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 中共七大開幕，王明被抬到會場。
有的論著說：「王明本屬應予檢討的頭號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參加全程的會議。王明本來要向大會請假，毛澤東親自上門勸說，請王明務必參加大會的開幕式。於是，王明被抬著擔架送入會場。」[788]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在七大正式開幕前半小時左右，毛澤東走到他的床前客氣地請他參加開幕式，說「你到那裏躺十五分鍾就行了」，以顯示全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空前團結。「我和稼祥坐擔架先後到達會場後，毛澤東立即登台致簡短的開幕詞，宣布大會開幕。然後通過主席團名單和議事日程。這一切一共花了的確約十五分鍾的時間。當劉少奇宣布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時，我就叫人把我抬出會場了。」[789]
《傳記與回憶》說：「毛澤東知道，王明不出席大會，對他是很難看的。他自己去請王明到會。大會開幕日，他派擔架把王明抬到會場。但是，王明到會不過幾分鍾，就離開了會場，因為他不願意聽毛澤東的偽造。」
同日 國民政府公布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290人名單，內中仍有中共參政員陳紹禹等7人。
4月30日 周恩來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論統一戰線》中，全麵總結了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經驗，批評了王明的右傾錯誤，同時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抗戰初期「在武漢，我們自己也有錯誤。就是說，當時在武漢作領導工作的同誌，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遊擊戰。所以在武漢時期，我們在長江流域的工作，沒有能象華北一樣，利用國民黨軍隊撤退的時候，到農村去，發動農民，廣泛發展遊擊戰爭」。還說：「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會議上，又有人主張不要分什麽左、中、右，隻要抗日與不抗日之分，抗日與親日之分，除了親日派之外，剩下的就是鐵板一塊，都是堅決抗日的。這是受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所以第二個武漢時期，就把國民黨蔣介石的軍閥性、法西斯性都抹殺了，認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武漢時期還有人說我們和國民黨「是『求同而非異』，就是說隻有同而沒有異」，不懂得領導權問題，「說隻要抗戰就是統一，說蔣介石的政府已經開始民主化，人民已經得到充分自由。這就是說，大資產階級很好，很民主，很統一，也就是承認大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同時「不重視敵後的發展，不主張建立敵後政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實際上就是一切經過國民黨的軍令、政令」。[790]
弗拉基米洛夫在當天的《延安日記》中說：「在毛澤東和康生的壓力下，周恩來不僅脫離了王明派，而且譴責了共產國際的活動。」「於是，他就從毛的對手變成了毛最積極的支持者。到1943年底，他已開始執行毛的最微妙的任務，諸如調解毛與王明的衝突等等了。」[791]
同日 博古在中共七大討論政治報告時發言，檢討了自己的教條主義錯誤，實際上，也分析了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他說，在革命階段問題上，他們在內戰時期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抗戰時期則將新民主主義革命回返到舊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民是革命的主幹問題上，不了解與輕視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在內戰時期過度地強調城市與工人的作用，堅持城市觀點，在抗戰時期則犧牲農民的迫切要求以遷就大資產階級；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是在教條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縮小到隻有貧農中農的地步，在抗戰時期則從空喊轉變為公開否定，提出所謂「共同領導」的口號；在政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死啃所謂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在組織形式上完全因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蘇維埃形式，在抗戰時期則把本質上、組織形式上並未改變、隻有施政政策有若幹改變的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政治製度徹底民主化的開始，強調要時時、處處、事事幫助這種類型的政府，反對建立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發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總之，在革命根本問題上，戰略問題上，教條主義者由於機械地搬用馬克思主義底個別結論與詞句，無視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就曲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上走『左』右傾機會主義」；在策略基本原則上，則根本忽視和違背了策略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團結中有鬥爭，鬥爭為著團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原則。
4月 作七絕《毛澤東偽造黨史（評六屆七中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內容是：
整風四反四無興，以是作非偽代真；
黨史寫成假歷史，早遲真理定翻身！[792]
同月 作詩《所謂六屆七中決議》，攻擊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內容是：
一手刀沾一手血，渾身金貼渾身泥。
刀將黨史變毛史，金作神衣當外衣。
馬列豐功成大敵，毛劉合計扮先知。
教條經驗絕虛構，抬己打人盡出奇。[793]
同月 作口語體七絕《論聯合政府（駁斥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與〈戰時合作決定戰後合作〉）》。[794]
