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 蘇軍攻克柏林。王明得知後作七絕《蘇軍攻克柏林》。[795]
5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洛甫在大會上的發言中，「為毛澤東（從富田到整風）的所有鎮壓措施辯護！毛澤東想從這位中共中央前總書記、過去著名的國際主義者和王明的戰友身上得到的東西，幾乎都得到了」。「洛甫給他自己的朋友當頭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僅自己譴責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讓整個黨來對付他們。（『像我這樣的一些人對領袖、對中國革命問題有著共同的觀點。宗派主義就是這麽產生的……他們想要分裂我們黨，幹出國民黨特務幹不了的事情來。我們黨內有一種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傾向，這有文件可以為證。』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796]
5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中共中央主席並不把王明看作黨內同誌，而把他看成是一個威脅到他毛澤東的名望的深孚眾望的領袖。這雖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797]
5月24日 毛澤東在七大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中，針對很多同誌提出的不選王明、博古等人的意見說：「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決心改正錯誤，王明還可以選他。」中央委員會「要包含一批過去犯過路線錯誤但今天表示放棄錯誤路線接受正確路線的同誌」。並說：「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已被清算，但沒有徹底。凡是一個東西不搞徹底，就總是不能最後解決問題，因此又出了一些亂子。第二段，從六中全會到七大，這時逐步地比較徹底地清算了『左』傾路線。」[798]
5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毛澤東這天在大會上講話，對於選舉的原則、候選人的挑選以及選那些犯過錯誤的同誌的必要性講了兩個小時。為了說服大會，毛澤東甚至說犯過錯誤的人更加可貴，因為他們想起所得到的慘痛教訓就不會再重複錯誤（就是說，他們現在已經經過鍛鍊了），而那些沒犯過錯誤的卻可能出於自信而容易犯錯誤。「毛講這番話，看來是強調了選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們都包括在候選人名單裏了。」[799]
5月31日 毛澤東在《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說：「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誌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誌最近寫信給我，也贊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與團結全黨兩點，這是很好的。」[800]
5月 寫題為《所謂七大》的詩，內容是：
四載整風七大開，毛丟馬列獨登台。
不知國共戰爭迫，反要聯合政府來。
矛盾戰時異戰後，方針東倒又西歪。
延河嘉嶺煙塵暗，一馬橫行萬馬哀。[801]
6月9日 經過毛澤東的動員，中共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王明得321票，仍然當選。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得321票，博古275票。」「博古和王明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王明和王稼祥沒有在大會上講話，但是寫了書麵檢討，承認他們在黨內犯了所謂的錯誤。」[802]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由於發生了爭論，原定在5月20日前後進行的選舉，到6月9～10日才舉行。代表們要求列入名單的每個人要有個小傳，有些問題要作出解釋，等等，等等。」「因此，選舉就具有清算的性質（應該記得，這些幹部都是在整風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對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問題，又從頭討論一次，他們又在各小組會上受到惡毒的誹謗。」[803]
6月 毛澤東在同師哲談話時指出王明錯誤的實質。
師哲回憶說：「王明錯誤的實質到底在哪裏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從棗園出來，趕赴楊家嶺參加『七大』會議。在延河岸邊，我們邊走邊談大會上的種種情況，隨之談及王明錯誤的實質。相互議論間，涉及到他的這點或那點錯誤性質，然而仍未超過我對各項文件所談及的那幾點。」「毛主席從我的話裏揣摩出了什麽，摸準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關節所在，於是隻用一句話就打開了天窗。他說：『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我一聽這話，茅塞頓開，思想豁然開朗。覺得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區別。王明對共產國際採取盲從、教條主義式的、生吞活剝的態度，盲目接受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他是到史達林那裏領欽令、接聖旨，硬套到中國問題上。如果說史達林對中國許多問題沒有弄清楚的話，倒不如說王明從未介紹、解釋清楚；反而將史達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問情況照搬。而毛主席則不是這樣。」[804]
7月初 黃炎培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隨後在他的《延安五日》中說：他曾「走訪若幹老友，陳紹禹，吳玉章……紹禹在養病中」。[805]
7月24日 根據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期間提出的修改意見，又對《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了修改。其中和王明有關的幾個重要改動是：第一，對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左」右傾向的敘述，增寫了八七會議，並對第一次「左」傾盲動路線、六大、立三路線、三中全會、新「左」傾路線的形成、四中全會及其向蘇區白區派遣中央代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五中全會、反五次「圍剿」的失敗與長征等重大事件講得更為充實和全麵。第二，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內容的分析，把軍事方麵獨立出來，增寫了關於軍事方麵的長段文字，從而使之成為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麵。這是這一稿最大的修改。對政治方麵的三個主要錯誤的概括和敘述也作了一些修改。第三，在論述「左」傾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時，首次指出「左傾路線反映中國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一麵「在將來也可能與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其落後的一麵則是在失去無產階級領導時有可能變成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俘虜」；「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本質上是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帶著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卻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這些思想的提出及論述使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許多。[806]
