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諸葛亮入蜀之初便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依據和增刪秦漢舊律，
共同製訂了蜀國的法典《蜀科》。此外，他還親自起草了各種科條律令數十則，
其內容包括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
諸葛亮擅治軍，陳壽在《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中就曾提到，
諸葛亮“治戎為長”。諸葛亮也曾在《論薦劉巴》一文中親言：“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可見，諸葛亮治軍有方。諸葛亮善於治軍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治軍以明。諸葛亮治軍以明包括正反兩個方麵的內容，
從正麵來說，諸葛亮治軍以明表現為：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
如《將苑·謹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這方麵的內容。諸葛亮認為師出以律，
失律則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
“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麵的要求。
《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
“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說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賞賢罰罪”、“安仁和眾”、“保大定功”、“豐撓拒讒”。
一、規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著的《法檢》兩卷、
二、《軍令》兩卷（現存僅為《軍令》十五條），製定的《八務》
三、《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
四、一文對不聽從教令的“輕”、“慢”、“盜”、“欺”、
五、“背”、“亂”、“誤”七種情形的嚴肅處理。
其次，以信為本。諸葛亮治軍重信。諸葛亮認為，“信，重然諾也”，
也就是說，“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誠者失信，
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麽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夠執行，
那麽即使有百萬之眾，也是毫無用處。反之，如果用信義來鼓勵將士，
將士沒有不拚命效力的。因此，諸葛亮強調治軍要以信為本，
“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以信為本，就賞罰而言，
諸葛亮認為要“賞罰有信”，因為用賞罰來判定功過，
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為所謂信將，
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蜀國大臣朱褒、雍闓、高定等叛變，南中豪強孟獲參與其中。
在北有曹魏大兵壓境、東有孫權荊州軍威脅，南有三郡叛亂的困難形勢下，
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東和孫權”的戰略，
在建興元年（223年）十月派鄧芝到東吳進行修好，並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接著，在建興二年（224年）積極進行兵力補充、整訓等戰役準備工作。
這樣，在建興三年（225年）初，已經具備了南下平叛作戰的條件，
於是，諸葛亮在成都開始組織這次南征戰役。
建興三年（225年）五月，諸葛亮大軍渡過瀘水，進入益州郡。
在克服了氣候、地形、運輸等困難後，
在味縣（今雲南曲靖）以北地區追上了孟獲的部隊，經過激戰，
擊敗了孟獲的部隊，生擒孟獲。
接著，諸葛亮大軍南下到達味縣地區與李恢的部隊會師。
隨後，大軍向西挺進，進兵滇池（今雲南晉寧東），並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
建興三年（225年）秋。整個戰役勝利結束。
諸葛亮為了匡扶漢室，統一中原，從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後兵出漢中，
對曹魏發動的五次戰爭。
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諸葛亮設疑兵於斜穀，
自己率大軍攻祁山。張合大破馬謖於街亭，諸葛亮返回漢中。
建興六年（228年）冬，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關，
包圍陳倉，攻打二十多天，蜀軍糧盡退軍。
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第三次北伐，諸葛亮派遣陳式攻占武都、
陰平。魏將郭淮帶兵援救，諸葛亮親自率軍至建威，
郭淮撤退，蜀漢成功得到二郡。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蜀軍包圍祁山，
司馬懿和張合帶兵援救。李嚴運糧不繼，蜀軍糧盡退軍。
張合追擊蜀軍至木門，被蜀軍射殺。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第五次北伐，諸葛亮出武功五丈原。
因未能成功搶占北原而與魏軍僵持達百餘日。
秋，諸葛亮逝世，蜀軍退回漢中，至此諸葛北伐結束。
諸葛亮作為軍事家在曆代兵家也得到了較高的認可。
司馬懿在諸葛亮死後，看到諸葛亮的營壘，稱讚其為“天下奇才”。
