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編輯黨的歷史文獻》稿說：「從8月開始，毛主席……著手選編耽擱了半年多的黨的路線學習材料，即編輯《兩條路線》。」[677]
9月7日～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主要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會議開始後，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首先發言，點名批判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路線。博古在會議上明確表態贊同毛澤東關於抗戰初期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他說：武漢時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這條路線，隻看見國民黨抗戰的一麵，忘記了它反動的一麵，隻看見並誇大它變化的方麵，忘記了它不變的方麵；對八路軍，不敢大膽深入敵後，不敢大膽擴充，華中、華南失去許多機會；對根據地，不建立政權，一切要合國民黨的法；對國民黨不敢批評；對抗戰，強調運動戰，忽視遊擊戰，對持久戰基本觀點是不同意的。[678]林伯渠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許多馬、恩、列、斯的話來欺負我們許多「土共」；他是「洋欽差」，硬搬外國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這是新陳獨秀主義的手法。葉劍英說：我們要同國民黨進行鬥爭。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上，王明是身在毛營心在蔣，不能不犯投降主義錯誤。朱德批評抗戰以來的王明路線的錯誤，說：王明路線錯誤的實質，是不要領導權，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具體來說，就是不要政權，不要槍桿子，不要遊擊戰爭，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色就是靠遊擊戰爭來發展我們的力量；對黨內，是站在共產國際立場來指揮中央，黨內關係也採取統一戰線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對外一切服從，對內「獨立自主」的特點。朱老總還比較了新舊陳獨秀主義的異同，指出：王明路線與陳獨秀路線的相同點是，（1）都不要革命的領導權，甘願讓給資產階級；（2）不要武裝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而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很強大；（4）忽視遊擊戰爭，陳獨秀也罵紅軍是土匪；（5）怕統一戰線破裂，打爛家當，其實無產階級是沒有家當的，有家當的是資產階級，怕打爛就會產生投降心理。對兩者的不同點，朱老總認為，王明有共產國際招牌，穿上馬列主義的外衣，把人嚇住了，老陳獨秀主義則是反對共產國際的。[679]
毛澤東在會議上第一次坦率地說出了他多年來對王明不滿的兩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確意見長期被壓抑，黨的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的巨大損失；第二是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處篡黨奪權，即使在六中全會以後，延安實際上仍是諸侯割據，一國三公的局麵。時至今日，王明一麵養病，一麵還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誌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黨仍存在發生破裂的可能。因為，現在的中央並不是「六大」選舉的，而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隻剩下6個人，其中隻有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是受「左」傾路線排擠打擊的，其餘多是擁護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說，王明宗派長期控製了中央碼頭，並且打著「國際」旗號，用馬列的招牌，欺騙了黨十多年。要清算他們的罪惡，需要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當然，毛澤東表示，即使在內戰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張聞天是執行者和發揮者。
毛澤東還說：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是執行者與發揮者。1937年洛川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勢估計、國共關係、戰略方針這三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現在黨內主要的危險是鬧獨立性，我們要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六屆六中全會在政治路線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結論，組織問題也沒有說，目的是希望犯錯誤的同誌慢慢覺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680]，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1941年9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1941年9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另一個關鍵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會議與高級幹部現在的學習。中央檢討黨的路線的會議開了很久，現在提議把會議暫停，等前方負責同誌回到延安再開。先進行高級幹部的學習，時間定為三個月。這次的九月會議是有收穫的，以前許多同誌未注意的問題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現在有幾位同誌議論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681]
在毛澤東表明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創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見之後，一些發言者幹脆斷言，王明是身在毛營心在蔣；陳伯達也說，王明的心始終都是放在國民黨身上，而不是放在共產黨身上的，他實際上可以說與共產黨是兩條心，對共產黨是仇恨的，有許多反共言論，他的理論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論。[682]
