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會診記錄上最後簽名的有：王斌、史書翰、魯之俊、李誌中、馬海德、馬荔、金茂嶽（其中數點另外聲明）、李潤詩、陳應謙、魏一齋、傅連暲，標明時間為「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
從這份會診總結可以看出：王明在1942年確實曾中毒，導致了肝、腎等病，嚴重損害了王明的健康，使其病情更加惡化。但這次中毒是醫療事故，並不存在毛澤東指示李富春安排金茂嶽有意害死王明的情況。在王明這次中毒的事件中，金茂嶽、阿洛夫、傅連暲等都是有責任的。特別是王明的主治醫生金茂嶽，更負有主要的責任。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毛澤東說，在這種形勢下，共產國際的策略是目光短淺的，不現實的，脫離了中國的具體條件。」「這些說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國際主義派丟臉，而且實際上矛頭也是針對他們的。在黨看來，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產國際原則的其他人，都是失敗主義者。」「毛澤東和我在私下談話時，把所有這些情況都告訴了我。他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者』，他們對國民黨採取投降政策，幹了這麽多危害黨的事。他管他們叫做目光短淺的理論家，蔣介石的應聲蟲。」「在另一次同我談話時，中共中央主席（這次他和康生，還有他的一個秘書在一起）又一次責難博古和王明寬容了蔣介石，譴責他們所持的種種荒謬的『教條主義』觀點。」「毛的一切活動，都是朝這個方麵去做。舉例說，他把洛甫、博古、周恩來、王明、王稼祥、陳雲和康生都調離政治局書記處。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這個決議拿到手的。這樣一來，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書記處弄掉的就不僅是他的對手，而且也還有他的支持者。這一著棋有助於毛掩蓋他公開拆散他的政敵的做法。」[662]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在吃有毒的藥。」「很明顯，有人在給王明下毒，而且，毛澤東和康生顯然與此有牽連。要公開殺害中國共產黨內國際主義者的領導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一個在共產國際受愛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雖然如此，毛澤東認為，時間緊迫。目前的形勢——世界大戰正在進行，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來到——大大有利於幹掉不服從的人。」「開了一次醫療討論會，延安總共十二名醫生都參加了。他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呆了兩個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已經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訓練』。」「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對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鄭重其事地召開這次醫療會議，完全是為了蒙蔽那些往最壞處懷疑的人。」[663]
7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醫療討論會在研究病歷時，發現了服用甘汞的記載。」「醫生們要求金作出解釋。事情竟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問題，並中斷了會議。」「醫生們感覺到，事情牽涉到某些高級官員。在第二次會議上，有些權威宣布，他們對這個問題沒什麽說的了，有的則居然置常識於不顧而為金撐腰。」「沒想到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開的甘汞和其他藥物的處方，這是她收起來以備將來作證用的。」[664]
8月6日 關於王明中毒事件的調查委員會開會，《委員會記錄》標明到會人員有：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李富春、李克農、傅連暲、王斌、王鶴峰、廖魯言、陳一新，對金茂嶽進行了審訊。金茂嶽「承認犯了很大的錯誤」，承認王明是「甘汞中毒」，但認為「不是有意的，而是主觀主義的錯誤」。[665]
8月8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的講話中公開點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他提出黨的四中全會以後黨內存在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宗派。教條宗派隻有罪惡而無功勞，危害也最大。因此，反對整個宗派主義，要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在全黨揭露，對犯錯誤的同誌「將一軍」。整風以來就是反對教條宗派。王明對洛甫說，「整風時整你和我」，這話又對又不對。說是對的，首先是要揭破教條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對這些同誌要「將軍」，要全黨揭露。說是不對的，還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個山頭；我們隻「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666]
8月14日 王明的主治醫生金茂嶽寫出給康生轉中央各首長的親筆信，即檢討書。其中說：「我再誠懇地向黨坦白地講，我沒有一點意思來用藥毒害我親愛的王明同誌，也沒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誘、威脅等等，及利用紅十字會而來害王明同誌及破壞黨、破壞邊區的情形及行動，這完全是因藥發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藥來治發生中毒現象。」[667]
8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1938年，當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國民黨代表小組在漢口時，毛澤東在延安，忙於鞏固他的地位，以便與『莫斯科派』作鬥爭。」「中共領導中的兩派都認為，他們推行各自的獨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王明派實行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並積極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武裝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製定的。」「毛澤東則盡量避免與侵略者作鬥爭，準備把軍隊用來跟國民黨打內戰。」「1941年底，毛澤東以為蘇聯註定要滅亡了。他拋掉一切政治偽裝，開始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改組黨。那時，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變得特別尖銳起來，雖然他們之間的鬥爭在更早的時候已經開始了。」[668]