唐太宗與李靖在《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諸葛亮的治軍之法與八陣圖，
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並且表明陳壽在《三國誌》中對諸葛亮的評價是“史官鮮克知兵，
不能紀其實跡焉”。唐朝時亦將諸葛亮評選為武廟十哲之一，
與張良、韓信、白起等九位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
諸葛亮亦作諸多軍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
對中國軍事界有一定的貢獻。諸葛亮在技術發明上亦有靈巧的表現，
如改良連弩。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陣圖，直至唐代將領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諸葛亮在漢中休士勸農期間，利用了漢中的經濟條件，
因地製宜地采取了一係列發展生產的得力措施，使北伐軍資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決，
諸葛亮死後，蜀漢軍撤退，魏軍還在蜀營中“獲其圖書、糧穀甚眾”。
這正說明了諸葛亮休士勸農，實行軍屯耕戰的效果。
當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來更多的人口，
使地廣人稀的漢中重新得到發展，逐步到達人多、糧多的良性循環，
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
經諸葛亮“踵跡增築”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
至今還是漢中地區灌溉麵積最大的水利工程。
據李儀祉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餘畝，
灌南鄭縣田三萬零六百餘畝，灌酒縣七千餘畝，共四萬六千餘畝。”
漢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
據考古調查統計，全區至今尚保留有漢以來的古堰七十多處，
一些堰渠經曆代使用維修，一直延用至今。
同時各地在繼承和學習古代開發利用水利資源經驗的基礎上，
又不斷增修了大批塘、庫、陂池等水利設施。
僅勉縣就增修了能蓄十萬立方水的水庫三十七個；塘與陂池達三百多個；
冬水田至今仍有五萬多畝。
上述實事說明，漢中盆地古代農田水利設施至今所產生的實際效用和不斷改進利用，
與諸葛亮當年在漢中休士勸農時，開拓農田、興修水利、
發展生產的豐功偉績是分不開的。
在邊疆治理上，諸葛亮重新劃分行政區，增加郡的數量、
大力推進郡縣製，並通過將地方態度惡劣的豪強遷往成都的策略進一步削弱地方勢力。
同時，他還籠絡當地各民族首領以及大姓氏族，
許以特權協助蜀漢政權統治蜀地南部地區。他推行少數民族與漢族官吏交流製度，
增強蜀漢政權對南部地區的管理。
除此之外，諸葛亮還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先進的漢族農業技術，
提高當地生活水平，並允許漢人前往少數民族地區生活。
另外，諸葛亮不僅尊重當地少數民族信仰，也利用當地人信奉鬼神的風俗，
宣揚封建君臣關係，強化蜀漢政權的正統性。
蜀漢西北部生活著氐、羌兩個民族。由於此處是蜀漢與曹魏的邊界之地，
諸葛亮希望與此處建立更有效的聯係。為此，他實行以軍事鎮壓為主、
安撫為輔的邊疆治理政策。另外，他還通過重用氐、
羌民族中有較大威望的馬超和薑維兩位將軍來加強氐、羌民族與蜀漢的關係。
諸葛亮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書法藝術趨向成熟的時代。
諸葛亮喜愛書法，在青少年時代就進行過刻苦的訓練，
能寫多種字體，篆書、八分、草書都寫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書法家，他所著《刀劍錄》記載：“蜀章武元年辛醜（221年），
采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
虞荔《古鼎錄》記載：“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
鑄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書。”
“先主章武二年（222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
八分書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擔山，名受禪鼎；又鑄一鼎於劍山口，
名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跡。”“章武三年（223年）義作二鼎，
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
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三尺，皆武侯跡。”
北宋時周越所著《古今法書苑》也記載：“蜀先主嚐作三鼎，
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南朝陶弘景，
距諸葛亮僅二百餘年時間，他的見聞和記述應是有事實依據的。
宋徽宗宣和內府的《宣和書譜》卷13記載：諸葛亮“善畫，
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
又說：“今禦府所藏草書一：《遠涉帖》。”這說明到北宋末期（1119-1125年），
在皇宮內府還珍藏有諸葛亮的書法作品。
南宋陳思《書小史》記載：諸葛亮“善其篆隸八分，
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極，混合陰陽’等字，殊工”。
諸葛亮在政務和軍事活動中，也常有練習書法。
