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七章大事不妙


    與此同時,在盟國原先的計劃(與它們夢想給予芬蘭援助以對付蘇聯有關)由於芬蘭停止抵抗而遭受挫折和不值得再考慮以後,德國和盟國正在分別製訂時間相同而內容類似的對付挪威的計劃。


    3月21日雷諾一當上法國內閣總理,就立刻開始催促英國政府再次采取侵入斯堪的納維亞的政策。


    這時決定,開始用原來的方法,就是在航道上布雷把敵人的船隻趕出挪威領海的方法……來解決從納爾維克以南運輸鐵礦砂這個老問題。在這以後,再在挪威領海內設下布雷區,不預先通知挪威政府。預料隨後德國可能對挪威領土采取反措施;而盟國接著就可得到挪威的同意占領納爾維克和南部的三個港口。……關於瑞典,前景不那麽清楚,但是希望形勢將使在納爾維克登陸的部隊能以衛護端典反抗侵略的戰士的身份――不論是真實的還是假設的――抵達礦區。


    另一方麵,德國人一直在加速推行占領挪威的計劃。他們的行動原來打算在3月20日開始;英國的計劃在3月28日得到最高作戰會議的同意,要求在4月1日或2日向挪威和瑞典發出“辯解”的照會,接著在4月5日布雷。由於波羅的海的冰封久久不化,使德國人把日期推遲到4月9日,而英國的日期,也由於法國反對英國一項與此有關的在萊茵河布雷的計劃而延遲了幾天。英國給挪威和瑞典政府的照會於4月5日遞交,那時在這兩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首都,報紙已經對預料中的盟國的意圖加以非難。布雷應當接著在4月8日進行。於是,就出現了德國海軍和英、法海軍同時集中到挪威去執行各自的計劃的情況。不過,德國的計劃是要在4月9日破曉以前同時對許多不同的地點進行一係列決定性的打擊,而英國的計劃則是“一連串有條件的登陸,並且隻是在證明德國對布雷相應地作出敵意的反應時方才進行,而在那種情況下也要隔一天至四天半以後再進行”。


    當挪威遭到1940年4月的危機時,它隻動員了一小部分防守力量。它沒有布雷,沿海的要塞隻有一部分配備了兵力,陸軍隻有一小部分處於備戰狀態。盡管4月以前事態的演變令人不安,可是挪威的防務措施自始至終保持著一種“中立警戒”的性質。科特認為――莫溫凱爾、漢布羅和科特有同樣的看法――局勢沒有19141918年時那麽危險,漢布羅還認為,盟國的空中優勢和德國的石油匱乏,將使德國無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動。因此政府無意屈服於它的軍事顧問們要求加強挪威戰備的壓力,特別是因為,按照挪威白皮書所說,漢布羅、莫溫凱爾、延斯?洪德塞德在那時也施加了一些壓力,要求限製軍事部署。不過,這種說法為漢布羅所否認。國防大臣――按照陸軍司令官洛克將軍的說法――通常把這種事情讓內閣的其他閣員或讓外交政治司去決定,同時,軍界對政治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的情報也掌握得不夠。海軍司令官迪埃森將軍在戰後說,他當時認為敵軍很不可能在挪威登陸,因此沒有建議全部動用沿海要塞,甚至準備把這些要塞的大部分駐軍複員回家。挪威議會在戰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認為,就缺乏主動性而言,迪埃森將軍比洛克將軍應負更大的責任,因為領海顯然比陸上防區更處在危險區域內。4月9日,科特在議會於哈馬爾召開的會議上所作的聲明,確鑿地證明了他當時對防務情況沒有感到任何憂慮。


    戰後對外交部檔案所作的調查,發現當時有許多警告說明德國對挪威的軍事行動正迫在眉睫。“四月九日政府”在倫敦的成員否認知道這些警告。但是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4月5日至8日間,奧斯陸從挪威駐柏林公使館連續接到了關於局勢的權威報告,科特、揚伯格上校以及陸軍和海軍司令官都知道這些報告,但是政府的其他成員並未得到通知。第一個匯報局勢嚴重的警告是挪威駐柏林公使阿爾內?謝爾在3月29日發出的。警告的措詞一般,指出危險來自法國和英國而不是來自德國。4月3日,就是盟國向挪威政府預告英國海軍將在挪威領海布雷前五天,當時駐倫敦的挪威公使埃裏克?科爾班電告,他從工黨的一個主要黨員菲利普?諾埃爾貝克處獲得確切消息,英國人正準備對德國在挪威領海內的鐵礦砂運輸采取直接行動。4月1日以及4月4日又有警告,這次指出德國打算侵略。這些警告同發到丹麥的警告是一致的,實際上都是根據同樣的情報。但是,直到4月5日,方才提到挪威本身肯定正在受到德國的威脅。在那一天,奧斯陸收到從哥本哈根、柏林、斯德哥爾摩發出的警告,哥本哈根發來的警告是根據丹麥政府從其駐柏林公使薩黑處收到的情報。4月4日,在議會外事委員會的會議上,曾提出要科特就這些“謠言”在柏林采取措施,科特拒不接受。他指出,這些謠言不是沒有根據,從而不成其為危險的信號,便是確有其事。假使確有事,他也不會得到對方的答複。在戰後受到質問時,他解釋說,1939年12月和1940年也流傳過這類謠言,但是後來沒有成為事實。他不願把這些新的謠言看得更嚴重。他不承認曾經從瑞典方麵接到警告,特別是一則據稱由瑞典國防參謀部電告挪威參謀總部的消息。


