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任弼時起草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標題為《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758]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黨的歷史決議》稿說：比較《歷史草案》，弼時同誌起草的稿子的新貢獻，主要有三點：一是修改了《歷史草案》關於四中全會的評價。根據1943年「九月會議」的精神，弼時同誌寫道：「四中全會的補選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組，使教條主義宗派分子能夠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獲得重要地位，他們與經驗主義者相結合，篡奪黨的領導，重犯左傾路線錯誤，使蘇維埃運動和白區鬥爭受到重大的損失。」「七大認為四中全會是沒有在黨內起積極作用的，而且有許多的缺點與錯誤。不但沒有表示黨的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且是障礙黨的進步的。因此七大認為四中全會的決議應加以否定。」[759]
6月25日 中共中央給晉察冀分局發出指示，指出分局擴大幹部會關於黨內兩條路線問題，可依中央去年12月28日指示作一個通知，但不必展開討論，王明、博古名字也不要寫在任何文件上。
6月至年底 任弼時繼續主持起草黨的歷史決議，對胡喬木起草的稿子作了三次修改。[760]
在任弼時修改的第三次稿上，對王明路線的錯誤內容和政治教訓從理論上提綱挈領地概括為七點：
（一）不了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離開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社會條件，在城市鬥爭與鄉村鬥爭、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的策略上發生一係列的錯誤，堅持革命可以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
（二）背離中國的國情，混淆了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和內容；
（三）在革命的動力上，不承認除工農外其他階級有成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正確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四）不承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誇大革命主觀力量，把局部現象看成全體；
（五）不了解遊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城市中心論；以北伐戰爭和蘇聯的經驗作教條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六）不懂得利用矛盾，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能靈活地組織進攻和必要時的防衛和退卻；
（七）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來抬高自己的威風，實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強製推行錯誤的政治路線。[761]
7月1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再也沒有人提王明了。對毛澤東來說，反對『莫斯科派』的鬥爭已是過去的事了——這個階段雖然不很順利，但總是過去了。」「我現在已深知毛澤東的為人了，我認為，他與王明的衝突還有另一個原因（當然不像主要原因那麽重要和有影響）：王明在戰前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理論家之一，毛對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當然，這不是主要的，但是這是毛的性格。」[762]
7月24日 鄒韜奮於上海逝世。王明作《政苛虎猛（悼鄒韜奮同誌）》七律二首。[763]
8月31日 由傅連暲主持，繼續給王明會診，《會診記錄》標明參加者有蘇聯醫生阿洛夫、李潤詩、李誌中、王斌、魯之俊、陳應謙、何穆，記錄陳仲武。會診主要是根據孟慶樹有關王明當時病症的匯報。針對王明的拔牙問題、腹部按摩問題和腸胃問題等作了簡單的討論，建議王明把壞的牙拔掉，並不要長期臥床，應該起床適當地做腰部運動。[764]
8月 作詩《巴黎解放》。[765]
11月16日 郭沫若五十大壽，很多人題寫、寄贈賀壽詩，王明也步魯迅「慣於長夜過春時」的七律原韻寫了一首賀壽詩，但當時並未寄出，直到1945年12月因事給謝覺哉寫信時，才將這首詩附上，並托謝轉交郭沫若。詩的內容是：
那覺已過半百時，高歌酣鬥鬢無絲。
汨羅江上留征影，富士山期樹戰旗。
司馬才華子房知，迅翁骨氣拜倫詩。
任他擾攘風雲變，萬歲峨眉一布衣。[766]
12月25日 《新華日報》刊登陳紹禹題字。
本年 還於延安楊家嶺作五律《題魯迅全集（憶魯迅先生）》。[767]
1945年1～8月 41歲
2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召開黨的七大的決定，使人們的感情激動起來了。大家又圍著王明、楊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鬧騰開了。照例是在會上公開譴責一番，或在背地裏罵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當地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種看法已成定論。大家都確信毛挽救了黨，使黨沒有採取王明的「投降國民黨」的路線。「王明是舔蔣介石的靴子的」，人們繞著彎用這樣的話來說他。
國際主義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於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忠於黨的利益」——橫遭誹謗，這個格言現在已被遺忘！毛澤東的領導階層逐漸使大家相信，王明「從1931～1934年以來一直在黨內培植異己分子」。據說，遠在1931年王明出現在上海時，他就像個大官僚那樣，武斷地決定與黨的命運有關的問題。愚蠢而又可笑，但誰都不能反對，也不會反對！