《常德府誌》記載：“臥龍墨池在沅江縣西三十裏臥龍寺內。
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於此寺，因名。”諸葛亮在常德一帶活動的時間，
是在赤壁大戰之後，戰事十分緊張頻繁，他卻不忘練習書法。
唐朝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中寫道：“諸葛武侯父子皆長於畫。”
張彥遠還在其《論畫》一書中，記載了當時繪畫收藏與銷售的情況。
他說：“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
劉褻、蔡邕、張衡、曹髦、楊修、桓範、徐邈、曹不興、諸葛亮之流是也。”
張彥遠記述當時一些近代畫家如閻立本、
吳道子等人繪畫作品的售價：“屏風一片值金二萬，坎者售一萬五千，”
“一扇值金一萬。”並說漢魏三國（即上古）畫家的作品，
在唐代已是“有國有家之重寶”，“為希代之珍”。
張彥遠他的記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諸葛亮在中國美術史上的曆史地位和藝術成就。
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誌》記載：“南中，其俗征巫鬼，
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詛盟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
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
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
以賜夷，夷甚重之。”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
諸葛亮的確具有非凡的繪畫才能。
他的畫作既取材於現實生活又有神奇而豐富的想象（如神龍等），
而且構圖宏偉，場麵博大。
諸葛亮精通音律，喜歡操琴吟唱。陳壽《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玄卒，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盛弘之撰《荊州記》載：“襄陽西北十許裏，
名為隆中，有諸葛孔明宅。”又載：“宅西背北臨水，
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此山為樂山。”
當然還有臥龍吟，真是千古絕唱，《中興書目》記載：“《琴經》一卷，
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
謝希夷《琴論》也記有：“諸葛亮作《梁父吟》。”
《輿地誌》記載：“定軍山武侯廟內有石琴一，拂之，
聲甚清越，相傳武侯所遺。”從以上記載就足以看出：
諸葛亮在音樂方麵有著很全麵的修養和很高的藝術成就。
他既長於聲樂——會吟唱；又長於器樂——善操琴；
同時他還進行樂曲和歌詞的創作，而且還會製作樂器——製七弦琴和石琴。
不僅如此，他還寫有一部音樂理論專著——《琴經》。
共同製訂了蜀國的法典《蜀科》。此外，他還親自起草了各種科條律令數十則，
其內容包括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
諸葛亮擅治軍，陳壽在《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中就曾提到，
諸葛亮“治戎為長”。諸葛亮也曾在《論薦劉巴》一文中親言：“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可見，諸葛亮治軍有方。諸葛亮善於治軍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治軍以明。諸葛亮治軍以明包括正反兩個方麵的內容，
從正麵來說，諸葛亮治軍以明表現為：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
如《將苑·謹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這方麵的內容。諸葛亮認為師出以律，
失律則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
“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麵的要求。
《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
“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說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賞賢罰罪”、“安仁和眾”、“保大定功”、“豐撓拒讒”。
一、規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著的《法檢》兩卷、
二、《軍令》兩卷（現存僅為《軍令》十五條），製定的《八務》
三、《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
四、一文對不聽從教令的“輕”、“慢”、“盜”、“欺”、
五、“背”、“亂”、“誤”七種情形的嚴肅處理。
其次，以信為本。諸葛亮治軍重信。諸葛亮認為，“信，重然諾也”，
也就是說，“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誠者失信，
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麽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夠執行，
那麽即使有百萬之眾，也是毫無用處。反之，如果用信義來鼓勵將士，
將士沒有不拚命效力的。因此，諸葛亮強調治軍要以信為本，
“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以信為本，就賞罰而言，
