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封長信中，雖然有些問題檢查得不夠全麵、不夠深刻，但這是王明一生中對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所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一次最全麵、係統的檢查。在一些問題上，檢查得還是比較深刻的，似乎也是誠懇的。
但是，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他這次檢討是被迫的，並不是真心真意的。書中說：
毛澤東想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所以四月二十日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還在四月初他就把《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送給我看，並派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四人兩次來和我談話，他自己也來和我談了一次，都是要我寫聲明書承認七中全會決議正確和作「自我檢討」，我都沒有同意。
同時，我也和許多來看我的同誌們商量，怎麽辦更好。我當時考慮到蘇聯最後戰勝法西斯德國的日子已為期不遠，因此，即使我不承認七中全會決議，毛澤東也未必敢開除我的黨籍。但同誌們舉出下列幾項理由：第一，「共產國際解散了，沒有一個能夠去申訴意見的機關了。按照黨章，少數應服從多數。現在要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是毛澤東一手準備的。你現在既沒有可能，也沒有體力向大會說明自己的意見。而大會也不可能改變七中全會的決議」；第二，「目前國內國外都還不十分了解毛澤東搞的『整風運動』的反動本質。還要進行長時期的反毛鬥爭。把你保存下來，就是保存了黨的真理和反毛鬥爭的主要領導者……要是不承認七中全會決議，那七次大會還可能再『通過』一個類似的決議；如果你還是不服從，就可能被開除黨籍，那時進行鬥爭就更困難了……」
這樣，我就向七中全會聲明：我服從中央決定。[781]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也說：「在六屆七中全會前，毛澤東派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兩次，毛澤東自己一次來找王明談話（當時王明在中毒後還不能起床），要求王明接受六屆七中全會的決議。經過幾次爭吵，王明為了避免開除黨籍，又聽了同誌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勸告，不得已聲明組織上服從決議。」[782]
《寫作要目》說：王明曾寫「關於『七中全會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兩次談話綜合筆記」（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談過兩次，同毛談過一次）。
同日 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開始時，李富春宣讀了王明給七中全會的信。[783]
同日 任弼時向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報告《關於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修改過程。他說：起草決議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誌，分析錯誤的內容和犯錯誤的根源，而不著重個人的責任。《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印發給代表們討論的共有三次。第二次修改（四月八日印出）主要是確認王明的小冊子與四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點。稿中是把八點概括性意見集中寫的，後來根據代表們的意見，從政治、組織、思想三個方麵進行了闡述和分析，再提交代表們討論。第三次是將前兩稿中的八點作了修改，把毛澤東的思想從正麵加以強調說明。各代表團還有些意見，都準備將來修改時考慮採納。王明寫的聲明，也對決議表示擁護，我們歡迎他的態度，希望他以後行動中加以實現，不斷進步。[784]
同日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對〈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中，肯定了王明的態度，他說：「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麽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麵。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誌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己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麵統一起來了。王明同誌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誌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785]
同日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嚴厲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傾錯誤，指出：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幹「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但是，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他這次檢討是被迫的，並不是真心真意的。書中說：
毛澤東想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所以四月二十日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還在四月初他就把《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送給我看，並派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四人兩次來和我談話，他自己也來和我談了一次，都是要我寫聲明書承認七中全會決議正確和作「自我檢討」，我都沒有同意。
同時，我也和許多來看我的同誌們商量，怎麽辦更好。我當時考慮到蘇聯最後戰勝法西斯德國的日子已為期不遠，因此，即使我不承認七中全會決議，毛澤東也未必敢開除我的黨籍。但同誌們舉出下列幾項理由：第一，「共產國際解散了，沒有一個能夠去申訴意見的機關了。按照黨章，少數應服從多數。現在要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是毛澤東一手準備的。你現在既沒有可能，也沒有體力向大會說明自己的意見。而大會也不可能改變七中全會的決議」；第二，「目前國內國外都還不十分了解毛澤東搞的『整風運動』的反動本質。還要進行長時期的反毛鬥爭。把你保存下來，就是保存了黨的真理和反毛鬥爭的主要領導者……要是不承認七中全會決議，那七次大會還可能再『通過』一個類似的決議；如果你還是不服從，就可能被開除黨籍，那時進行鬥爭就更困難了……」
這樣，我就向七中全會聲明：我服從中央決定。[781]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也說：「在六屆七中全會前，毛澤東派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兩次，毛澤東自己一次來找王明談話（當時王明在中毒後還不能起床），要求王明接受六屆七中全會的決議。經過幾次爭吵，王明為了避免開除黨籍，又聽了同誌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勸告，不得已聲明組織上服從決議。」[782]
《寫作要目》說：王明曾寫「關於『七中全會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兩次談話綜合筆記」（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談過兩次，同毛談過一次）。
同日 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開始時，李富春宣讀了王明給七中全會的信。[783]
同日 任弼時向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報告《關於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修改過程。他說：起草決議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誌，分析錯誤的內容和犯錯誤的根源，而不著重個人的責任。《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印發給代表們討論的共有三次。第二次修改（四月八日印出）主要是確認王明的小冊子與四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點。稿中是把八點概括性意見集中寫的，後來根據代表們的意見，從政治、組織、思想三個方麵進行了闡述和分析，再提交代表們討論。第三次是將前兩稿中的八點作了修改，把毛澤東的思想從正麵加以強調說明。各代表團還有些意見，都準備將來修改時考慮採納。王明寫的聲明，也對決議表示擁護，我們歡迎他的態度，希望他以後行動中加以實現，不斷進步。[784]
同日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對〈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中，肯定了王明的態度，他說：「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麽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麵。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誌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己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麵統一起來了。王明同誌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誌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785]
同日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嚴厲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傾錯誤，指出：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幹「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