9月9日 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在重慶的董必武說，「如有此機會，你可順帶交談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這次來延飛機去蘇治病。此間亦經過聯絡參謀向國民黨交涉。如得許可，蘇機當可照辦」。[683]由此可見，蘇聯駐延安軍事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中共中央不讓王明去蘇聯治病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9月7日～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主要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會議開始後，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首先發言，點名批判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路線。博古在會議上明確表態贊同毛澤東關於抗戰初期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他說：武漢時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這條路線，隻看見國民黨抗戰的一麵，忘記了它反動的一麵，隻看見並誇大它變化的方麵，忘記了它不變的方麵；對八路軍，不敢大膽深入敵後，不敢大膽擴充，華中、華南失去許多機會；對根據地，不建立政權，一切要合國民黨的法；對國民黨不敢批評；對抗戰，強調運動戰，忽視遊擊戰，對持久戰基本觀點是不同意的。[678]林伯渠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許多馬、恩、列、斯的話來欺負我們許多「土共」；他是「洋欽差」，硬搬外國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這是新陳獨秀主義的手法。葉劍英說：我們要同國民黨進行鬥爭。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上，王明是身在毛營心在蔣，不能不犯投降主義錯誤。朱德批評抗戰以來的王明路線的錯誤，說：王明路線錯誤的實質，是不要領導權，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具體來說，就是不要政權，不要槍桿子，不要遊擊戰爭，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色就是靠遊擊戰爭來發展我們的力量；對黨內，是站在共產國際立場來指揮中央，黨內關係也採取統一戰線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對外一切服從，對內「獨立自主」的特點。朱老總還比較了新舊陳獨秀主義的異同，指出：王明路線與陳獨秀路線的相同點是，（1）都不要革命的領導權，甘願讓給資產階級；（2）不要武裝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而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很強大；（4）忽視遊擊戰爭，陳獨秀也罵紅軍是土匪；（5）怕統一戰線破裂，打爛家當，其實無產階級是沒有家當的，有家當的是資產階級，怕打爛就會產生投降心理。對兩者的不同點，朱老總認為，王明有共產國際招牌，穿上馬列主義的外衣，把人嚇住了，老陳獨秀主義則是反對共產國際的。[679]
毛澤東在會議上第一次坦率地說出了他多年來對王明不滿的兩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確意見長期被壓抑，黨的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的巨大損失；第二是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處篡黨奪權，即使在六中全會以後，延安實際上仍是諸侯割據，一國三公的局麵。時至今日，王明一麵養病，一麵還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誌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黨仍存在發生破裂的可能。因為，現在的中央並不是「六大」選舉的，而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隻剩下6個人，其中隻有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是受「左」傾路線排擠打擊的，其餘多是擁護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說，王明宗派長期控製了中央碼頭，並且打著「國際」旗號，用馬列的招牌，欺騙了黨十多年。要清算他們的罪惡，需要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當然，毛澤東表示，即使在內戰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張聞天是執行者和發揮者。
毛澤東還說：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是執行者與發揮者。1937年洛川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勢估計、國共關係、戰略方針這三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現在黨內主要的危險是鬧獨立性，我們要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六屆六中全會在政治路線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結論，組織問題也沒有說，目的是希望犯錯誤的同誌慢慢覺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680]，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1941年9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1941年9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另一個關鍵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會議與高級幹部現在的學習。中央檢討黨的路線的會議開了很久，現在提議把會議暫停，等前方負責同誌回到延安再開。先進行高級幹部的學習，時間定為三個月。這次的九月會議是有收穫的，以前許多同誌未注意的問題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現在有幾位同誌議論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681]
在毛澤東表明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創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見之後，一些發言者幹脆斷言，王明是身在毛營心在蔣；陳伯達也說，王明的心始終都是放在國民黨身上，而不是放在共產黨身上的，他實際上可以說與共產黨是兩條心，對共產黨是仇恨的，有許多反共言論，他的理論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論。[682]
9月9日 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在重慶的董必武說，「如有此機會，你可順帶交談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這次來延飛機去蘇治病。此間亦經過聯絡參謀向國民黨交涉。如得許可，蘇機當可照辦」。[683]由此可見，蘇聯駐延安軍事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中共中央不讓王明去蘇聯治病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