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周恩來一直率領中共代表團駐重慶，由於他效忠於王明集團而在今年七月被調離工作。幾個星期來他一直在作檢討，立誓要忠於『毛主席』。」「除王明和其他幾個同誌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評的黨的官員和軍隊領導人，都染上了『檢討病』。」[684]
9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從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開會。
……
中共中央主席的號召得到了響應。討論明顯集中在兩個主要方麵：主席的政治路線保存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而博古、周恩來、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則是在瓦解黨，使黨麵臨毀滅的危險。
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貫串這一精神。他們稱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創造性，是極好的政策，等等，而對博古、周恩來、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則從各個方麵加以貶損。他們本人都受到了譴責，因為他們的觀點是違反中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和黨的利益的。國際主義者的政策即便不說是有罪，起碼也是有害的。誰也不反對這種說法。
這個運動之所以卑鄙，還在於臥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會議，不可能為他自己作任何辯護。一切惡毒中傷的話正是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堆到他身上來的。
主要罪責都與王明有關，其他人隻是附帶提到。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採取的策略——你們不必特別為此擔心，你們都是被共產國際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禍首，是他搞亂了你們的思想，使你們處於困難境地，使你們幾乎成為黨的敵人。毛的這個策略分化了國際主義派。這為他們解脫了對黨應負的一切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他們也就放寬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誌和追隨者，用謾罵和揭發的辦法來「贖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沒有墮落到這種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懷有刻骨仇恨的人發出的無恥咒罵，他被稱為「投降分子」、「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和「沒有經驗的革命者」，還有人甚至把他說成是一個「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風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達到了目的，他把王明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來了。同時，他把王明過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邊。
毛澤東就是用這樣的辦法把一切罪責都推到了王明身上。這裏麵還大有文章。王明是共產國際的知名人士，毛澤東是通過打擊王明來打擊共產國際。在這裏，王明不過是共產國際精神及其觀點的化身。而毛公開表示現在他是多麽鄙視這種觀點。況且，誰也不懷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擊，恰恰是因為他們忠於共產國際並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這就更清楚了。
毛澤東懲罰共產國際組織的中共代表王明，是為了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從心底發出的厭惡。
揭露王明還使毛達到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承認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適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隻要分析一下主席愛用的「教條主義者」這一詞的真正含義，就很容易看清這一點。
另外，毛憎恨共產國際純粹是出於利己打算。對他來說，共產國際是對他所獨霸的黨的領導權挑戰的力量，是敢於運用其權威向他的——毛澤東的——才智挑戰的力量！的確，毛是一個不容別人分享其權力的人。
對他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這眼中釘。主席在和我談話時，並不掩飾他的高興——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經被「揭露」了！在談到王明和博古時，照例把他們罵一通。[685]
9月13日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對前幾天的會議提出批評，說：這樣的討論不僅問題不能徹底解決，還會延誤很多應做的工作。因此，會議如何開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王明的投降主義，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戰時期的問題，還要聯繫內戰時期來找王明主義的來源。王明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小冊子，在1940年不經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發行全黨，使新幹部新黨員誤以為他是反立三路線的英雄。我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書，發現這是一個大騙局。王明是擴大立三路線更加孟什維克化，因為他不是反立三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而是反對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線「左」得多，要從1930年的小冊子算起，這是代表「左」的綱領。第二，要聯繫實際工作中造成的惡果來檢討。康生說，王明不僅是幾篇文章的問題，而是長江局、東南局的領導路線，並影響到華北，這就要求長江局的同誌有更多的揭發。博古講話抽象，不揭發具體事實是不對的。王明說，他有三大功績：一是反對立三路線，二是《八一宣言》，三是辦《新華日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的言論，如說蔣介石是全麵抗戰的，要時時、事事、處處幫助政府，這完全是投降主義思想。在武漢工作過的同誌應當對這些情況多多揭發。第三，要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進行。康生批評博古的自我批評精神不夠，對王明也隻是抽象地批評一下，這是不行的。同時康生自我吹噓：在共產國際時期，王明說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實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雖然跟他走，但組織上不願與他同流合汙。回國後，有組織上的陰謀，我是知道的，他想抓軍隊。我與王明的關係，如他得勢是十年也說不清的。他派了人來偵察我。抗戰以來，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沒執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真是一個幸福。但假如將來換一個環境，遇到一個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個問題。[686]