有的論著說：「王明本屬應予檢討的頭號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參加全程的會議。王明本來要向大會請假，毛澤東親自上門勸說，請王明務必參加大會的開幕式。於是，王明被抬著擔架送入會場。」[788]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在七大正式開幕前半小時左右，毛澤東走到他的床前客氣地請他參加開幕式，說「你到那裏躺十五分鍾就行了」，以顯示全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空前團結。「我和稼祥坐擔架先後到達會場後，毛澤東立即登台致簡短的開幕詞，宣布大會開幕。然後通過主席團名單和議事日程。這一切一共花了的確約十五分鍾的時間。當劉少奇宣布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時，我就叫人把我抬出會場了。」[789]
《傳記與回憶》說：「毛澤東知道，王明不出席大會，對他是很難看的。他自己去請王明到會。大會開幕日，他派擔架把王明抬到會場。但是，王明到會不過幾分鍾，就離開了會場，因為他不願意聽毛澤東的偽造。」
同日 國民政府公布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290人名單，內中仍有中共參政員陳紹禹等7人。
4月30日 周恩來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論統一戰線》中，全麵總結了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經驗，批評了王明的右傾錯誤，同時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抗戰初期「在武漢，我們自己也有錯誤。就是說，當時在武漢作領導工作的同誌，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遊擊戰。所以在武漢時期，我們在長江流域的工作，沒有能象華北一樣，利用國民黨軍隊撤退的時候，到農村去，發動農民，廣泛發展遊擊戰爭」。還說：「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會議上，又有人主張不要分什麽左、中、右，隻要抗日與不抗日之分，抗日與親日之分，除了親日派之外，剩下的就是鐵板一塊，都是堅決抗日的。這是受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所以第二個武漢時期，就把國民黨蔣介石的軍閥性、法西斯性都抹殺了，認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武漢時期還有人說我們和國民黨「是『求同而非異』，就是說隻有同而沒有異」，不懂得領導權問題，「說隻要抗戰就是統一，說蔣介石的政府已經開始民主化，人民已經得到充分自由。這就是說，大資產階級很好，很民主，很統一，也就是承認大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同時「不重視敵後的發展，不主張建立敵後政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實際上就是一切經過國民黨的軍令、政令」。[790]
弗拉基米洛夫在當天的《延安日記》中說：「在毛澤東和康生的壓力下，周恩來不僅脫離了王明派，而且譴責了共產國際的活動。」「於是，他就從毛的對手變成了毛最積極的支持者。到1943年底，他已開始執行毛的最微妙的任務，諸如調解毛與王明的衝突等等了。」[791]
同日 博古在中共七大討論政治報告時發言，檢討了自己的教條主義錯誤，實際上，也分析了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他說，在革命階段問題上，他們在內戰時期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抗戰時期則將新民主主義革命回返到舊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民是革命的主幹問題上，不了解與輕視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在內戰時期過度地強調城市與工人的作用，堅持城市觀點，在抗戰時期則犧牲農民的迫切要求以遷就大資產階級；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是在教條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縮小到隻有貧農中農的地步，在抗戰時期則從空喊轉變為公開否定，提出所謂「共同領導」的口號；在政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死啃所謂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在組織形式上完全因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蘇維埃形式，在抗戰時期則把本質上、組織形式上並未改變、隻有施政政策有若幹改變的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政治製度徹底民主化的開始，強調要時時、處處、事事幫助這種類型的政府，反對建立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發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總之，在革命根本問題上，戰略問題上，教條主義者由於機械地搬用馬克思主義底個別結論與詞句，無視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就曲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上走『左』右傾機會主義」；在策略基本原則上，則根本忽視和違背了策略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團結中有鬥爭，鬥爭為著團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原則。
4月 作七絕《毛澤東偽造黨史（評六屆七中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內容是：
整風四反四無興，以是作非偽代真；
黨史寫成假歷史，早遲真理定翻身！[792]
同月 作詩《所謂六屆七中決議》，攻擊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內容是：
一手刀沾一手血，渾身金貼渾身泥。
刀將黨史變毛史，金作神衣當外衣。
馬列豐功成大敵，毛劉合計扮先知。
教條經驗絕虛構，抬己打人盡出奇。[793]
同月 作口語體七絕《論聯合政府（駁斥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與〈戰時合作決定戰後合作〉）》。[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