    4月7日,挪威駐哥本哈根公使奧古斯特?埃斯馬爾希發出了明確的警告,稱德國將立即對挪威采取行動,德國艦隊已經出發,向西駛去,顯然開往一個比較遠的地點。科特確信它是開往大西洋。奧斯陸方麵之所以有無視這些警告的傾向,一個原因是政府和外事委員會當時都全神貫注地在考慮英國布雷可能造成的後果。不過,在4月8日下午3時,挪威駐倫敦公使館在電話報告中宣讀了一份緊急電報稿,報告德國艦隊顯然在向納爾維克調動,科特立即把這個消息轉告了海軍部。消息說,當天上午曾在北海挪威海岸外發現德國艦艇,正在向北行駛,“非常可疑是企圖對納爾維克采取行動,能在午夜以前抵達納爾維克”。幾個小時後,傳來了更為嚴重的消息。揚伯格上校在秘密會議上向議會報告說,據克裏斯蒂安桑的指揮官報告,從“裏約熱內盧”號(當天上午在利勒散港外中了魚雷)輪船上來了約一百名身穿綠灰色製服的德國人;他們承認船上有馬匹和槍炮,並說聽到謠言,他們是“應挪威政府的請求”前往卑爾根去幫助挪威人的。但這位國防大臣認為這件事隻是另一次侵犯中立的行為,而不是即將發動攻擊的警告。他也不理會參謀總長哈特萊達爾上校在4月5日、6日和8日再三敦促他考慮局勢的嚴重性和挪威在南方兵力薄弱的情況。4月8日,哈特萊達爾上校的這些請求得到了洛克將軍的支持,這兩位軍官出席了當天外事委員會的會議。哈特萊達爾在晚上催促揚伯格對他已提出的許多建議作出答複,揚伯格告訴他,將於次日上午給回音。當天晚上確是對事態進行了討論,並起草了總動員的建議。揚伯格指出,動員工作需要三天時間,因此政府提出折衷方案,決定在厄斯特福爾動員兩個營,這樣可以調集得快一些。尼加德斯沃爾德曾明確地征詢過國防大臣的意見,問他對這種不符合哈特萊達爾建議的做法是否有理由,並在得到保證兩營兵力將足夠使用以後,這個決定被采納了。


    4月8日午夜,海軍參謀部報告,奧斯陸峽灣外有外國艦艇,正試圖奪取防禦工事,外事委員會召集會議,並於4月9日淩晨1時30分舉行了會議,全體委員出席。這時接到報告,德國的進攻正向卑爾根擴展,於是政府決定動員軍隊。清晨5時,拒絕了由布羅爾遞交的德國最後通牒,並決定總動員。在國王不在場的情況下,這個決定並不是正式的或書麵的,但是認為,揚伯格上校應通知所有的軍事當局。洛克將軍後來證明,直到淩晨2時30分他才能同揚伯格通電活,說服揚伯格重新采納他自己的動員建議,直到清晨4時至6時之間總動員的命令方始發出。國防大臣一直到最後都固執地企圖把這個命令保持秘密,而保持秘密自然會大大延誤它生效的時間。戰後的調查委員會發現,總動員命令根本沒有發出過,因為已經查明總動員工作肯定從未開始過,而參謀總部既然這樣迫切地要求有這個決定,那就毫無理由認為,如果接到這樣一道命令,它居然會不執行。對於這一事關重大的疑點,文件記錄本身並未予以澄清。調查委員會對哈特萊達爾上校麵臨嚴重困難時的主動積極性深為讚許。他努力由自己負責來擴大動員令的範圍。由於令人遺憾的疏忽,在德國人進入奧斯陸以前,沒有把挪威廣播電台破壞掉,盡管官員們曾要求下令加以破壞。結果使吉斯林(挪威納粹黨的黨魁)和德國人能把電台接收,並在4月9日下午用以宣布成立吉斯林政府,撤銷動員令和召回在海外的挪威船隻。


