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封信的下麵，王明便從各個方麵讚揚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之後，信中接著說：「把這個決議的立場和方法與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和路線作為檢討的武器，立即就可以發現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錯誤及其根源來」，並以他1930年10月到11月寫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為例，作了檢討，說：「所有這一切，就證明了這一決議所指出的在我的反立三路線小冊子中存在有『左』傾路線的各項主要綱領，因而小冊子有『左』傾路線的錯誤，是正確的。」信中還檢討說：「我在小冊子中所提出的對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許多意見，是從何而來呢？是從分析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根據當時中國人民的具體要求而來的嗎？絕不是的。它是從抄襲各種決議而來的。」在列舉了許多事例說明這一點之後，信中接著說：「我之所以犯教條主義的『左』傾路線的錯誤，也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基礎，完全不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全不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的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以及簡直不懂國際經驗和民族傳統的結果。尤其是由於沒有群眾工作經驗和沒有群眾觀點，以及小資產階級社會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結果。」
信中還說：「再次，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三個基本認識，就是它把許多歷史問題作了新的認識和估計。」接著說，過去認為三中全會沒有解決「立三路線」的問題，現在認為三中全會已正確地糾正了「立三路線」的主要錯誤，「因而認為三中全會的繼續反對『立三路線』和把三中全會決議當作調和路線來反對，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動，並造成了當時黨與團的嚴重危機」。並聲明說：「在1930年11月20日～12月20日左右期間，在國際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到上海後，我和其他教條主義的同誌們，的確未能認識到中央已接受國際來信而應對中央加以幫助和掩護，而仍提出要求中央召集緊急會議，以便改造黨的領導機關的錯誤主張，並進行了為實現此主張的一些活動。這從今天正確的眼光看來，是不對的，是不足為法的與黨不利的活動。」當談到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錯誤時，信中說：
過去由於以為四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並反對了羅章龍右派，實行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辦法，尤其是以為四中全會後中央蘇區紅軍衝破了敵人的四次「圍剿」，因而認為四中全會是對黨有很大功績的會議（如我在國際十三次全會演講中就是這樣吹噓四中全會的）。現在認識三中全會已糾正了立三路線錯誤，認識了四中全會既過分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如停止了立三同誌的政治局委員，羅邁、賀昌同誌中央委員等），和完全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如停止秋白同誌的政治局委員），又很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的大多數同誌（如不久後英勇犧牲的何夢〈孟〉雄同誌等），而中央蘇區紅軍衝破敵人的四次「圍剿」勝利，現在知道了不是執行四中全會錯誤路線的結果，而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實行其正確路線的結果。同時，知道了四中全會後派去各蘇區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機關不僅未能起加強蘇區領導和有利蘇區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闖下了許多滔天大禍！尤其重要的，由於四中全會選舉的結果，使我這個帶有教條主義的「左」傾錯誤的人，走進中央領導機關中去，構成一個嚴重的錯誤。而我自己在四中全會上未能如在四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一樣要求不要把我選入中央及其政治局作委員，更是莫大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因此，四中全會的確不僅是對黨毫無功績，而且是並對黨造成嚴重錯誤的會議，是使「左」傾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成為「左」傾路線第三次統治全黨的開始的會議！我對於七中全會對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這些新的認識和估計，表示完全服從和同意。同時，我應該聲明，雖然四中全會前後我主要的是作江蘇省委書記和代表中央管理江蘇工作；雖然四中全會決議及其後的中央5月9日決議和9月20日決議等，以及對四中全會本身（如選舉及處分問題）及其以後的組織問題（如派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機關到各地等）都沒有提出過任何具體的意見；但是，我是反立三路線及反三中全會領導同誌的所謂調和路線的有「左」傾路線錯誤的小冊子底主要寫作者；是在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及政治局的委員，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對四中全會本身及1931年9月底以前的中央一切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的決定都曾經同意；所以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對四中全會至9月底以前這一時期（9月25日我即動身赴蘇聯了）的中央錯誤，應負主要的責任。
在1932～1935年期間，雖然在共產國際領導的教育和幫助之下……在有些政策問題方麵與當時當權的其他教條主義同誌有些原則的分歧……在遵義會議前我並未能經過國際去幫助中央改變其錯誤的路線；所以我對這一時期中央領導所犯的各種錯誤，仍負有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中央駐國際代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應負的責任。至於我在武漢時期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問題，因時間和精力的限製，此時來不及自我學習和自我反省，此後當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盡可能地去學習和研究抗戰時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問題，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最後，我鄭重聲明：中央根據七中全會這一決議的立場和精神與根據對我在各個歷史時期中所犯各種錯誤的性質和程度的認識，對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我都服從接受。首先，我認為中央應立即撤銷我在黨內的一切領導職務（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長）和黨外代表黨的職務（向國民黨交涉在選聘新屆參政員時，不應把我再當作我黨的代表之一而加以選聘）。我應該作最接近廣大群眾的下層群眾工作，這不僅是由於我犯了嚴重錯誤而應得的處分，而且對於我的思想改造、意識鍛鍊及工作作風轉變，是非常必要的。我決心在黨所指定的任何下層工作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學習，向全體幹部和黨員同誌學習，向勞動人民群眾學習，一切從頭學起，一切從新做起，以便在長期群眾工作中，使自己成為一個好的於黨有用的黨員，為黨的事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盡一個小勤務員的能力和責任，以多少補償由於自己錯誤缺點而造成的黨的工作底重大損失於萬一！
