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在當天日記中寫道：「王明發言，空泛已極，從三皇五帝說到如今，說到新民主主義，說到毛澤東思想。『口若懸河，離題萬裏』。而對於自己過去的錯誤，則輕輕放過。默察會場情緒，大家對此實均不滿！此人『進步』可知！」[105]
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在《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說，王明的這次發言是在3月8日，其主要內容是：一、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報告」。二、講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意義。三、講「勝利的獲得是由於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具體運用和發展。」四、從武裝鬥爭、鄉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論等方麵介紹毛澤東思想，說「如果沒有毛主席之理論思想體係，則是否有今天的勝利是很可懷疑的。我們過去不懂得毛澤東的思想，對中國革命是很危險的」。五、「毛主席的領導定能建設成功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六、「跟毛主席走已成為全國人民的口號，這是歷史證明了的」。七、「從自己參加土改、搞憲法、法律的工作中，親身體驗到，不管大小問題，有了毛主席的指示都能解決，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一定失敗」。八、「毛主席的頭腦好象百寶箱」，「所以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代表。我們的任務是好好向毛主席學習，才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才能糾正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106]
3月9日 康生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批評王明，對王明的發言提出三點：1.沒有從自我批評出發，檢討自己所犯的嚴重路線錯誤。2.對毛主席思想的宣傳，是教條主義的；不是從理論與實踐出發。3.似乎自己是正確的，一貫是毛澤東思想，而犯了的錯誤是由六大決議和共產國際來的。因此，其發言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也證明本人無進步。[107]
3月11日 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大家對王明發言有意見。」「伯達說：王明同誌的發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領袖的姿態出現的，而不是小學生的態度。即是個人主義的。用了許多農民戰爭的例子來類比毛澤東思想，而缺乏無產階級領導的觀點，是問題的中心。」[108]
3月12日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第二次發言，說「同誌們對我的批評有三點：1.對毛主席思想作教條主義的了解；2.自我批評不夠；3.落後。這些批評是正確的」。隨後他對這三個問題作了說明，不得不作了一點自我批評，說「我的錯誤：若幹歷史問題決議的分析很對」，「我全部同意，擁護若幹歷史的決議，並承認自己的錯」，「我過去曾不知道我有右傾投降主義」，「我過去有嚴重的無組織無政府主義的現象，特別在武［漢］時期，發表文章、聲明等，那是嚴重的鬧獨立性，由於我的錯誤，使紅軍、人民、黨受了很大損失，當然痛心」。關於犯錯誤的原因，他說了三條：1.心中無數，對經濟問題向無研究。發號施令，是靠教條、教條主義，其思想即主觀主義也。2.知識缺乏，黨的鍛鍊很差，工作經驗也差，不懂中國歷史。3.小資產階級的自高自大，既驕又躁，盛氣淩人。過去以為自己有功，目空一切。並說自己「多年心中有牢騷、不滿」，「有包袱」，「怕責任」，「怕引起誤會說我搞宗派」，怕「承認了，人家更不理我了」。
但是，他又對一些同誌的批評進行了反駁，如有的同誌說他有領袖慾，想當總書記，反對毛澤東及《新民主主義論》時，他說「我在莫時確未反過毛」，「我曾〈從〉未反對過新民主主義論」，他隻提了史達林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三個階段，毛提出了兩個階段，當時他要求毛作過關於新民主主義論修改的聲明，「是為的與國民黨搞好些，以便更好的抗日」，「我心裏也沒有想過當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許我當總書記」，「我的確想當大王，邏輯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但心裏並不那樣想」。
與會同誌插話對他進行了批評。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他表示願好好改正，重新學習，重新工作，「我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將來能趕得上嗎？」[109]
《傳記與回憶》說：「當王明同誌又去出席會議時，毛澤東叫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在發言中批評王明（同時為了表示一下他們自己的態度）。後來，當王明同誌第二次發言剛開始，就有康生、陳伯達等起來發問題叫罵，加以搗亂，但是王明同誌一一給與駁斥。」
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王明作第二次發言，沒有徹底了解自己的錯誤，簡直胡鬧，致激起全會對之不滿，紛紛質問，而自己總企圖抵賴。康生說他的發言是吹、拍、騙。大家都指出其品質問題，要求他坦白，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而王的態度，是與全場對立的，且因繼續挑撥，而對個別同誌的質問，則採取譏笑的態度。總觀此人是毫無進步，野心未死，還有待機反攻之企圖。」[110]他在回憶中還說：「會議本來準備在12日結束，但因為王明第二次發言中，對同誌們的批評反唇相譏，並且挑撥離間，態度非常對立，很多同誌紛紛起來質問，會議延長到晚上9時仍難收場，隻好延長一天。」[111]
