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抗日時期黨的路線問題，再次批評王明在1941年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所說的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意見。他說：我們對國民黨的鬥爭是以鬥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王明同誌隻要團結不要鬥爭的路線是錯誤的。王明同誌抹殺國民黨內部的區別，反對抗日陣線中有左、中、右之分，隻分抗日陣線和非抗日陣線。他認為中國是被侵略國就沒有法西斯主義。現在證明國民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更加反動了，如出版《中國之命運》，調兵進攻陝甘寧邊區，同時又更軟弱了。毛澤東又說：王明同誌一九四一年進中央醫院前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新民主主義論》要修改；兩年來他還向人宣傳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繼續舉行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抗日時期黨的路線問題。[669]
同日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大後方情況，說：大後方的工作方針是爭取無產階級對中小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過去王明的意見是錯誤的。我們的口號是抗戰、團結、進步。我們主張：（一）積極抗戰，反對消極抗戰：（二）堅持團結，不怕分裂；（三）同國民黨平等合作；（四）真正進步，反對落後倒退；（五）爭取外援，反對依靠外援。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我們對黨內教育的口號應是爭取好轉，不忘逆轉，爭取合作，警惕突然事變的到來。[670]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們的機務人員盡可能地一直推遲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終於如願以償。
康生現在可以鬆一口氣了。王明處於他的監視之下，可以說已成甕中之鱉。
康生在延安的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黨的會議上作了一次報告……
康生報告的絕大部分是用來批評（要是隻是批評就好了）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派。對他來說，國際主義者就是投降派，是陳獨秀和李立三的追隨者，是最惡劣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而且一般說來，黨的一切災難都源於國際主義者。這些「中國共產黨內的共產國際的空想家，在共產黨員的頭腦裏灌輸幻想，說什麽有可能同蔣介石合作。國際主義分子早在武漢時期（1938年）就已開始了這種兩麵派的活動。他們對共產黨造成很大破壞。這些『投降分子』和『妥協分子』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失，確實無法估量」。
因而，這個報告具有特別明顯的反對國民黨的性質。同時，康生強烈譴責「莫斯科派」成員和黨的其他「教條主義分子」的「可恥幻想、冒險主義和目光短淺」。
……
康生挑動黨的積極分子反對「教條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他說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說懲辦是應當的，並讚揚整風的成績。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殺氣騰騰的講話提到，各黨組織行將召開會議，來詳細討論投降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和一般的「教條主義分子」所犯的錯誤。情報局局長列舉了主要「罪狀」，包括使國民黨和日本特務充斥於各根據地，以及使新四軍陷於潰敗的投降活動。[671]
8月3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我不知道怎麽回事。康生原定要對『教條主義分子』和『莫斯科反對派』（『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妥協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動進行討論，現在延期了。」「毛的政治欺騙是靠特區的黨政機構來實現的。毛的反對派沒有機會訴諸黨員。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隻能通過一個途徑傳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無恥地對黨政積極分子進行思想灌輸。這樣，王明派和國際主義分子在黨的麵前一般都被描繪成革命的敵人，人民的敵人，新四軍潰敗的『罪魁禍首』。把所有的一切——戰友的犧牲、饑荒、災害和時疫——都歸罪於他們。並非人人都能經得住像黨這樣一個集體的譴責，而這恰恰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672]
8月 關於王明中毒事件的調查委員會寫出《王明同誌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其中說：根據王明同誌全部病歷研究，原隻有心髒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瘡，在治療過程中，因為藥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為主，以致全身衰弱並存在下列各種病變，即：慢性膽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輕度腎炎、自主神經失調、多發性神經炎等。[673]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
金茂嶽在總結上簽名後，跑到我處，跪在我的床前，哭訴說：
「王明同誌！我真對你不起，我把你毒成這個樣子。我每次毒你，心裏都很難過。」