    到第三周,德蘇兩國對東北歐的瓜分事實上已經完成。就在德軍與紅軍在波蘭國土上會師的那天,波蘭對這兩個侵略國最後的有效抵抗在這一地帶已被擊潰。波蘭既已經覆滅,當時依然幸存的東北歐國家就統統隻好任憑蘇聯和德國擺布了。波羅的海三國是不設防的小國,隻要何時奪取它們方便,隨時都可以把它們置於蘇聯統治之下,就象後來很快做到的那樣。至於芬蘭,結果證明,蘇聯不經過戰鬥就不能使它就範,盡管如此,芬蘭在“冬季戰爭”中由於得不到西方的有效支援,最終被迫接受蘇聯政府的條件,這一結局早在1939年9月底以前就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在這一階段,希特勒在東北歐的直接戰略目標已經達到。波蘭已從歐洲的政治地圖上被抹掉,這完全符合希特勒直到那時為止的策略,而在這個當口,他卻需要把和平的觸角伸向他的對手,已被消滅的波蘭的兩個西歐盟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可以肯定,對波蘭閃電戰的勝利,在希特勒心目中是一個得意的傑作。在慕尼黑時,他固然由於嚇唬得英、法和他勾結起來使捷克斯洛伐克聽他擺布而自鳴得意,但這種得意的心情,也許因為對這場不夠勁的勝利感到失望而有所衝淡,因為在這場勝利中他的吸血的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這一貪欲在對波蘭的戰役中如願以償。在作戰中,德國武裝部隊的新式裝備和戰術之高明得到了輝煌的證明。德國機械化部隊在摧毀波蘭軍隊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威力和速度,使全世界不寒而栗。波軍雖然英勇,終因武器陳舊這一致命弱點而無濟於事。對波作戰無疑是希特勒和德軍參謀總部一致的意見。將領們和希特勒都肯定這一局部戰爭必然勝利,但是將領們是憑他們的專門軍事知識來判斷的,而希特勒卻憑他那不可思議的直覺。美中不足的是,對波蘭的襲擊帶來了一個不想有的、討厭的結果:和英、法處於戰爭狀態。希特勒可能比德軍參謀總部更輕率地冒險把德軍的機動兵力都投入了波蘭戰役。而使第三帝國麵臨隻有最薄弱的兵力守衛西壁的險境。但是,希特勒曾根據法國和英國的作戰心理作了估計,推測這兩個西歐盟國當德軍精銳在東線作戰的時候,不敢趁機正麵進攻西壁;而德軍參謀總部則大概是從理論上而不是從個人感情上根據德國在波蘭作戰時西線雙方潛力的對比來進行估計的。在這一點上,事實再次證明希特勒的大膽比德軍參謀總部的小心要正確。可是,在波蘭被消滅後德國應付西歐對手時下一步該如何行動這個問題上,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的看法卻又完全一致。他們都希望能誘使英、法接受東北歐的既成事實,盡管在這一點上,他們又是根據不同的考慮而這樣決定的。


    德國的將領們之所以希望與英、法媾和,是因為他們正確地認識到,對西歐的襲擊若與這時已勝利結束的對波蘭的襲擊相比,乃是一項嚴峻得多的軍事任務。而希特勒麵對在西線有可能遭遇一場積極的進攻戰這件事,態度卻要沉著得多,在這一點上,從短時期來看,由於不久以後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國進攻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低地國家和法國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再次證明他是正確的。不過,盡管希特勒為他的軍事直覺這最後一次的閃現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為了自己獨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則上,他反對德國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失敗的主要罪狀之一。德國進攻波蘭,激起了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這樣,希特勒就違反了自己的政治軍事原則;同時,盡管他正確地預見到英法的戰爭行動將不過是“虛張聲勢”,盡管他迅速地結束了波蘭戰事,從而把自己從開頭一段短時期內從事兩線作戰的困境中解脫了出來,他卻別有理由――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實際上的――希望這時能與兩個西歐對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爾所識破並指出的那樣,是“一個一個地”對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時候,都盡可能地使自己騰出一隻手來,以便玩弄花招,隨機應變。投機取巧乃是他的天性;這時他如果能與法、英媾和,他就能騰出雙手來,對看來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個目標采取行動。東南歐可能落入他的羅網,那時西歐國家和蘇聯會袖手旁觀,雖然感到不安,但是猶豫不決。接著,在希特勒認為最適宜的時機,在西歐國家默許之下,也許甚至在它們心照不宣的讚同之下,可能對蘇聯發動進攻。最後,也許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國和英國與一個橫跨西壁和烏拉爾山脈這整個空間的德國巨人談判,求得一個政治解決辦法,這個辦法盡管表麵溫和,但是久而久之,將使英法聽任這一龐大的第三帝國擺布。


    可能正是出於這些主要的考慮,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發動了這場“和平攻勢”。他的將領們,還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這一事實對他的影響可能並不太大。他認為自己比將領們高明;同時,他自信能夠駕馭德國人民,也正由於他是一個真正能蠱惑人心的煽動家,知道與群眾的關係是自己的生命線,因而對於他們的情緒很敏感。另一方麵,在法國,不僅公眾,而且接近政權中心的有影響的階層,也都渴望和平。這種情況,希特勒了解得清清楚楚,這大概是他希望這場即將對西方展開的宣傳攻勢能象不久前對東方的軍事攻勢取得同樣成功的主要根據之一。在法國,失敗主義情緒彌漫全國,這一點為波蘭戰事結束後十二個月之內的一場軍事考驗所證實。不過,正因為法國當時的情緒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軍事上慘敗以外,沒有什麽能使法國政府完全改變它公開宣布過的政策,即與英國結成同盟,把戰爭進行到底,直到推翻納粹政權,恢複東北歐的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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