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上，劉少奇還作了很多批語，甚至說王明是「托洛斯基主義」。例如在第36頁「中國革命的動力」一節左旁批有：「李立三是對的，而王明倒是托洛斯基主義」；在第37頁「現在階段的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一節左旁批有：「強調反對資產階級，恰是托洛斯基主義」；在第38頁「現在階段的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一節後半部分左旁批有：「難道因為富農是資產階級所以反對富農嗎？托派！」
寫完以上批語和閱後感之後，劉少奇又寫了一段話，批評了周恩來、瞿秋白在對待王明一派人問題上的錯誤：「在三中全會之後，國際來信後，當時黨的比較健全的轉變，應該是仍由恩來秋白等同誌主持，在打擊王明一派人之後，再召集會議來從事轉變，秩序當較好一些。恩來秋白諸同誌的錯誤，就在於他們首先投降立三路線，其後又投降了王明一派人，因而造成了極大的罪惡。」
9月21日到27日 周恩來對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也進行了係統的分析和批判，寫出了《關於新立三路線的研究》的長篇筆記。他明確指出王明小冊子中表現的嚴重錯誤：在國際形勢上，王明是急於證明中國能首先勝利；在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上，王明是急於要實行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在時局估計與任務上，王明是強調高潮，急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在黨的任務上，王明是急於實行進攻路線；對占領長沙的估計上，王明認為是一省數省能首先勝利的證明，怪李立三沒有採取正確而有力的措施，所以不能堅持。
周恩來也透徹地分析了王明小冊子對李立三錯誤的批評。他認為王明的批評有三種情況。第一，李立三的觀點是基本正確的，而王明「站在『左』傾觀點來反對」。如關於革命對象問題，王明在反對李立三中強調反富農、反資產階級、反對中間營壘，這「反而更錯了」。第二，李立三的觀點是「左」的、錯誤的，王明在他的小冊子中把這些觀點保留了下來。例如，李立三急於實行革命轉變，王明和李立三一樣，他「自己也是急於轉變論者」。第三，李立三的觀點確實錯了，而王明的觀點也錯了，他同李立三「隻有程度之差」。如對革命形勢的估計上，李立三是估計得過高了，王明的估計雖和李立三略有不同，但也超過了當時的客觀現實。總之，「王明對當時立三路線之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傾之不正確的觀點上去發表意見」，「不僅未擊中要害」，「還暗藏了許多托洛茨基的觀點」，「這就給了新立三路線以全部思想根據與理論根據」。
對王明小冊子中《關於三中全會與調和態度》一節，周恩來作為三中全會主要主持人之一，明確地指出它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如說國際指示以後，仍然命令進攻長沙並舉行武漢、南京、鎮江、上海暴動。周恩來針對王明全盤否定三中全會的錯誤觀點，對三中全會給予客觀的評價。他認為，三中全會是按共產國際指示工作的，基本上取消了李立三指示下的全國暴動、攻長沙、兵暴、總行委、總罷工的方針。他說，三中全會「說立三錯誤是個別的『左』傾的策略上的錯誤，『個別』兩字很不對，但『左』傾並未錯，而王明卻說立三路線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乃是大錯」。
周恩來還深刻地分析了王明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這些小資產階級不能忍受民族戰爭亦即農民戰爭的長期性。他們企望一下子就進入社會主義，以避免破產痛苦。從這一點就產生政治上的冒險主義與發狂性。如果這樣沒有可能的話，就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作不惜任何代價的讓步。從這一點就產生了在政策上的投降性。」他認為，由於前一種情況，就產生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錯誤；由於後一種情況，就產生了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694]
9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今天，在我們例行的碰頭會上，康生意味深長地說起王明來。他說，王明在漢口時的所作所為，不像一個黨員應該做的，他和他的一夥在那裏好像另立了一個黨中央，而置毛澤東同誌的指示於不顧。實際上，王明並沒把以中共中央主席為首的延安的整個領導放在眼裏。王明不服從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甚至拒絕翻印他許多很重要的文章，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還說，王明作為中共駐國民黨區的代表，違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經毛澤東同誌許可，就直接跟蔣介石通信。他瞞著中共中央主席進行的這種通信聯繫，是令人吃驚的，因為至今還一點也不知道給蔣介石的這些信件的內容。
很明顯，康生是要在各方麵給王明抹黑。他所舉的一些事情並不能看成是什麽嚴重問題，這一點他很清楚。在某些情況下，王明不按慣例，而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作了相應決定，這是形勢的需要。對王明與蔣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對他在這方麵的活動加以懷疑，顯然是找岔［茬］兒。這是胡說八道，但這種胡說八道大家立刻就會信以為真。這是加於王明的又一罪狀。