3月13日 任弼時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批評王明。
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在《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說，王明的這次發言是在3月8日，其主要內容是：一、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報告」。二、講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意義。三、講「勝利的獲得是由於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具體運用和發展。」四、從武裝鬥爭、鄉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論等方麵介紹毛澤東思想，說「如果沒有毛主席之理論思想體係，則是否有今天的勝利是很可懷疑的。我們過去不懂得毛澤東的思想，對中國革命是很危險的」。五、「毛主席的領導定能建設成功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六、「跟毛主席走已成為全國人民的口號，這是歷史證明了的」。七、「從自己參加土改、搞憲法、法律的工作中，親身體驗到，不管大小問題，有了毛主席的指示都能解決，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一定失敗」。八、「毛主席的頭腦好象百寶箱」，「所以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代表。我們的任務是好好向毛主席學習，才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才能糾正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106]
3月9日 康生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批評王明，對王明的發言提出三點：1.沒有從自我批評出發，檢討自己所犯的嚴重路線錯誤。2.對毛主席思想的宣傳，是教條主義的；不是從理論與實踐出發。3.似乎自己是正確的，一貫是毛澤東思想，而犯了的錯誤是由六大決議和共產國際來的。因此，其發言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也證明本人無進步。[107]
3月11日 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大家對王明發言有意見。」「伯達說：王明同誌的發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領袖的姿態出現的，而不是小學生的態度。即是個人主義的。用了許多農民戰爭的例子來類比毛澤東思想，而缺乏無產階級領導的觀點，是問題的中心。」[108]
3月12日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第二次發言，說「同誌們對我的批評有三點：1.對毛主席思想作教條主義的了解；2.自我批評不夠；3.落後。這些批評是正確的」。隨後他對這三個問題作了說明，不得不作了一點自我批評，說「我的錯誤：若幹歷史問題決議的分析很對」，「我全部同意，擁護若幹歷史的決議，並承認自己的錯」，「我過去曾不知道我有右傾投降主義」，「我過去有嚴重的無組織無政府主義的現象，特別在武［漢］時期，發表文章、聲明等，那是嚴重的鬧獨立性，由於我的錯誤，使紅軍、人民、黨受了很大損失，當然痛心」。關於犯錯誤的原因，他說了三條：1.心中無數，對經濟問題向無研究。發號施令，是靠教條、教條主義，其思想即主觀主義也。2.知識缺乏，黨的鍛鍊很差，工作經驗也差，不懂中國歷史。3.小資產階級的自高自大，既驕又躁，盛氣淩人。過去以為自己有功，目空一切。並說自己「多年心中有牢騷、不滿」，「有包袱」，「怕責任」，「怕引起誤會說我搞宗派」，怕「承認了，人家更不理我了」。
但是，他又對一些同誌的批評進行了反駁，如有的同誌說他有領袖慾，想當總書記，反對毛澤東及《新民主主義論》時，他說「我在莫時確未反過毛」，「我曾〈從〉未反對過新民主主義論」，他隻提了史達林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三個階段，毛提出了兩個階段，當時他要求毛作過關於新民主主義論修改的聲明，「是為的與國民黨搞好些，以便更好的抗日」，「我心裏也沒有想過當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許我當總書記」，「我的確想當大王，邏輯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但心裏並不那樣想」。
與會同誌插話對他進行了批評。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他表示願好好改正，重新學習，重新工作，「我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將來能趕得上嗎？」[109]
《傳記與回憶》說：「當王明同誌又去出席會議時，毛澤東叫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在發言中批評王明（同時為了表示一下他們自己的態度）。後來，當王明同誌第二次發言剛開始，就有康生、陳伯達等起來發問題叫罵，加以搗亂，但是王明同誌一一給與駁斥。」
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王明作第二次發言，沒有徹底了解自己的錯誤，簡直胡鬧，致激起全會對之不滿，紛紛質問，而自己總企圖抵賴。康生說他的發言是吹、拍、騙。大家都指出其品質問題，要求他坦白，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而王的態度，是與全場對立的，且因繼續挑撥，而對個別同誌的質問，則採取譏笑的態度。總觀此人是毫無進步，野心未死，還有待機反攻之企圖。」[110]他在回憶中還說：「會議本來準備在12日結束，但因為王明第二次發言中，對同誌們的批評反唇相譏，並且挑撥離間，態度非常對立，很多同誌紛紛起來質問，會議延長到晚上9時仍難收場，隻好延長一天。」[111]
3月13日 任弼時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批評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