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的爭論，在黨內也有了嚴重的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的一些同誌，以王明（陳紹禹）同誌為代表，這時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上來批評和反對黨的路線，並且違反黨的紀律，在他們所負責的工作中擅自執行了他們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看到了共產黨及其軍事力量的暫時的弱小和國民黨的表麵上的強大，就錯誤地斷定抗日戰爭的勝利必須依靠國民黨，而且必然是國民黨的勝利而不能是人民的勝利，斷定國民黨可以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者，而否認共產黨可以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者。他們低估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他們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群眾。他們抹煞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要求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實行讓步，主張共產黨人的行動一切經過國民黨政府，八路軍新四軍完全統一於國民黨軍隊，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他們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否認『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革命方針。他們反對放手發動群眾鬥爭，反對在日本占領地區放手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武裝，他們害怕這樣就要從抗日陣線中『嚇跑』了蔣介石國民黨，而主張把自己的行動限製在國民黨蔣介石所允許的範圍以內，去遷就國民黨蔣介石。他們不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了很多表示錯誤意見的宣言、決議和文章，拒絕中央正確的指示。他們這種錯誤思想和行動，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誌在武漢負責的活動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以前項英同誌在新四軍的工作中，曾經發生影響，因而妨礙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抗日戰爭的發展，並在皖南事變中造成了新四軍部隊的失敗。很明顯，右傾分子的意見是適合於蔣介石的利益而危害無產階級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這是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主義在新的情況下的復活。」[190]
7月 陳伯達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而寫的《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中點名批評了王明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急性病」。書中說：「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有過三次曾經在黨內取得了暫時的優勢，反對了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損失。特別是繼李立三同誌所代表的冒險主義之後，以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兩位同誌為代表的第三次冒險主義給革命的損失最大。」
12月 作七絕《王昭君（讀李白、杜甫等有關昭君詩隨筆）》二首。[191]
冬 作七絕《白公堤（見西湖白公堤織錦畫隨筆）》。詩曰：
倘若長安為宰相，西湖哪有白公堤？
人民懷念香山老，不在官階而在詩。[192]
1952年 48歲
春 於莫斯科郊區別墅作口語體五言詩《捉放鸝》一首。[193]
8月10日 張聞天探望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194]
11月10日晚 據王明《中共半世紀》一書說，當時去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劉少奇邀他談話，說毛澤東在朝鮮形勢危急時，怎麽也下不了決心派中國誌願軍去抗美援朝，當他得知杜魯門不允許麥克阿瑟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滿洲地區，並把麥克阿瑟撤職時非常後悔。[195]
11月 作七律《白宮與華爾街》一首。[196]
這年 於莫斯科郊區別墅作七律《成渝鐵路通車》、七律《黃河探源勝利》、七絕《玉門油礦》各一首。[197]
1953年 49歲
3月5日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大星頓隕（悼史達林同誌）》二首。其第一首是：
普天頓覺大星沉，憶兆同悲史達林。
世界工農全解放，眾將以此慰英靈。[198]
4月 《毛澤東選集》第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附錄編入書中。根據毛澤東1950年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路線處，點了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的名字。修改後的決議說：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在陳紹禹（王明）同誌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幹「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誌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同誌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汙衊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誌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7月 陳伯達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而寫的《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中點名批評了王明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急性病」。書中說：「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有過三次曾經在黨內取得了暫時的優勢，反對了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損失。特別是繼李立三同誌所代表的冒險主義之後，以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兩位同誌為代表的第三次冒險主義給革命的損失最大。」
12月 作七絕《王昭君（讀李白、杜甫等有關昭君詩隨筆）》二首。[191]
冬 作七絕《白公堤（見西湖白公堤織錦畫隨筆）》。詩曰：
倘若長安為宰相，西湖哪有白公堤？
人民懷念香山老，不在官階而在詩。[192]
1952年 48歲
春 於莫斯科郊區別墅作口語體五言詩《捉放鸝》一首。[193]
8月10日 張聞天探望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194]
11月10日晚 據王明《中共半世紀》一書說，當時去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劉少奇邀他談話，說毛澤東在朝鮮形勢危急時，怎麽也下不了決心派中國誌願軍去抗美援朝，當他得知杜魯門不允許麥克阿瑟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滿洲地區，並把麥克阿瑟撤職時非常後悔。[195]
11月 作七律《白宮與華爾街》一首。[196]
這年 於莫斯科郊區別墅作七律《成渝鐵路通車》、七律《黃河探源勝利》、七絕《玉門油礦》各一首。[197]
1953年 49歲
3月5日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大星頓隕（悼史達林同誌）》二首。其第一首是：
普天頓覺大星沉，憶兆同悲史達林。
世界工農全解放，眾將以此慰英靈。[198]
4月 《毛澤東選集》第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附錄編入書中。根據毛澤東1950年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路線處，點了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的名字。修改後的決議說：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在陳紹禹（王明）同誌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幹「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誌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同誌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汙衊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誌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