5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洛甫在大會上的發言中，「為毛澤東（從富田到整風）的所有鎮壓措施辯護！毛澤東想從這位中共中央前總書記、過去著名的國際主義者和王明的戰友身上得到的東西，幾乎都得到了」。「洛甫給他自己的朋友當頭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僅自己譴責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讓整個黨來對付他們。（『像我這樣的一些人對領袖、對中國革命問題有著共同的觀點。宗派主義就是這麽產生的……他們想要分裂我們黨，幹出國民黨特務幹不了的事情來。我們黨內有一種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傾向，這有文件可以為證。』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796]
5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中共中央主席並不把王明看作黨內同誌，而把他看成是一個威脅到他毛澤東的名望的深孚眾望的領袖。這雖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797]
5月24日 毛澤東在七大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中，針對很多同誌提出的不選王明、博古等人的意見說：「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決心改正錯誤，王明還可以選他。」中央委員會「要包含一批過去犯過路線錯誤但今天表示放棄錯誤路線接受正確路線的同誌」。並說：「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已被清算，但沒有徹底。凡是一個東西不搞徹底，就總是不能最後解決問題，因此又出了一些亂子。第二段，從六中全會到七大，這時逐步地比較徹底地清算了『左』傾路線。」[798]
5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毛澤東這天在大會上講話，對於選舉的原則、候選人的挑選以及選那些犯過錯誤的同誌的必要性講了兩個小時。為了說服大會，毛澤東甚至說犯過錯誤的人更加可貴，因為他們想起所得到的慘痛教訓就不會再重複錯誤（就是說，他們現在已經經過鍛鍊了），而那些沒犯過錯誤的卻可能出於自信而容易犯錯誤。「毛講這番話，看來是強調了選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們都包括在候選人名單裏了。」[799]
5月31日 毛澤東在《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說：「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誌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誌最近寫信給我，也贊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與團結全黨兩點，這是很好的。」[800]
5月 寫題為《所謂七大》的詩，內容是：
四載整風七大開，毛丟馬列獨登台。
不知國共戰爭迫，反要聯合政府來。
矛盾戰時異戰後，方針東倒又西歪。
延河嘉嶺煙塵暗，一馬橫行萬馬哀。[801]
6月9日 經過毛澤東的動員，中共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王明得321票，仍然當選。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得321票，博古275票。」「博古和王明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王明和王稼祥沒有在大會上講話，但是寫了書麵檢討，承認他們在黨內犯了所謂的錯誤。」[802]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由於發生了爭論，原定在5月20日前後進行的選舉，到6月9～10日才舉行。代表們要求列入名單的每個人要有個小傳，有些問題要作出解釋，等等，等等。」「因此，選舉就具有清算的性質（應該記得，這些幹部都是在整風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對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問題，又從頭討論一次，他們又在各小組會上受到惡毒的誹謗。」[803]
6月 毛澤東在同師哲談話時指出王明錯誤的實質。
師哲回憶說：「王明錯誤的實質到底在哪裏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從棗園出來，趕赴楊家嶺參加『七大』會議。在延河岸邊，我們邊走邊談大會上的種種情況，隨之談及王明錯誤的實質。相互議論間，涉及到他的這點或那點錯誤性質，然而仍未超過我對各項文件所談及的那幾點。」「毛主席從我的話裏揣摩出了什麽，摸準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關節所在，於是隻用一句話就打開了天窗。他說：『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我一聽這話，茅塞頓開，思想豁然開朗。覺得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區別。王明對共產國際採取盲從、教條主義式的、生吞活剝的態度，盲目接受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他是到史達林那裏領欽令、接聖旨，硬套到中國問題上。如果說史達林對中國許多問題沒有弄清楚的話，倒不如說王明從未介紹、解釋清楚；反而將史達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問情況照搬。而毛主席則不是這樣。」[804]
7月初 黃炎培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隨後在他的《延安五日》中說：他曾「走訪若幹老友，陳紹禹，吳玉章……紹禹在養病中」。[805]
7月24日 根據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期間提出的修改意見，又對《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了修改。其中和王明有關的幾個重要改動是：第一，對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左」右傾向的敘述，增寫了八七會議，並對第一次「左」傾盲動路線、六大、立三路線、三中全會、新「左」傾路線的形成、四中全會及其向蘇區白區派遣中央代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五中全會、反五次「圍剿」的失敗與長征等重大事件講得更為充實和全麵。第二，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內容的分析，把軍事方麵獨立出來，增寫了關於軍事方麵的長段文字，從而使之成為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麵。這是這一稿最大的修改。對政治方麵的三個主要錯誤的概括和敘述也作了一些修改。第三，在論述「左」傾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時，首次指出「左傾路線反映中國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一麵「在將來也可能與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其落後的一麵則是在失去無產階級領導時有可能變成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俘虜」；「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本質上是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帶著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卻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這些思想的提出及論述使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許多。[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