「你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我問他。
「李富春叫我做的。他說你是教條主義者，是反對毛主席的人，所以決定把你搞掉。我是主治醫生，所以要我搞……」[674]
據1937～1944年給王明當警衛員的巴方廷回憶說，金茂嶽由於在給王明治病時用藥不當，感到很痛心，確實曾經來向王明承認錯誤，賠禮道歉，「金搶著叫他哥哥，叫原諒」。但是，金茂嶽當時「並沒說別人要他來害王明……」[675]
同月 王明的妻子孟慶樹寫出《有關王明患病經過的報告》。[676]
同月 毛澤東開始主持編輯《兩條路線》，作為進一步整風學習的更為係統的材料。
同日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大後方情況，說：大後方的工作方針是爭取無產階級對中小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過去王明的意見是錯誤的。我們的口號是抗戰、團結、進步。我們主張：（一）積極抗戰，反對消極抗戰：（二）堅持團結，不怕分裂；（三）同國民黨平等合作；（四）真正進步，反對落後倒退；（五）爭取外援，反對依靠外援。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我們對黨內教育的口號應是爭取好轉，不忘逆轉，爭取合作，警惕突然事變的到來。[670]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們的機務人員盡可能地一直推遲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終於如願以償。
康生現在可以鬆一口氣了。王明處於他的監視之下，可以說已成甕中之鱉。
康生在延安的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黨的會議上作了一次報告……
康生報告的絕大部分是用來批評（要是隻是批評就好了）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派。對他來說，國際主義者就是投降派，是陳獨秀和李立三的追隨者，是最惡劣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而且一般說來，黨的一切災難都源於國際主義者。這些「中國共產黨內的共產國際的空想家，在共產黨員的頭腦裏灌輸幻想，說什麽有可能同蔣介石合作。國際主義分子早在武漢時期（1938年）就已開始了這種兩麵派的活動。他們對共產黨造成很大破壞。這些『投降分子』和『妥協分子』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失，確實無法估量」。
因而，這個報告具有特別明顯的反對國民黨的性質。同時，康生強烈譴責「莫斯科派」成員和黨的其他「教條主義分子」的「可恥幻想、冒險主義和目光短淺」。
……
康生挑動黨的積極分子反對「教條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他說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說懲辦是應當的，並讚揚整風的成績。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殺氣騰騰的講話提到，各黨組織行將召開會議，來詳細討論投降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和一般的「教條主義分子」所犯的錯誤。情報局局長列舉了主要「罪狀」，包括使國民黨和日本特務充斥於各根據地，以及使新四軍陷於潰敗的投降活動。[671]
8月3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我不知道怎麽回事。康生原定要對『教條主義分子』和『莫斯科反對派』（『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妥協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動進行討論，現在延期了。」「毛的政治欺騙是靠特區的黨政機構來實現的。毛的反對派沒有機會訴諸黨員。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隻能通過一個途徑傳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無恥地對黨政積極分子進行思想灌輸。這樣，王明派和國際主義分子在黨的麵前一般都被描繪成革命的敵人，人民的敵人，新四軍潰敗的『罪魁禍首』。把所有的一切——戰友的犧牲、饑荒、災害和時疫——都歸罪於他們。並非人人都能經得住像黨這樣一個集體的譴責，而這恰恰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672]
8月 關於王明中毒事件的調查委員會寫出《王明同誌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其中說：根據王明同誌全部病歷研究，原隻有心髒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瘡，在治療過程中，因為藥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為主，以致全身衰弱並存在下列各種病變，即：慢性膽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輕度腎炎、自主神經失調、多發性神經炎等。[673]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
金茂嶽在總結上簽名後，跑到我處，跪在我的床前，哭訴說：
「王明同誌！我真對你不起，我把你毒成這個樣子。我每次毒你，心裏都很難過。」
「你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我問他。
「李富春叫我做的。他說你是教條主義者，是反對毛主席的人，所以決定把你搞掉。我是主治醫生，所以要我搞……」[674]
據1937～1944年給王明當警衛員的巴方廷回憶說，金茂嶽由於在給王明治病時用藥不當，感到很痛心，確實曾經來向王明承認錯誤，賠禮道歉，「金搶著叫他哥哥，叫原諒」。但是，金茂嶽當時「並沒說別人要他來害王明……」[675]
同月 王明的妻子孟慶樹寫出《有關王明患病經過的報告》。[676]
同月 毛澤東開始主持編輯《兩條路線》，作為進一步整風學習的更為係統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