整風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務。甚至王明過去的合作者也開始詆毀他了。例如，楊尚昆說王明對蔣總司令「推行」了階級投降路線。這話竟出之於楊的口，而楊又豈隻是王明過去的一個同誌而已。[768]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黨的歷史決議》稿說：比較《歷史草案》，弼時同誌起草的稿子的新貢獻，主要有三點：一是修改了《歷史草案》關於四中全會的評價。根據1943年「九月會議」的精神，弼時同誌寫道：「四中全會的補選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組，使教條主義宗派分子能夠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獲得重要地位，他們與經驗主義者相結合，篡奪黨的領導，重犯左傾路線錯誤，使蘇維埃運動和白區鬥爭受到重大的損失。」「七大認為四中全會是沒有在黨內起積極作用的，而且有許多的缺點與錯誤。不但沒有表示黨的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且是障礙黨的進步的。因此七大認為四中全會的決議應加以否定。」[759]
6月25日 中共中央給晉察冀分局發出指示，指出分局擴大幹部會關於黨內兩條路線問題，可依中央去年12月28日指示作一個通知，但不必展開討論，王明、博古名字也不要寫在任何文件上。
6月至年底 任弼時繼續主持起草黨的歷史決議，對胡喬木起草的稿子作了三次修改。[760]
在任弼時修改的第三次稿上，對王明路線的錯誤內容和政治教訓從理論上提綱挈領地概括為七點：
（一）不了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離開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社會條件，在城市鬥爭與鄉村鬥爭、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的策略上發生一係列的錯誤，堅持革命可以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
（二）背離中國的國情，混淆了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和內容；
（三）在革命的動力上，不承認除工農外其他階級有成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正確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四）不承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誇大革命主觀力量，把局部現象看成全體；
（五）不了解遊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城市中心論；以北伐戰爭和蘇聯的經驗作教條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六）不懂得利用矛盾，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能靈活地組織進攻和必要時的防衛和退卻；
（七）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來抬高自己的威風，實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強製推行錯誤的政治路線。[761]
7月1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再也沒有人提王明了。對毛澤東來說，反對『莫斯科派』的鬥爭已是過去的事了——這個階段雖然不很順利，但總是過去了。」「我現在已深知毛澤東的為人了，我認為，他與王明的衝突還有另一個原因（當然不像主要原因那麽重要和有影響）：王明在戰前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理論家之一，毛對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當然，這不是主要的，但是這是毛的性格。」[762]
7月24日 鄒韜奮於上海逝世。王明作《政苛虎猛（悼鄒韜奮同誌）》七律二首。[763]
8月31日 由傅連暲主持，繼續給王明會診，《會診記錄》標明參加者有蘇聯醫生阿洛夫、李潤詩、李誌中、王斌、魯之俊、陳應謙、何穆，記錄陳仲武。會診主要是根據孟慶樹有關王明當時病症的匯報。針對王明的拔牙問題、腹部按摩問題和腸胃問題等作了簡單的討論，建議王明把壞的牙拔掉，並不要長期臥床，應該起床適當地做腰部運動。[764]
8月 作詩《巴黎解放》。[765]
11月16日 郭沫若五十大壽，很多人題寫、寄贈賀壽詩，王明也步魯迅「慣於長夜過春時」的七律原韻寫了一首賀壽詩，但當時並未寄出，直到1945年12月因事給謝覺哉寫信時，才將這首詩附上，並托謝轉交郭沫若。詩的內容是：
那覺已過半百時，高歌酣鬥鬢無絲。
汨羅江上留征影，富士山期樹戰旗。
司馬才華子房知，迅翁骨氣拜倫詩。
任他擾攘風雲變，萬歲峨眉一布衣。[766]
12月25日 《新華日報》刊登陳紹禹題字。
本年 還於延安楊家嶺作五律《題魯迅全集（憶魯迅先生）》。[767]
1945年1～8月 41歲
2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召開黨的七大的決定，使人們的感情激動起來了。大家又圍著王明、楊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鬧騰開了。照例是在會上公開譴責一番，或在背地裏罵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當地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種看法已成定論。大家都確信毛挽救了黨，使黨沒有採取王明的「投降國民黨」的路線。「王明是舔蔣介石的靴子的」，人們繞著彎用這樣的話來說他。
國際主義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於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忠於黨的利益」——橫遭誹謗，這個格言現在已被遺忘！毛澤東的領導階層逐漸使大家相信，王明「從1931～1934年以來一直在黨內培植異己分子」。據說，遠在1931年王明出現在上海時，他就像個大官僚那樣，武斷地決定與黨的命運有關的問題。愚蠢而又可笑，但誰都不能反對，也不會反對！
整風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務。甚至王明過去的合作者也開始詆毀他了。例如，楊尚昆說王明對蔣總司令「推行」了階級投降路線。這話竟出之於楊的口，而楊又豈隻是王明過去的一個同誌而已。[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