策。慕尼黑會議時期的舉國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曾使得輿論大為震驚，強烈要求采取措施以防止這種情況的重演。但同時又有一種不合邏輯的想法，認為並不需要采取什麽措施，因為象1938年9月那樣的危機決不會再出現了。張伯倫自己立即明確表示，他並不認為可以對他從慕尼黑回來時說過的“我們時代的和平”抱僥幸心理。“不要讓別人以為，因為我們在慕尼黑簽訂了這項四強協定，我們此刻就可以放鬆我們在這個方案上應作出的努力了。本國的裁軍決不能再是單方麵的事了。我們曾那樣嚐試過一次，結果是差一點給我們自己招來一場災禍。”然而，由於他長時期以來一直夢想實現世界裁軍，所以重整軍備對張伯倫來說，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主要隻不過是一種手段罷了，要用它來使英國在將來的一些裁軍會議上的發言能成為最有權威性的聲音：
一方麵，我們必須重新下定決心，來彌補我們的軍備和防禦性預警方麵還存在的不足，這樣，我們就能作好準備保衛自己，並使我們的外交更有力量；……不過……另一方麵我也確實看到了接近裁軍這個題目的新機會已展現在我們麵前。我相信，它們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時候一樣的有希望。
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張伯倫對重整軍備的看法是相當消極的。他堅持認為，重整軍備純粹是為了防禦的目的。這樣，對一個理應全力以赴的運動就勢必會起一種麻痹的作用。對首相在1939年2月講的下述這些話所產生的效果，不可能給予過高的評價：
我們的軍備盡管龐大，是防禦性的軍備，而且隻是為了防禦。如果確實別人並不比我們更具有侵略意圖，那麽，我們就必須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在堆積這些毀滅性的武器都是出於一種誤會。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
又過了不到一個月，由於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滅的心情彌漫全國，張伯倫受到的打擊也並不比別人輕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說中他宣稱，自由甚至比和平更為可貴，英國現在可能要被迫為它而戰。為認真對待這種新的傾向，對波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保證。遲遲未能作出決定和引起激烈爭論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應部，都匆匆地付諸實行了。用丘吉爾的譏諷話來說，直到現在政府才“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達成了一項令人高興的妥協，那就是一切可能的準備工作都不得妨礙本國的貿易或以大規模的措施來激怒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現在，盡管繼續聲言相信民主製度的優越性，相信自願的努力比強製好，相信自由放任經濟優於國家管製，可是政府卻發現，不得不逐漸地犧牲這些珍貴的原則了。但這樣做，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它的政敵和組織起來的勞工發生衝突。雖然也許不能為張伯倫政府過遲采取這些必要的步驟開脫責任，但至少對於它的行動勉強可給予一定的諒解。要知道甚至連國民誌願服役這條道路都是多麽的坎坷不平，而要達到征兵這一“壞到無法形容的”步驟，那是還要再向前走很長一段路的。
慕尼黑危機使得英國民情激昂，人人都願為國效力。但是對於如何組織並引導這一股巨大力量的問題，政府方麵卻有些驚慌失措，而民眾也不無疑慮。1938年10月13日，約翰?西蒙爵士在謝菲爾德的演說中曾提到，在危機期間，政府大臣們收到潮水般的群眾來信，都是請求給予指示，他們到何處去服務才最有價值。他強烈要求迅速將這股潛在力量組織起來。但是他認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爭辯自願與強製哪種辦法好的問題，雖然我要順便說一句，那就是，強迫與組織並不是一回事。”然後，齊特蘭勳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說道：“如果政府發現，無論是工業還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種自願的基礎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結果，那麽它肯定會準備采取另外一種意見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當和平還能維持時，強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沒有用的；而如果戰爭來臨，那就非用強製的辦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項提案，要求批準在誌願的基礎上實行國民服役製，並由議會在3月底檢查一次實行的結果。這項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對九票獲得通過。
國民服役製的自願性質，以後繼續為政府所強調，一方麵是為了撫慰外國的**者們，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消除國內那些“民主自由”捍衛者的疑慮。12月30日，全國勞工委員會宣稱，工人運動的政治和工業兩個部分都對“國民服役製的基本上自願的性質”感到滿意，它們將協助在全國各地建立國民服役委員會的組織。然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和他們的法國同誌一樣，卻傾向於把他們自己看成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唯一維護者。根據f?w?佩西克?勞倫斯(代表東愛丁堡的下院議員)的說法，他們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綏靖主義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對派議員巧言善辯地講了些什麽，我們是綏靖主義的黨。我們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議員們主張綏靖以前早就獻身於綏靖主義了。我們為綏靖主義而獻身，當它是真正的綏靖主義的時候。我們反對媾和條約中的報複性條款。……我們批評首相的綏靖嚐試，不是因為它是綏靖主義，而是因為它來得太遲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個完全不同的詞來更加確切地形容它的這樣一個時刻。
艾德禮可以懷著同樣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產飛機的功績潑冷水：
……不管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麽辛苦，他不能給我們任何安全。我們是在製造不安全。……我們應當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軍事裝備，我們就不可能獲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議員們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覺得不管怎樣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將感到十分遺憾。我認為這完全是幻想。
然而，實行征兵，無疑使張伯倫在原則方麵的犧牲，同他的政敵受到的犧牲差不多一樣大。張伯倫於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決定，但並沒有引起國際危機或被趕下台。因此人們也許會認為，他在進一步采取看來對防務有利的步驟時，會覺得不必去考慮國內政敵或國外真正敵人可能的反應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讓自己邁出去的。他本來可以邀請丘吉爾和艾登給予有力的合作，從而進一步加強人們對英國的團結和決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縮縮，還是不敢讓兩個被希特勒誣蔑為戰爭販子的人入閣。他在一封大約是這個時候寫的私人信中寫道：“我們越是接近戰爭，他的(丘吉爾的)機會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還有緩和緊張局勢、恢複同**者們的正常關係的任何可能的話，我也決不願去冒這肯定會被他們視為挑戰的風險。”
在法國，達拉第和博內也是既想重整軍備，同時又要追求和平，他們企圖用很象張伯倫在英國使用過的那些論點來調和這種矛盾。1938年10月，博內在馬賽舉行的激進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宣稱：“法國必須恢複它的實力，這樣，如果有一天裁軍的問題重新提出來的話，它就可以有一個平等的發言權了。”但是對法國來說，經過這麽多年的混亂和疏忽以後，而且它仍然麵臨著社會動蕩和經濟不穩定，這時要增加生產和恢複實力，就需要采取甚至比英國采取的更加激進的步驟，和比英國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則的犧牲。然而象在英國一樣，當全國試圖加快重整軍備的步伐時，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話和裝模作樣的姿態搞亂了，這隻能減損人們對這個問題必須抱有的緊迫感。就是這樣，達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協議發表的聲明中說：“一切希望法國得到拯救的法國人，現在必須把自己看作是處於一種為和平和為他們的國家服務而持久動員的狀態之中。”――把“和平”放在“國家”之前是意味深長的。1938年12月6日，博內和裏賓特洛甫在巴黎簽署了一項法德友好宣言。博內這時寫信給法國駐華盛頓大使說，宣言將成為“對國際綏靖事業作出的一個立即見效的貢獻”。雖然法國新聞界總的來說對這個宣言並不熱情，但還是有一部分報紙歡迎它，因為它對實現緩和有心理上的影響。當然也正是緩和最有可能會損害本來進展已經很緩慢的法國重整軍備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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