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回憶說：「會上，洛甫和博古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和批評，會議對所謂『國際路線』的錯誤取得了共識，連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毛主席『說是路線問題，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講話，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戰初期王明在武漢工作中的嚴重右傾錯誤，他便以攻為守，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央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太左』，同史達林的觀點不一致。這自然遭到同誌們的批駁。從此，王明便稱病不出席會議，大家隻好等待他的覺悟。」「王明為什麽那麽傲慢？他說《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是他創造的。實際上這些都是從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那裏來的。他主張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事實上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一切服從蔣介石，放棄獨立自主。有同誌問我，如果王明老老實實認錯，事情的發展是否可能會不一樣。我認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實實認錯，他自以為有後台，有資本，頑固地堅持所謂『國際路線』，而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離經叛道。」[532]
有的學者評論說：「以王明此前極力違心地頌揚毛澤東的表現來看，可以了解王明並不是一個一貫勇於堅持己見的人。他在整個形勢一邊倒的情況下破釜沉舟，不顧一切反過來批評毛澤東，是冒了極大風險的，其內心之緊張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他這時惟一的賭注就是季米特洛夫的電報。8日會議的結果，特別是王稼祥和任弼時講述的季米特洛夫等國際領導人對他的不信任態度，不能不使他如墜深淵，心理上受到相當大的刺激。惶惶不安一天之後，王明竟因過於緊張使心髒承受不住突發休克病倒了。原定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被迫延期。」[533]
還有的學者評論說：「毛澤東在10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對王明的批駁，及會上出現的一邊倒局勢，使王明深感孤掌難鳴，隻得全線撤退。」[534]
10月13日上午 中共中央書記處派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去醫院參加醫生會診。醫生們提出，王明目前的情況，至少應當臥床休息三個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轉告中央政治局，請求休養期間不參加書記處工作會議，隻參加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聽說後，馬上又派任弼時去醫院看望。王明見到任弼時時，已經沒有了8日會議上的那股勇氣了。他明確表示，他接受毛澤東在8日會議上對他在武漢期間錯誤問題所作的結論，即在政治上組織上有原則性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他很抱歉暫時不能出席政治局會議了，但關於對目前時局的意見，仍可請政治局同誌到他房間去談，然後由政治局討論，他病好之後再看記錄。與此同時，他最關心的還是莫斯科對他的看法，故拐彎抹角地向任弼時打聽，季米特洛夫到底還說了他一些什麽。[535]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卻說他住院是被迫的，而且是毛澤東為了「毒害」他。他說：「我同毛澤東關於季米特洛夫同誌來電問題，從十月四日到九日在他家裏發生爭論。因此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起，我至少每日一次在他家吃飯。八日我開始嚴重胃痛腹瀉並大量便血，頭暈目眩，心髒衰弱。經醫生檢查，認為我的情況很象中毒症狀。九日我已病重，但毛澤東派他的機要秘書葉子龍把我從床上拉起來去開會。十日我完全病倒不能再起。」「而毛澤東以『緊急修建』中央大禮堂和中央辦公廳為名下令李富春立即組織動工。在離我住處幾十米的地方工人們日夜不停地用炸藥炸石頭。劇烈的爆炸聲晝夜不斷地轟鳴，使我完全不能休息，以致病情加重。我向李富春要求停工兩天或另炸別處，他回答就：『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鍾也不能停。』十月十四日李富春和傅連暲（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央保健局局長）同來我處，用汽車把我送進中央醫院，指定金茂嶽為我的主治醫師。」「入院後，金茂嶽用一些有害療法，使我衰弱無力，不能出院。」[536]
王明在這裏的說法並不可信：第一，王明當時已經被批判，毛澤東不可能從10月4日起每天至少讓王明在他那裏吃一頓飯；第二，9日中央並未開會，葉子龍不可能從床上把王明拖到會上；第三，中央大禮堂和中央辦公廳的施工可能對養病的王明會有影響，但這並不是為了摧殘他。