諸葛亮認為要“賞罰有信”，因為用賞罰來判定功過，
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為所謂信將，
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蜀國大臣朱褒、雍闓、高定等叛變，南中豪強孟獲參與其中。
在北有曹魏大兵壓境、東有孫權荊州軍威脅，南有三郡叛亂的困難形勢下，
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東和孫權”的戰略，
在建興元年（223年）十月派鄧芝到東吳進行修好，並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接著，在建興二年（224年）積極進行兵力補充、整訓等戰役準備工作。
這樣，在建興三年（225年）初，已經具備了南下平叛作戰的條件，
於是，諸葛亮在成都開始組織這次南征戰役。
建興三年（225年）五月，諸葛亮大軍渡過瀘水，進入益州郡。
在克服了氣候、地形、運輸等困難後，
在味縣（今雲南曲靖）以北地區追上了孟獲的部隊，經過激戰，
擊敗了孟獲的部隊，生擒孟獲。
接著，諸葛亮大軍南下到達味縣地區與李恢的部隊會師。
隨後，大軍向西挺進，進兵滇池（今雲南晉寧東），並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
建興三年（225年）秋。整個戰役勝利結束。
諸葛亮為了匡扶漢室，統一中原，從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後兵出漢中，
對曹魏發動的五次戰爭。
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諸葛亮設疑兵於斜穀，
自己率大軍攻祁山。張合大破馬謖於街亭，諸葛亮返回漢中。
建興六年（228年）冬，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關，
包圍陳倉，攻打二十多天，蜀軍糧盡退軍。
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第三次北伐，諸葛亮派遣陳式攻占武都、
陰平。魏將郭淮帶兵援救，諸葛亮親自率軍至建威，
郭淮撤退，蜀漢成功得到二郡。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蜀軍包圍祁山，
司馬懿和張合帶兵援救。李嚴運糧不繼，蜀軍糧盡退軍。
張合追擊蜀軍至木門，被蜀軍射殺。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第五次北伐，諸葛亮出武功五丈原。
因未能成功搶占北原而與魏軍僵持達百餘日。
秋，諸葛亮逝世，蜀軍退回漢中，至此諸葛北伐結束。
諸葛亮作為軍事家在曆代兵家也得到了較高的認可。
司馬懿在諸葛亮死後，看到諸葛亮的營壘，稱讚其為“天下奇才”。
唐太宗與李靖在《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諸葛亮的治軍之法與八陣圖，
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並且表明陳壽在《三國誌》中對諸葛亮的評價是“史官鮮克知兵，
不能紀其實跡焉”。唐朝時亦將諸葛亮評選為武廟十哲之一，
與張良、韓信、白起等九位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
諸葛亮亦作諸多軍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
對中國軍事界有一定的貢獻。諸葛亮在技術發明上亦有靈巧的表現，
如改良連弩。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陣圖，直至唐代將領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諸葛亮在漢中休士勸農期間，利用了漢中的經濟條件，
因地製宜地采取了一係列發展生產的得力措施，使北伐軍資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決，
諸葛亮死後，蜀漢軍撤退，魏軍還在蜀營中“獲其圖書、糧穀甚眾”。
這正說明了諸葛亮休士勸農，實行軍屯耕戰的效果。
當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來更多的人口，
使地廣人稀的漢中重新得到發展，逐步到達人多、糧多的良性循環，
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
經諸葛亮“踵跡增築”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
至今還是漢中地區灌溉麵積最大的水利工程。
據李儀祉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餘畝，
灌南鄭縣田三萬零六百餘畝，灌酒縣七千餘畝，共四萬六千餘畝。”
漢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
據考古調查統計，全區至今尚保留有漢以來的古堰七十多處，
一些堰渠經曆代使用維修，一直延用至今。
同時各地在繼承和學習古代開發利用水利資源經驗的基礎上，
又不斷增修了大批塘、庫、陂池等水利設施。
僅勉縣就增修了能蓄十萬立方水的水庫三十七個；塘與陂池達三百多個；
冬水田至今仍有五萬多畝。
上述實事說明，漢中盆地古代農田水利設施至今所產生的實際效用和不斷改進利用，
與諸葛亮當年在漢中休士勸農時，開拓農田、興修水利、
發展生產的豐功偉績是分不開的。
在邊疆治理上，諸葛亮重新劃分行政區，增加郡的數量、
大力推進郡縣製，並通過將地方態度惡劣的豪強遷往成都的策略進一步削弱地方勢力。
同時，他還籠絡當地各民族首領以及大姓氏族，
許以特權協助蜀漢政權統治蜀地南部地區。他推行少數民族與漢族官吏交流製度，
增強蜀漢政權對南部地區的管理。
除此之外，諸葛亮還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先進的漢族農業技術，
