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回憶說：「在13日的會議上，任弼時同誌出來講話。他說：黨對王明的方針是等待，歡迎他進步，而他自己卻伺機反攻。不誠懇，個人主義，玩兩麵手段。昨日發言最後有進步，承認有個人主義。希望他繼續進步，拋棄個人主義，黨仍是歡迎的。」[112]
同日 毛澤東在《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專門講了如何幫助王明改正錯誤的問題，他說：
如何幫助王明同誌改正錯誤？許多同誌都講了，王明同誌的發言很不好。他昨天後半段的發言，比較有些進步。問題是他現在失掉了主動性，是被動的，其原因在於他沒有自我批評，不願意承認錯誤及其錯誤的基本點。他的「主動性」還停留在四中全會及十二月會議上，而那些是錯誤的，已經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條完整的錯誤路線，「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國產生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現象在黨內的反映。
至於王明是否有個人野心，這一點他是不承認的，我認為也沒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認。但他承認了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不以人民利益為第一，而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了。其實，個人而成了主義，這也就很可觀了。個人野心，他覺得不好承認，實際上內戰時期及抗戰時期兩次錯誤路線的總司令是他，雖然他並沒有總書記、總司令的稱號，名稱隻是什麽委員等等，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實質是他企圖按照他的麵貌來改造黨，這在內戰時期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形態，在抗戰時期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形態。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別的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有這種思想，王明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抗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總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單人獨槍擔當的。立三路線的總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發，雖然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王稼祥、洛甫在遵義會議就已覺悟了，六中全會後博古等也覺悟了，經過整風和路線學習，這些同誌更覺悟了，而王明仍未覺悟。七大時，王明寫過聲明書，但兩個月後他說那是被迫寫的，想不承認。直到這次發言，他還未覺悟。他昨天發言的後半段說了些老實話，我們歡迎他這一點進步，看他以後怎樣做。
黨內曾經有些人想按照他們的口味來改造黨，但沒有達到目的；可是，要是他們達到了目的，那就壞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整風運動提高了同誌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對黨內「左」、「中」、「右」一齊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線）打「中」派（反周恩來、瞿秋白的「調和路線」），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許多人講篡黨、篡軍、篡政，是確有其事的，是從四中全會開始的，不是從五中全會開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產國際，到他從蘇聯回國，到六中全會。六中全會，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縮小了。兩個欽差大臣，一個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來傳達了所謂「國際路線」；一個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也傳達了國際路線，但他傳達的和王明的「國際路線」不同。王稼祥帶回來國際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縮小了。經過整風，微生物更大為縮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頭腦裏，仍有微生物，還沒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寫個東西。博古、洛甫等過去都寫過的。寫出來的東西也不是定案，以後還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迫簽字，定成鐵案。是否要限製一點時間？我看要，像過去那樣沒有時間限製，恐怕不妥當。我看可限定一個月的時間，但這要王明自己說說意見。（王明說：一個月可以。）這中間搬往北平的時間不算進去。以後還是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凡屬在黨內犯了錯誤的，都要給他分配工作。不僅要歡迎他積極找我們談，我們也要找他談，向他做工作。我們黨內有許多同誌懂得要向傅作義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隻要一個人一掛上共產黨員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這是不好的。對於有錯誤的同誌，我們還是要做工作。[113]
在這個總結中，毛澤東還批評了王明的一個提法，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同誌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範圍很寬，一劃分開，就似乎是說，史達林隻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麽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麽辦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範圍。比如，拿日本來說，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現在算歸我們，將來美帝國主義撤走以後，它又該歸史達林管了，這豈不是笑話？」[114]
同日 毛澤東在《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專門講了如何幫助王明改正錯誤的問題，他說：
如何幫助王明同誌改正錯誤？許多同誌都講了，王明同誌的發言很不好。他昨天後半段的發言，比較有些進步。問題是他現在失掉了主動性，是被動的，其原因在於他沒有自我批評，不願意承認錯誤及其錯誤的基本點。他的「主動性」還停留在四中全會及十二月會議上，而那些是錯誤的，已經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條完整的錯誤路線，「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國產生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現象在黨內的反映。
至於王明是否有個人野心，這一點他是不承認的，我認為也沒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認。但他承認了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不以人民利益為第一，而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了。其實，個人而成了主義，這也就很可觀了。個人野心，他覺得不好承認，實際上內戰時期及抗戰時期兩次錯誤路線的總司令是他，雖然他並沒有總書記、總司令的稱號，名稱隻是什麽委員等等，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實質是他企圖按照他的麵貌來改造黨，這在內戰時期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形態，在抗戰時期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形態。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別的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有這種思想，王明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抗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總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單人獨槍擔當的。立三路線的總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發，雖然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王稼祥、洛甫在遵義會議就已覺悟了，六中全會後博古等也覺悟了，經過整風和路線學習，這些同誌更覺悟了，而王明仍未覺悟。七大時，王明寫過聲明書，但兩個月後他說那是被迫寫的，想不承認。直到這次發言，他還未覺悟。他昨天發言的後半段說了些老實話，我們歡迎他這一點進步，看他以後怎樣做。
黨內曾經有些人想按照他們的口味來改造黨，但沒有達到目的；可是，要是他們達到了目的，那就壞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整風運動提高了同誌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對黨內「左」、「中」、「右」一齊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線）打「中」派（反周恩來、瞿秋白的「調和路線」），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許多人講篡黨、篡軍、篡政，是確有其事的，是從四中全會開始的，不是從五中全會開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產國際，到他從蘇聯回國，到六中全會。六中全會，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縮小了。兩個欽差大臣，一個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來傳達了所謂「國際路線」；一個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也傳達了國際路線，但他傳達的和王明的「國際路線」不同。王稼祥帶回來國際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縮小了。經過整風，微生物更大為縮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頭腦裏，仍有微生物，還沒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寫個東西。博古、洛甫等過去都寫過的。寫出來的東西也不是定案，以後還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迫簽字，定成鐵案。是否要限製一點時間？我看要，像過去那樣沒有時間限製，恐怕不妥當。我看可限定一個月的時間，但這要王明自己說說意見。（王明說：一個月可以。）這中間搬往北平的時間不算進去。以後還是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凡屬在黨內犯了錯誤的，都要給他分配工作。不僅要歡迎他積極找我們談，我們也要找他談，向他做工作。我們黨內有許多同誌懂得要向傅作義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隻要一個人一掛上共產黨員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這是不好的。對於有錯誤的同誌，我們還是要做工作。[113]
在這個總結中，毛澤東還批評了王明的一個提法，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同誌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範圍很寬，一劃分開，就似乎是說，史達林隻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麽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麽辦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範圍。比如，拿日本來說，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現在算歸我們，將來美帝國主義撤走以後，它又該歸史達林管了，這豈不是笑話？」[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