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誌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麵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誌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繫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隻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誌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麵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麵，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麵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誌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麵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誌……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係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誌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誌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199]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黨的歷史決議》稿說：「當時點名，沒有特別嚴重的意義。犯路線錯誤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點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傾錯誤比瞿、李要嚴重得多，不點名，對這些歷史問題擺不平。」[200]
8月12日 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過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犯過主觀主義的錯誤，有右的也有『左』的。陳獨秀、張國燾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後右。」[201]
夏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律《白宮心膽寒（對美國政府聞蘇聯優先擁有氫彈消息而驚惶失措醜態之述評）》一首。[202]
秋 於莫斯科郊區青鬆療養所作七絕《寄明兒（時年十四歲，住莫郊「青鬆」療養所）》，後兩句為：「我把慈心寄明月，托它夜夜照青鬆。」[203]
同期 於郊區別墅作七律《莫郊即事》、七絕《寄新中國科學工作者（見莫斯科大學世界科學名人浮雕像行列中有我國祖沖之、李時珍在內隨感）》。[204]
10月25日 張聞天偕中國駐蘇大使館一等秘書李匯川探望病中的王明。[205]
11月前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戰鬥英雄》三首，分別歌頌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注中說：「這三首詩是亮兒從他的認字本中回憶起來的。那本還有十幾首戰鬥英雄詩以及《小飛機》，《小桔樹》等語體童話詩。」[206]
11月 於莫斯科郊區作五律《武漢長江大橋》及七律《莫郊夕照》。[207]
11月28、29日 離莫斯科返北京前夕作七律《東歸晚別紅場》一首。詩曰：
五角星紅場更紅，先師寢旁克林宮。
關山東送千秋月，午夜西聽萬裏鍾。
仰探珠穆朗瑪頂，俯思滄海大洋中。
峰巔水底有涯極，別意綿綿無始終。[208]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誌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誌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199]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黨的歷史決議》稿說：「當時點名，沒有特別嚴重的意義。犯路線錯誤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點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傾錯誤比瞿、李要嚴重得多，不點名，對這些歷史問題擺不平。」[200]
8月12日 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過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犯過主觀主義的錯誤，有右的也有『左』的。陳獨秀、張國燾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後右。」[201]
夏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律《白宮心膽寒（對美國政府聞蘇聯優先擁有氫彈消息而驚惶失措醜態之述評）》一首。[202]
秋 於莫斯科郊區青鬆療養所作七絕《寄明兒（時年十四歲，住莫郊「青鬆」療養所）》，後兩句為：「我把慈心寄明月，托它夜夜照青鬆。」[203]
同期 於郊區別墅作七律《莫郊即事》、七絕《寄新中國科學工作者（見莫斯科大學世界科學名人浮雕像行列中有我國祖沖之、李時珍在內隨感）》。[204]
10月25日 張聞天偕中國駐蘇大使館一等秘書李匯川探望病中的王明。[205]
11月前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戰鬥英雄》三首，分別歌頌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注中說：「這三首詩是亮兒從他的認字本中回憶起來的。那本還有十幾首戰鬥英雄詩以及《小飛機》，《小桔樹》等語體童話詩。」[206]
11月 於莫斯科郊區作五律《武漢長江大橋》及七律《莫郊夕照》。[207]
11月28、29日 離莫斯科返北京前夕作七律《東歸晚別紅場》一首。詩曰：
五角星紅場更紅，先師寢旁克林宮。
關山東送千秋月，午夜西聽萬裏鍾。
仰探珠穆朗瑪頂，俯思滄海大洋中。
峰巔水底有涯極，別意綿綿無始終。[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