提高當地生活水平，並允許漢人前往少數民族地區生活。
另外，諸葛亮不僅尊重當地少數民族信仰，也利用當地人信奉鬼神的風俗，
宣揚封建君臣關係，強化蜀漢政權的正統性。
蜀漢西北部生活著氐、羌兩個民族。由於此處是蜀漢與曹魏的邊界之地，
諸葛亮希望與此處建立更有效的聯係。為此，他實行以軍事鎮壓為主、
安撫為輔的邊疆治理政策。另外，他還通過重用氐、
羌民族中有較大威望的馬超和薑維兩位將軍來加強氐、羌民族與蜀漢的關係。
諸葛亮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書法藝術趨向成熟的時代。
諸葛亮喜愛書法，在青少年時代就進行過刻苦的訓練，
能寫多種字體，篆書、八分、草書都寫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書法家，他所著《刀劍錄》記載：“蜀章武元年辛醜（221年），
采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
虞荔《古鼎錄》記載：“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
鑄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書。”
“先主章武二年（222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
八分書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擔山，名受禪鼎；又鑄一鼎於劍山口，
名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跡。”“章武三年（223年）義作二鼎，
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
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三尺，皆武侯跡。”
北宋時周越所著《古今法書苑》也記載：“蜀先主嚐作三鼎，
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南朝陶弘景，
距諸葛亮僅二百餘年時間，他的見聞和記述應是有事實依據的。
宋徽宗宣和內府的《宣和書譜》卷13記載：諸葛亮“善畫，
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
又說：“今禦府所藏草書一：《遠涉帖》。”這說明到北宋末期（1119-1125年），
在皇宮內府還珍藏有諸葛亮的書法作品。
南宋陳思《書小史》記載：諸葛亮“善其篆隸八分，
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極，混合陰陽’等字，殊工”。
諸葛亮在政務和軍事活動中，也常有練習書法。
《常德府誌》記載：“臥龍墨池在沅江縣西三十裏臥龍寺內。
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於此寺，因名。”諸葛亮在常德一帶活動的時間，
是在赤壁大戰之後，戰事十分緊張頻繁，他卻不忘練習書法。
唐朝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中寫道：“諸葛武侯父子皆長於畫。”
張彥遠還在其《論畫》一書中，記載了當時繪畫收藏與銷售的情況。
他說：“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
劉褻、蔡邕、張衡、曹髦、楊修、桓範、徐邈、曹不興、諸葛亮之流是也。”
張彥遠記述當時一些近代畫家如閻立本、
吳道子等人繪畫作品的售價：“屏風一片值金二萬，坎者售一萬五千，”
“一扇值金一萬。”並說漢魏三國（即上古）畫家的作品，
在唐代已是“有國有家之重寶”，“為希代之珍”。
張彥遠他的記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諸葛亮在中國美術史上的曆史地位和藝術成就。
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誌》記載：“南中，其俗征巫鬼，
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詛盟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
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
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
以賜夷，夷甚重之。”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
諸葛亮的確具有非凡的繪畫才能。
他的畫作既取材於現實生活又有神奇而豐富的想象（如神龍等），
而且構圖宏偉，場麵博大。
諸葛亮精通音律，喜歡操琴吟唱。陳壽《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玄卒，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盛弘之撰《荊州記》載：“襄陽西北十許裏，
名為隆中，有諸葛孔明宅。”又載：“宅西背北臨水，
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此山為樂山。”
當然還有臥龍吟，真是千古絕唱，《中興書目》記載：“《琴經》一卷，
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
謝希夷《琴論》也記有：“諸葛亮作《梁父吟》。”
《輿地誌》記載：“定軍山武侯廟內有石琴一，拂之，
聲甚清越，相傳武侯所遺。”從以上記載就足以看出：
諸葛亮在音樂方麵有著很全麵的修養和很高的藝術成就。
他既長於聲樂——會吟唱；又長於器樂——善操琴；
同時他還進行樂曲和歌詞的創作，而且還會製作樂器——製七弦琴和石琴。
不僅如此，他還寫有一部音樂理論專著——《琴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