但據延安十多位醫生1943年7月20日所作的《關於王明同誌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說，自王明同誌病到服用「streptoclde」（自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13日）的治療是存在問題的。《總結》中說：金茂嶽大夫及1941年10月12日對王明心髒病的會診，以及對病人有痔瘡、扁桃腺炎的結論，是正確的，「但當時金主任對王明同誌心病估計不足，隻能想到王明同誌官能性的心髒病而未想到既往的心髒器質的變化」。在治療方麵，有以下五個問題：第一，服mista（鹽酸瀉劑）的時期過長，一共連續地服用八天，共120c.c，這樣可引起腸胃衰弱，以致消化不良。第二，mista可使盆腔充血，而致痔瘡便血增加，不得已時偶用一次即可，最好用油類瀉劑，或用油來灌腸，「而金主任卻長期使用『mista』，這是不適合的」。第三，當時病人在吃了mista後，已經通便，而至每天大便數次，便血及量亦增加，「金主任對此還沒有注意，對病的經過缺乏嚴密的觀察，沒有即時吩咐停止使用『mista』」。第四，「在病人便血時金主任用腹部按摩是不對的」。第五，病人所患的是心髒病，「而金主任的治療卻是勸病人打鐵球、打麻將、過勞的到河邊散步，而致使病人過勞又犯病，但在休息幾天後，金主任仍強叫病人繼續作，這是違反治療原則的」。有人根據這個《總結》做出結論：醫療過程中有缺點錯誤，屬於醫療事故，與王明說的陷害無關。
有的學者評論說：「以王明此前極力違心地頌揚毛澤東的表現來看，可以了解王明並不是一個一貫勇於堅持己見的人。他在整個形勢一邊倒的情況下破釜沉舟，不顧一切反過來批評毛澤東，是冒了極大風險的，其內心之緊張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他這時惟一的賭注就是季米特洛夫的電報。8日會議的結果，特別是王稼祥和任弼時講述的季米特洛夫等國際領導人對他的不信任態度，不能不使他如墜深淵，心理上受到相當大的刺激。惶惶不安一天之後，王明竟因過於緊張使心髒承受不住突發休克病倒了。原定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被迫延期。」[533]
還有的學者評論說：「毛澤東在10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對王明的批駁，及會上出現的一邊倒局勢，使王明深感孤掌難鳴，隻得全線撤退。」[534]
10月13日上午 中共中央書記處派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去醫院參加醫生會診。醫生們提出，王明目前的情況，至少應當臥床休息三個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轉告中央政治局，請求休養期間不參加書記處工作會議，隻參加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聽說後，馬上又派任弼時去醫院看望。王明見到任弼時時，已經沒有了8日會議上的那股勇氣了。他明確表示，他接受毛澤東在8日會議上對他在武漢期間錯誤問題所作的結論，即在政治上組織上有原則性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他很抱歉暫時不能出席政治局會議了，但關於對目前時局的意見，仍可請政治局同誌到他房間去談，然後由政治局討論，他病好之後再看記錄。與此同時，他最關心的還是莫斯科對他的看法，故拐彎抹角地向任弼時打聽，季米特洛夫到底還說了他一些什麽。[535]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卻說他住院是被迫的，而且是毛澤東為了「毒害」他。他說：「我同毛澤東關於季米特洛夫同誌來電問題，從十月四日到九日在他家裏發生爭論。因此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起，我至少每日一次在他家吃飯。八日我開始嚴重胃痛腹瀉並大量便血，頭暈目眩，心髒衰弱。經醫生檢查，認為我的情況很象中毒症狀。九日我已病重，但毛澤東派他的機要秘書葉子龍把我從床上拉起來去開會。十日我完全病倒不能再起。」「而毛澤東以『緊急修建』中央大禮堂和中央辦公廳為名下令李富春立即組織動工。在離我住處幾十米的地方工人們日夜不停地用炸藥炸石頭。劇烈的爆炸聲晝夜不斷地轟鳴，使我完全不能休息，以致病情加重。我向李富春要求停工兩天或另炸別處，他回答就：『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鍾也不能停。』十月十四日李富春和傅連暲（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央保健局局長）同來我處，用汽車把我送進中央醫院，指定金茂嶽為我的主治醫師。」「入院後，金茂嶽用一些有害療法，使我衰弱無力，不能出院。」[536]
王明在這裏的說法並不可信：第一，王明當時已經被批判，毛澤東不可能從10月4日起每天至少讓王明在他那裏吃一頓飯；第二，9日中央並未開會，葉子龍不可能從床上把王明拖到會上；第三，中央大禮堂和中央辦公廳的施工可能對養病的王明會有影響，但這並不是為了摧殘他。
但據延安十多位醫生1943年7月20日所作的《關於王明同誌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說，自王明同誌病到服用「streptoclde」（自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13日）的治療是存在問題的。《總結》中說：金茂嶽大夫及1941年10月12日對王明心髒病的會診，以及對病人有痔瘡、扁桃腺炎的結論，是正確的，「但當時金主任對王明同誌心病估計不足，隻能想到王明同誌官能性的心髒病而未想到既往的心髒器質的變化」。在治療方麵，有以下五個問題：第一，服mista（鹽酸瀉劑）的時期過長，一共連續地服用八天，共120c.c，這樣可引起腸胃衰弱，以致消化不良。第二，mista可使盆腔充血，而致痔瘡便血增加，不得已時偶用一次即可，最好用油類瀉劑，或用油來灌腸，「而金主任卻長期使用『mista』，這是不適合的」。第三，當時病人在吃了mista後，已經通便，而至每天大便數次，便血及量亦增加，「金主任對此還沒有注意，對病的經過缺乏嚴密的觀察，沒有即時吩咐停止使用『mista』」。第四，「在病人便血時金主任用腹部按摩是不對的」。第五，病人所患的是心髒病，「而金主任的治療卻是勸病人打鐵球、打麻將、過勞的到河邊散步，而致使病人過勞又犯病，但在休息幾天後，金主任仍強叫病人繼續作，這是違反治療原則的」。有人根據這個《總結》做出結論：醫療過程中有缺點錯誤，屬於醫療事故，與王明說的陷害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