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 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從延安發來的密電，其中說：「12月～1月期間轉給了我兩份您的電報。謝謝您對中共和對我的關心。我對毛澤東的態度一如既往，因為我把他作為黨的領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盡管過去我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麵和最近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展開的重大運動中的一些個別問題上有個人之間的分歧。［一位］同誌告訴我，他係統地向您通報了有關所有這些問題的情況。」「我不了解在這方麵您對哪些事件感興趣和對哪些問題不清楚。請給予指示，我將作復。最近一年，在黨內開展了以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為基礎重新審視黨的全部歷史的活動。他被宣布為中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中國化馬列主義的主要代表。」「我意識到您能提高我們黨的威信，這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條件下是特別重要的；在強調中共是全國性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下，我完全支持這場運動。因此我已經既在口頭上，也在書麵上向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聲明，反對李立三路線的鬥爭和確定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都是毛澤東的貢獻，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認為的那樣。我還聲明，我放棄一切有關政治分歧的爭論。」[752]
4月1日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下午4時毛澤東與他談話，「解答了他實行『整風運動』的原因和目的，『整風運動』為什麽受到幹部很大的反抗等問題。」[753]
《寫作要目》說：王明曾寫「關於毛澤東的『肺腑之言』的談話筆記」，主要內容是：「毛談他反對列寧主義，反對共產國際，反對列寧、史達林、和蘇聯，同反對王明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就是要把中共黨史寫成他一個人的歷史，同時，請求王明同誌『把反對李立三路線和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大歷史功勞』讓給他。」
4月12日、5月20日 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和中央黨校第一部，就黨內高級幹部對歷史問題的討論作了《學習與時局》的講演，批評了王明等「左」的和右的錯誤，並指明了討論歷史問題應採取的態度。講演指出：「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麵的分析：一方麵，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麵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麵，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誌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麵，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麵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在談到王明右傾的錯誤時說：在抗戰初期，「我黨一部分同誌，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產生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對於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754]
根據上述精神，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立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這標誌著高級幹部的整風和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已進入最後的總結階段。委員會由任弼時召集，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755]
5月21日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開幕，根據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項意見，對於黨的歷史問題通過了如下決議：
1.中央某些個別同誌曾被其他一些同誌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風錯誤問題。
2.四中全會後一九三一年的上海臨時中央及其後它所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
3.對過去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應該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結論應力求寬大，以便團結全黨共同奮鬥。
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認一切。
5.六次大會雖有其缺點與錯誤，但其基本路線是正確的。
6.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黨內嚴重存在的是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應當進行切實的教育，克服此種傾向。
上述各項全體表決通過。[756]
楊尚昆在談到這個決議時說：「這項決議，書記處原來討論確定的隻有前五項，後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除對前五項作了說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項。他說兩個宗派已經沒有了，『歷史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東西了。丟掉這個包袱，才符合事實，利於團結』。並提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正式作出了決議。」[757]
5月28日 中共中央在給華中局的指示中指出：由於我黨長期處在農村分割的遊擊戰爭環境及農民小資產階級成分之廣大，在黨的歷史上不但曾經存在過帶全黨性的教條宗派（以王明、博古為首）與經驗宗派，而且還相當普遍嚴重的存在盲目的山頭主義傾向。
4月1日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下午4時毛澤東與他談話，「解答了他實行『整風運動』的原因和目的，『整風運動』為什麽受到幹部很大的反抗等問題。」[753]
《寫作要目》說：王明曾寫「關於毛澤東的『肺腑之言』的談話筆記」，主要內容是：「毛談他反對列寧主義，反對共產國際，反對列寧、史達林、和蘇聯，同反對王明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就是要把中共黨史寫成他一個人的歷史，同時，請求王明同誌『把反對李立三路線和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大歷史功勞』讓給他。」
4月12日、5月20日 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和中央黨校第一部，就黨內高級幹部對歷史問題的討論作了《學習與時局》的講演，批評了王明等「左」的和右的錯誤，並指明了討論歷史問題應採取的態度。講演指出：「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麵的分析：一方麵，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麵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麵，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誌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麵，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麵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在談到王明右傾的錯誤時說：在抗戰初期，「我黨一部分同誌，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產生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對於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754]
根據上述精神，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立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這標誌著高級幹部的整風和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已進入最後的總結階段。委員會由任弼時召集，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755]
5月21日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開幕，根據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項意見，對於黨的歷史問題通過了如下決議：
1.中央某些個別同誌曾被其他一些同誌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風錯誤問題。
2.四中全會後一九三一年的上海臨時中央及其後它所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
3.對過去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應該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結論應力求寬大，以便團結全黨共同奮鬥。
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認一切。
5.六次大會雖有其缺點與錯誤，但其基本路線是正確的。
6.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黨內嚴重存在的是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應當進行切實的教育，克服此種傾向。
上述各項全體表決通過。[756]
楊尚昆在談到這個決議時說：「這項決議，書記處原來討論確定的隻有前五項，後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除對前五項作了說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項。他說兩個宗派已經沒有了，『歷史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東西了。丟掉這個包袱，才符合事實，利於團結』。並提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正式作出了決議。」[757]
5月28日 中共中央在給華中局的指示中指出：由於我黨長期處在農村分割的遊擊戰爭環境及農民小資產階級成分之廣大，在黨的歷史上不但曾經存在過帶全黨性的教條宗派（以王明、博古為首）與經驗宗派，而且還相當普遍嚴重的存在盲目的山頭主義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