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午後 毛澤東收到史達林18日復電：「你關於王明同誌赴蘇聯醫病的報告，已獲悉。王明同誌隨時都可以來莫斯科，為王明的醫療和休息將會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毛澤東看後即批交劉少奇。[175]
9月19日 劉少奇給王明覆信說：蘇共中央已復電，同意你去蘇聯治病，並已為你準備治病及休養所必需的各種條件。[176]
10月前 於北京作七律《寄柳亞子先生》，並說明是「續毛賀其詩後書此慰之」，未發。詩曰：
南國詩人北國俠，山為遊伴水為家。
豺狼當道揮刀筆，城府滿胸弄釣槎。
壯誌飛騰鳴老馬，熱情奔放詠奇花。
而今華夏新興日，海羨巨鰲湖羨蝦。[177]
10月23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將中央意見及同蘇聯交涉結果通知王明後，王明致信劉少奇、毛澤東說：「得中央辦公廳通知，一切已準備好了，我可於日內起行。如主席和劉少奇同誌對我有須當麵吩咐之事，請於今明兩日內通知我，以便前往聯繫。否則我即不去辭行了，因您們忙得夜以繼日，我不願去耽擱您們寶貴的時間，專此致禮，並祝健康。」[178]
10月25日 與孟慶樹、兩個孩子以及北京醫院保健醫師陳鋒禹、保姆陳啟珍，在秘書田蘇元的護送下，乘火車去蘇聯治病。[179]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誌到我家來通知說」，「少奇同誌今天上午九點鍾把我叫去說：昨夜主席告訴他，決定王明今天下午乘到滿洲裏去的班車到蘇聯去，要我馬上把一切手續辦好。」為的是讓他「遇上」美國空軍從山海關到滿洲裏鐵路沿線的集中轟炸，以便把他炸死。[180]
王明臨行前還於北京孟公府住所作五絕《值得冒險行》。詩曰：
申請赴蘇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轟炸險，為黨決登程。[181]
但從上述交涉情況來看，王明赴蘇啟程的日期根本不是「毛澤東突然決定」的，通知他啟程也不是10月25日，說為了使王明「遇上」「集中轟炸」更是無稽之談。[182]
赴蘇途中，他還作了一首五律《我國誌願軍抗美援朝》。[183]
10月28日 於滿洲裏候車時聞任弼時去世消息後作七律《悼任弼時同誌》。詩曰：
若問弼時何許人？黨之正氣國之精。
憤將義檄觸家長，敢作真言忤至尊。
一片丹心蒙不白，千秋青史自留馨。
突然死去群驚動，況我縈綿故友情。[184]
11月7日 到達莫斯科。[185]
11月12日 劉少奇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誌，報告中國人民大學籌建情況：「即以原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及王明、謝（覺哉）老之政法大學三校合併為基礎來成立人民大學。另由人民大學附設一部政治訓練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學一部分（約收學生三四千人）機構，照過去一樣繼續招收學生進行四個月的政治教育，以繼續改造知識分子，但這個任務不久即可完結。人民大學擬由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任命中國人作校長，聘蘇聯同誌為顧問。」[186]
11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條例》公布。
據李光燦回憶，在製定這個條例的過程中，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明曾示知專職法委委員兼編譯室主任王之相，組織翻譯人員趕譯了一個四萬多字的關於犯人改造和監獄政策的小冊子，供大家學習參考。[187]
秋 到蘇聯後曾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會見王稼祥。據朱仲麗《黎明與晚霞》一書說，王明在談話中表示自己願意留在國內多做工作，隻因為肝髒、心髒都有毛病才出國治療的。就在王明到蘇聯以後的一次酒會上，有兩個東歐國家的外交人員，用俄語問王稼祥：「聽說貴國將出現又一個狄托？」王稼祥立即進行了反駁，並將此事向國內作了報告。他認為此事可能與王明有關，因為王明到蘇聯後到處活動，很快出現了一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不利的流言蜚語，引起了外界對我們的不信任和誤解。
冬 去看望一位原共產國際領導人。
王明在《「兩張嘴」和「很多嘴」》的回憶談話中說：1950年冬，我們從北京來到莫斯科後，去看原共產國際的一位領導人，當我們告訴他一些關於延安「整風運動」是什麽一回事時，她說：「王明！因為毛澤東非常地怕你，所以他才首先打擊你！」
年底 於蘇聯巴爾維哈療養院作七律《雪夜散步（與樹遵醫囑睡前散步）》，詩曰：
隱約聞聲汽笛遙，夜深緩步風蕭蕭。
十年多病由三毒，百折存心足一豪。
不向九重呼負負，唯從萬象見犖犖。
同看此地風光好，柏壯鬆青大雪飄。[188]
本年到1953年回國前 據孟慶樹根據王明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說：王明曾多次向蘇聯同誌們說明毛澤東思想和行動的反動實質等。[189]
1951年 47歲
6月 胡喬木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30周年而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點名批判王明，文章說：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誌為首的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一個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起來攻擊三中全會沒有糾正『立三路線』的『右傾』，並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新的『左』傾派別，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認為國民黨各派和各中間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進攻都是一致的，要求黨向他們一律進行『決死鬥爭』。這個『左』傾派別在紅軍戰爭的問題上反對毛澤東同誌關於遊擊戰運動戰的思想，繼續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又在國民黨區城市工作的問題上，反對劉少奇同誌所堅持的關於利用合法、積蓄力量的思想，繼續實行脫離多數群眾的冒險政策。在這個錯誤的領導下，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壞……」