信中還說：「再次，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三個基本認識，就是它把許多歷史問題作了新的認識和估計。」接著說，過去認為三中全會沒有解決「立三路線」的問題，現在認為三中全會已正確地糾正了「立三路線」的主要錯誤，「因而認為三中全會的繼續反對『立三路線』和把三中全會決議當作調和路線來反對，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動，並造成了當時黨與團的嚴重危機」。並聲明說：「在1930年11月20日～12月20日左右期間，在國際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到上海後，我和其他教條主義的同誌們，的確未能認識到中央已接受國際來信而應對中央加以幫助和掩護，而仍提出要求中央召集緊急會議，以便改造黨的領導機關的錯誤主張，並進行了為實現此主張的一些活動。這從今天正確的眼光看來，是不對的，是不足為法的與黨不利的活動。」當談到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錯誤時，信中說：
過去由於以為四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並反對了羅章龍右派，實行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辦法，尤其是以為四中全會後中央蘇區紅軍衝破了敵人的四次「圍剿」，因而認為四中全會是對黨有很大功績的會議（如我在國際十三次全會演講中就是這樣吹噓四中全會的）。現在認識三中全會已糾正了立三路線錯誤，認識了四中全會既過分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如停止了立三同誌的政治局委員，羅邁、賀昌同誌中央委員等），和完全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如停止秋白同誌的政治局委員），又很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的大多數同誌（如不久後英勇犧牲的何夢〈孟〉雄同誌等），而中央蘇區紅軍衝破敵人的四次「圍剿」勝利，現在知道了不是執行四中全會錯誤路線的結果，而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實行其正確路線的結果。同時，知道了四中全會後派去各蘇區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機關不僅未能起加強蘇區領導和有利蘇區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闖下了許多滔天大禍！尤其重要的，由於四中全會選舉的結果，使我這個帶有教條主義的「左」傾錯誤的人，走進中央領導機關中去，構成一個嚴重的錯誤。而我自己在四中全會上未能如在四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一樣要求不要把我選入中央及其政治局作委員，更是莫大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因此，四中全會的確不僅是對黨毫無功績，而且是並對黨造成嚴重錯誤的會議，是使「左」傾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成為「左」傾路線第三次統治全黨的開始的會議！我對於七中全會對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這些新的認識和估計，表示完全服從和同意。同時，我應該聲明，雖然四中全會前後我主要的是作江蘇省委書記和代表中央管理江蘇工作；雖然四中全會決議及其後的中央5月9日決議和9月20日決議等，以及對四中全會本身（如選舉及處分問題）及其以後的組織問題（如派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機關到各地等）都沒有提出過任何具體的意見；但是，我是反立三路線及反三中全會領導同誌的所謂調和路線的有「左」傾路線錯誤的小冊子底主要寫作者；是在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及政治局的委員，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對四中全會本身及1931年9月底以前的中央一切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的決定都曾經同意；所以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對四中全會至9月底以前這一時期（9月25日我即動身赴蘇聯了）的中央錯誤，應負主要的責任。
在1932～1935年期間，雖然在共產國際領導的教育和幫助之下……在有些政策問題方麵與當時當權的其他教條主義同誌有些原則的分歧……在遵義會議前我並未能經過國際去幫助中央改變其錯誤的路線；所以我對這一時期中央領導所犯的各種錯誤，仍負有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中央駐國際代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應負的責任。至於我在武漢時期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問題，因時間和精力的限製，此時來不及自我學習和自我反省，此後當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盡可能地去學習和研究抗戰時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問題，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最後，我鄭重聲明：中央根據七中全會這一決議的立場和精神與根據對我在各個歷史時期中所犯各種錯誤的性質和程度的認識，對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我都服從接受。首先，我認為中央應立即撤銷我在黨內的一切領導職務（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長）和黨外代表黨的職務（向國民黨交涉在選聘新屆參政員時，不應把我再當作我黨的代表之一而加以選聘）。我應該作最接近廣大群眾的下層群眾工作，這不僅是由於我犯了嚴重錯誤而應得的處分，而且對於我的思想改造、意識鍛鍊及工作作風轉變，是非常必要的。我決心在黨所指定的任何下層工作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學習，向全體幹部和黨員同誌學習，向勞動人民群眾學習，一切從頭學起，一切從新做起，以便在長期群眾工作中，使自己成為一個好的於黨有用的黨員，為黨的事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盡一個小勤務員的能力和責任，以多少補償由於自己錯誤缺點而造成的黨的工作底重大損失於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