說完這些以後，康生說，在1941年9月，政治局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結果產生尖銳的分歧，從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關係就變得十分緊張。（據我了解，毛澤東想要由他來裁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是否合理，就是說，他要淩駕於共產國際這個工作機構之上。）
寫完以上批語和閱後感之後，劉少奇又寫了一段話，批評了周恩來、瞿秋白在對待王明一派人問題上的錯誤：「在三中全會之後，國際來信後，當時黨的比較健全的轉變，應該是仍由恩來秋白等同誌主持，在打擊王明一派人之後，再召集會議來從事轉變，秩序當較好一些。恩來秋白諸同誌的錯誤，就在於他們首先投降立三路線，其後又投降了王明一派人，因而造成了極大的罪惡。」
9月21日到27日 周恩來對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也進行了係統的分析和批判，寫出了《關於新立三路線的研究》的長篇筆記。他明確指出王明小冊子中表現的嚴重錯誤：在國際形勢上，王明是急於證明中國能首先勝利；在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上，王明是急於要實行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在時局估計與任務上，王明是強調高潮，急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在黨的任務上，王明是急於實行進攻路線；對占領長沙的估計上，王明認為是一省數省能首先勝利的證明，怪李立三沒有採取正確而有力的措施，所以不能堅持。
周恩來也透徹地分析了王明小冊子對李立三錯誤的批評。他認為王明的批評有三種情況。第一，李立三的觀點是基本正確的，而王明「站在『左』傾觀點來反對」。如關於革命對象問題，王明在反對李立三中強調反富農、反資產階級、反對中間營壘，這「反而更錯了」。第二，李立三的觀點是「左」的、錯誤的，王明在他的小冊子中把這些觀點保留了下來。例如，李立三急於實行革命轉變，王明和李立三一樣，他「自己也是急於轉變論者」。第三，李立三的觀點確實錯了，而王明的觀點也錯了，他同李立三「隻有程度之差」。如對革命形勢的估計上，李立三是估計得過高了，王明的估計雖和李立三略有不同，但也超過了當時的客觀現實。總之，「王明對當時立三路線之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傾之不正確的觀點上去發表意見」，「不僅未擊中要害」，「還暗藏了許多托洛茨基的觀點」，「這就給了新立三路線以全部思想根據與理論根據」。
對王明小冊子中《關於三中全會與調和態度》一節，周恩來作為三中全會主要主持人之一，明確地指出它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如說國際指示以後，仍然命令進攻長沙並舉行武漢、南京、鎮江、上海暴動。周恩來針對王明全盤否定三中全會的錯誤觀點，對三中全會給予客觀的評價。他認為，三中全會是按共產國際指示工作的，基本上取消了李立三指示下的全國暴動、攻長沙、兵暴、總行委、總罷工的方針。他說，三中全會「說立三錯誤是個別的『左』傾的策略上的錯誤，『個別』兩字很不對，但『左』傾並未錯，而王明卻說立三路線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乃是大錯」。
周恩來還深刻地分析了王明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這些小資產階級不能忍受民族戰爭亦即農民戰爭的長期性。他們企望一下子就進入社會主義，以避免破產痛苦。從這一點就產生政治上的冒險主義與發狂性。如果這樣沒有可能的話，就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作不惜任何代價的讓步。從這一點就產生了在政策上的投降性。」他認為，由於前一種情況，就產生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錯誤；由於後一種情況，就產生了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694]
9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今天，在我們例行的碰頭會上，康生意味深長地說起王明來。他說，王明在漢口時的所作所為，不像一個黨員應該做的，他和他的一夥在那裏好像另立了一個黨中央，而置毛澤東同誌的指示於不顧。實際上，王明並沒把以中共中央主席為首的延安的整個領導放在眼裏。王明不服從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甚至拒絕翻印他許多很重要的文章，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還說，王明作為中共駐國民黨區的代表，違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經毛澤東同誌許可，就直接跟蔣介石通信。他瞞著中共中央主席進行的這種通信聯繫，是令人吃驚的，因為至今還一點也不知道給蔣介石的這些信件的內容。
很明顯，康生是要在各方麵給王明抹黑。他所舉的一些事情並不能看成是什麽嚴重問題，這一點他很清楚。在某些情況下，王明不按慣例，而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作了相應決定，這是形勢的需要。對王明與蔣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對他在這方麵的活動加以懷疑，顯然是找岔［茬］兒。這是胡說八道，但這種胡說八道大家立刻就會信以為真。這是加於王明的又一罪狀。
說完這些以後，康生說，在1941年9月，政治局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結果產生尖銳的分歧，從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關係就變得十分緊張。（據我了解，毛澤東想要由他來裁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是否合理，就是說，他要淩駕於共產國際這個工作機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