9月19日 劉少奇給王明覆信說：蘇共中央已復電，同意你去蘇聯治病，並已為你準備治病及休養所必需的各種條件。[176]
10月前 於北京作七律《寄柳亞子先生》，並說明是「續毛賀其詩後書此慰之」，未發。詩曰：
南國詩人北國俠，山為遊伴水為家。
豺狼當道揮刀筆，城府滿胸弄釣槎。
壯誌飛騰鳴老馬，熱情奔放詠奇花。
而今華夏新興日，海羨巨鰲湖羨蝦。[177]
10月23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將中央意見及同蘇聯交涉結果通知王明後，王明致信劉少奇、毛澤東說：「得中央辦公廳通知，一切已準備好了，我可於日內起行。如主席和劉少奇同誌對我有須當麵吩咐之事，請於今明兩日內通知我，以便前往聯繫。否則我即不去辭行了，因您們忙得夜以繼日，我不願去耽擱您們寶貴的時間，專此致禮，並祝健康。」[178]
10月25日 與孟慶樹、兩個孩子以及北京醫院保健醫師陳鋒禹、保姆陳啟珍，在秘書田蘇元的護送下，乘火車去蘇聯治病。[179]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誌到我家來通知說」，「少奇同誌今天上午九點鍾把我叫去說：昨夜主席告訴他，決定王明今天下午乘到滿洲裏去的班車到蘇聯去，要我馬上把一切手續辦好。」為的是讓他「遇上」美國空軍從山海關到滿洲裏鐵路沿線的集中轟炸，以便把他炸死。[180]
王明臨行前還於北京孟公府住所作五絕《值得冒險行》。詩曰：
申請赴蘇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轟炸險，為黨決登程。[181]
但從上述交涉情況來看，王明赴蘇啟程的日期根本不是「毛澤東突然決定」的，通知他啟程也不是10月25日，說為了使王明「遇上」「集中轟炸」更是無稽之談。[182]
赴蘇途中，他還作了一首五律《我國誌願軍抗美援朝》。[183]
10月28日 於滿洲裏候車時聞任弼時去世消息後作七律《悼任弼時同誌》。詩曰：
若問弼時何許人？黨之正氣國之精。
憤將義檄觸家長，敢作真言忤至尊。
一片丹心蒙不白，千秋青史自留馨。
突然死去群驚動，況我縈綿故友情。[184]
11月7日 到達莫斯科。[185]
11月12日 劉少奇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誌，報告中國人民大學籌建情況：「即以原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及王明、謝（覺哉）老之政法大學三校合併為基礎來成立人民大學。另由人民大學附設一部政治訓練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學一部分（約收學生三四千人）機構，照過去一樣繼續招收學生進行四個月的政治教育，以繼續改造知識分子，但這個任務不久即可完結。人民大學擬由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任命中國人作校長，聘蘇聯同誌為顧問。」[186]
11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條例》公布。
據李光燦回憶，在製定這個條例的過程中，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明曾示知專職法委委員兼編譯室主任王之相，組織翻譯人員趕譯了一個四萬多字的關於犯人改造和監獄政策的小冊子，供大家學習參考。[187]
秋 到蘇聯後曾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會見王稼祥。據朱仲麗《黎明與晚霞》一書說，王明在談話中表示自己願意留在國內多做工作，隻因為肝髒、心髒都有毛病才出國治療的。就在王明到蘇聯以後的一次酒會上，有兩個東歐國家的外交人員，用俄語問王稼祥：「聽說貴國將出現又一個狄托？」王稼祥立即進行了反駁，並將此事向國內作了報告。他認為此事可能與王明有關，因為王明到蘇聯後到處活動，很快出現了一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不利的流言蜚語，引起了外界對我們的不信任和誤解。
冬 去看望一位原共產國際領導人。
王明在《「兩張嘴」和「很多嘴」》的回憶談話中說：1950年冬，我們從北京來到莫斯科後，去看原共產國際的一位領導人，當我們告訴他一些關於延安「整風運動」是什麽一回事時，她說：「王明！因為毛澤東非常地怕你，所以他才首先打擊你！」
年底 於蘇聯巴爾維哈療養院作七律《雪夜散步（與樹遵醫囑睡前散步）》，詩曰：
隱約聞聲汽笛遙，夜深緩步風蕭蕭。
十年多病由三毒，百折存心足一豪。
不向九重呼負負，唯從萬象見犖犖。
同看此地風光好，柏壯鬆青大雪飄。[188]
本年到1953年回國前 據孟慶樹根據王明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說：王明曾多次向蘇聯同誌們說明毛澤東思想和行動的反動實質等。[189]
1951年 47歲
6月 胡喬木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30周年而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點名批判王明，文章說：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誌為首的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一個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起來攻擊三中全會沒有糾正『立三路線』的『右傾』，並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新的『左』傾派別，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認為國民黨各派和各中間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進攻都是一致的，要求黨向他們一律進行『決死鬥爭』。這個『左』傾派別在紅軍戰爭的問題上反對毛澤東同誌關於遊擊戰運動戰的思想，繼續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又在國民黨區城市工作的問題上，反對劉少奇同誌所堅持的關於利用合法、積蓄力量的思想，繼續實行脫離多數群眾的冒險政策。在這個錯誤的領導下，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