9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從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開會。
……
中共中央主席的號召得到了響應。討論明顯集中在兩個主要方麵：主席的政治路線保存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而博古、周恩來、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則是在瓦解黨，使黨麵臨毀滅的危險。
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貫串這一精神。他們稱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創造性，是極好的政策，等等，而對博古、周恩來、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則從各個方麵加以貶損。他們本人都受到了譴責，因為他們的觀點是違反中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和黨的利益的。國際主義者的政策即便不說是有罪，起碼也是有害的。誰也不反對這種說法。
這個運動之所以卑鄙，還在於臥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會議，不可能為他自己作任何辯護。一切惡毒中傷的話正是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堆到他身上來的。
主要罪責都與王明有關，其他人隻是附帶提到。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採取的策略——你們不必特別為此擔心，你們都是被共產國際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禍首，是他搞亂了你們的思想，使你們處於困難境地，使你們幾乎成為黨的敵人。毛的這個策略分化了國際主義派。這為他們解脫了對黨應負的一切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他們也就放寬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誌和追隨者，用謾罵和揭發的辦法來「贖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沒有墮落到這種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懷有刻骨仇恨的人發出的無恥咒罵，他被稱為「投降分子」、「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和「沒有經驗的革命者」，還有人甚至把他說成是一個「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風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達到了目的，他把王明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來了。同時，他把王明過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邊。
毛澤東就是用這樣的辦法把一切罪責都推到了王明身上。這裏麵還大有文章。王明是共產國際的知名人士，毛澤東是通過打擊王明來打擊共產國際。在這裏，王明不過是共產國際精神及其觀點的化身。而毛公開表示現在他是多麽鄙視這種觀點。況且，誰也不懷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擊，恰恰是因為他們忠於共產國際並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這就更清楚了。
毛澤東懲罰共產國際組織的中共代表王明，是為了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從心底發出的厭惡。
揭露王明還使毛達到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承認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適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隻要分析一下主席愛用的「教條主義者」這一詞的真正含義，就很容易看清這一點。
另外，毛憎恨共產國際純粹是出於利己打算。對他來說，共產國際是對他所獨霸的黨的領導權挑戰的力量，是敢於運用其權威向他的——毛澤東的——才智挑戰的力量！的確，毛是一個不容別人分享其權力的人。
對他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這眼中釘。主席在和我談話時，並不掩飾他的高興——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經被「揭露」了！在談到王明和博古時，照例把他們罵一通。[685]
9月13日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對前幾天的會議提出批評，說：這樣的討論不僅問題不能徹底解決，還會延誤很多應做的工作。因此，會議如何開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王明的投降主義，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戰時期的問題，還要聯繫內戰時期來找王明主義的來源。王明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小冊子，在1940年不經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發行全黨，使新幹部新黨員誤以為他是反立三路線的英雄。我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書，發現這是一個大騙局。王明是擴大立三路線更加孟什維克化，因為他不是反立三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而是反對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線「左」得多，要從1930年的小冊子算起，這是代表「左」的綱領。第二，要聯繫實際工作中造成的惡果來檢討。康生說，王明不僅是幾篇文章的問題，而是長江局、東南局的領導路線，並影響到華北，這就要求長江局的同誌有更多的揭發。博古講話抽象，不揭發具體事實是不對的。王明說，他有三大功績：一是反對立三路線，二是《八一宣言》，三是辦《新華日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的言論，如說蔣介石是全麵抗戰的，要時時、事事、處處幫助政府，這完全是投降主義思想。在武漢工作過的同誌應當對這些情況多多揭發。第三，要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進行。康生批評博古的自我批評精神不夠，對王明也隻是抽象地批評一下，這是不行的。同時康生自我吹噓：在共產國際時期，王明說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實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雖然跟他走，但組織上不願與他同流合汙。回國後，有組織上的陰謀，我是知道的，他想抓軍隊。我與王明的關係，如他得勢是十年也說不清的。他派了人來偵察我。抗戰以來，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沒執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真是一個幸福。但假如將來換一個環境，遇到一個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個問題。[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