從這份會診總結可以看出：王明在1942年確實曾中毒，導致了肝、腎等病，嚴重損害了王明的健康，使其病情更加惡化。但這次中毒是醫療事故，並不存在毛澤東指示李富春安排金茂嶽有意害死王明的情況。在王明這次中毒的事件中，金茂嶽、阿洛夫、傅連暲等都是有責任的。特別是王明的主治醫生金茂嶽，更負有主要的責任。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毛澤東說，在這種形勢下，共產國際的策略是目光短淺的，不現實的，脫離了中國的具體條件。」「這些說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國際主義派丟臉，而且實際上矛頭也是針對他們的。在黨看來，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產國際原則的其他人，都是失敗主義者。」「毛澤東和我在私下談話時，把所有這些情況都告訴了我。他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者』，他們對國民黨採取投降政策，幹了這麽多危害黨的事。他管他們叫做目光短淺的理論家，蔣介石的應聲蟲。」「在另一次同我談話時，中共中央主席（這次他和康生，還有他的一個秘書在一起）又一次責難博古和王明寬容了蔣介石，譴責他們所持的種種荒謬的『教條主義』觀點。」「毛的一切活動，都是朝這個方麵去做。舉例說，他把洛甫、博古、周恩來、王明、王稼祥、陳雲和康生都調離政治局書記處。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這個決議拿到手的。這樣一來，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書記處弄掉的就不僅是他的對手，而且也還有他的支持者。這一著棋有助於毛掩蓋他公開拆散他的政敵的做法。」[662]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在吃有毒的藥。」「很明顯，有人在給王明下毒，而且，毛澤東和康生顯然與此有牽連。要公開殺害中國共產黨內國際主義者的領導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一個在共產國際受愛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雖然如此，毛澤東認為，時間緊迫。目前的形勢——世界大戰正在進行，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來到——大大有利於幹掉不服從的人。」「開了一次醫療討論會，延安總共十二名醫生都參加了。他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呆了兩個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已經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訓練』。」「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對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鄭重其事地召開這次醫療會議，完全是為了蒙蔽那些往最壞處懷疑的人。」[663]
7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醫療討論會在研究病歷時，發現了服用甘汞的記載。」「醫生們要求金作出解釋。事情竟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問題，並中斷了會議。」「醫生們感覺到，事情牽涉到某些高級官員。在第二次會議上，有些權威宣布，他們對這個問題沒什麽說的了，有的則居然置常識於不顧而為金撐腰。」「沒想到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開的甘汞和其他藥物的處方，這是她收起來以備將來作證用的。」[664]
8月6日 關於王明中毒事件的調查委員會開會，《委員會記錄》標明到會人員有：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李富春、李克農、傅連暲、王斌、王鶴峰、廖魯言、陳一新，對金茂嶽進行了審訊。金茂嶽「承認犯了很大的錯誤」，承認王明是「甘汞中毒」，但認為「不是有意的，而是主觀主義的錯誤」。[665]
8月8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的講話中公開點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他提出黨的四中全會以後黨內存在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宗派。教條宗派隻有罪惡而無功勞，危害也最大。因此，反對整個宗派主義，要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在全黨揭露，對犯錯誤的同誌「將一軍」。整風以來就是反對教條宗派。王明對洛甫說，「整風時整你和我」，這話又對又不對。說是對的，首先是要揭破教條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對這些同誌要「將軍」，要全黨揭露。說是不對的，還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個山頭；我們隻「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666]
8月14日 王明的主治醫生金茂嶽寫出給康生轉中央各首長的親筆信，即檢討書。其中說：「我再誠懇地向黨坦白地講，我沒有一點意思來用藥毒害我親愛的王明同誌，也沒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誘、威脅等等，及利用紅十字會而來害王明同誌及破壞黨、破壞邊區的情形及行動，這完全是因藥發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藥來治發生中毒現象。」[667]
8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1938年，當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國民黨代表小組在漢口時，毛澤東在延安，忙於鞏固他的地位，以便與『莫斯科派』作鬥爭。」「中共領導中的兩派都認為，他們推行各自的獨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王明派實行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並積極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武裝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製定的。」「毛澤東則盡量避免與侵略者作鬥爭，準備把軍隊用來跟國民黨打內戰。」「1941年底，毛澤東以為蘇聯註定要滅亡了。他拋掉一切政治偽裝，開始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改組黨。那時，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變得特別尖銳起來，雖然他們之間的鬥爭在更早的時候已經開始了。」[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