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的發言是：「我與恩來在莫時，季米特洛夫與我們談話說到王明一些缺點，要我們告毛澤東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隻對毛說過，對王明也沒有說，因為感覺不好對他說。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陳雲和我談過話，批評過王明一些缺點。後來他擔任邊區工作，開始實際工作的調查研究，我感覺他有進步。但前次政治局會議，王發言批評別人無黨性，對自己缺乏批評精神。前幾次毛與王談武漢時期的錯誤，王還不願接受，昨晚談話更提出新的原則問題。今天書記處會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對我說的問題談出來，幫助王明來了解問題。」任弼時說：「首先是曼努伊爾斯基，問我三點，我隻記得下兩點：第一問，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第二問，王明是否想團結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而季米特洛夫的評語是「王明缺乏工作經驗」，「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據共產國際的幹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參觀，米夫介紹王明為中國黨的總書記，王明居然默認。張聞天插話說，《救國時報》宣傳王明為英明領袖。任弼時接著說：「根據國際說的這些話，和王明回國後的情形，王確有『欽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問題便是個人突出，自以為是，對國共關係問題有原則上的錯誤，特別是忽視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復活。」[523]
在與會同誌對他批評後，他針對這些批評和毛澤東前幾天的批評，分別進行了反駁。他說，「我認為12月會議與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一致的，我與中央也是一致的。但個別缺點是有的」，如「強調鬥爭性不夠」，「但我在武漢工作時是講獨立性的」；關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有些同誌了解與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便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關於《新華日報》不登《論持久戰》問題，不是他不同意登，他隻有兩點不同意見，「因為當時武漢形勢很好，對形勢估計是樂觀的」，等等。總之，「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
有的學者評論說：「由於自信有共產國際指示為依據，王明在發言時極力做出有恃無恐的樣子，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以求一逞。但王明這回再度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聰明反被聰明誤』了。」[524]
還有的學者評論說：「王明在10月8日的發言是他最後的背水一戰。1938年共產國際在史達林大清洗中遭到嚴重摧殘，王明的恩師米夫因與布哈林有牽連，已被處決，王明失去了保護傘。共產國際出於現實的考慮，實際上已半拋棄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時間裏，季米特洛夫未與王明直接聯絡（或許有聯絡，但電報被毛截留），備感淒楚的王明隻能審時度勢，違心地向毛低頭。正當王明獨自一人承受來自毛的巨大壓力時，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猶如一劑強心針，頓時給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著孤注一擲的心理，向毛作最後一搏。」但是，「王明的反擊被毛澤東當場粉碎」。[525]
毛澤東在王明發言後對他進行了批評，說：「王明同誌在武漢時期的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了他許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國際報告過。最近我和王明同誌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現在又提出目前時局的原則問題，我們大家來討論是好的。王明在武漢時期的工作，我和他談過在下麵幾個問題上有錯誤：（一）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樂觀；（二）國共關係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三）軍事策略問題——王明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四）組織問題——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打通電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王明發言說：「前幾天我與毛主席談過下麵四個問題：（一）統一戰線下獨立性問題；（二）《論持久戰》問題；（三）對武漢時期形勢估計問題；（四）長江局與中央關係問題。」[526]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王明提出的政治問題。王明提議檢查中央政治路線，我們要提前討論一次。關於蘇維埃後期錯誤問題，停止討論。希望王明對六中以前即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政治局會上說明。」[527]
10月8～9日 據王明《中共半世紀》一書說：毛澤東曾和康生、陳雲找他談話，把他們拉來「參加討論，想請他們給他幫忙」。[528]
在此前後 撰寫關於季米特洛夫來電要求中共中央加強中國抗日戰場活動使日寇不能在東方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和毛澤東四次爭論的綜合筆記。[529]
10月12日 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向任弼時提出向中央請假。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1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書記處會議後，領導同誌們準備三天，擬定12日開政治局會議。毛主席準備了較為詳細的講話大綱，介紹7日談話和8日會議情況，逐項批駁王明的觀點，對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個方麵的錯誤作了進一步展開。『大綱』認為王明的首要錯誤是統一戰線中的遷就傾向，不分左中右，隻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全無列寧主義原則；否認政治上我黨有提高國民黨的任務，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沒有了開放民眾運動的任務；認為國民黨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無階級警惕性，全然忽視它們反共；放棄了階級立場，隻有一個民族立場，混同於國民黨，一切遷就國民黨，離開共產主義者的原則。這種傾向，說好一點，沒有清醒頭腦，被民族浪潮沖昏了；說壞一點，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是陳獨秀主義、孟塞維克主義、張國燾主義。這是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毛主席認為，王明的其他錯誤是：在中日戰爭問題上，不作具體分析，有盲目樂觀偏向；軍事問題上，隻是空談五個統一與七個統一[530]，以對抗『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對中央關於發展長江流域遊擊戰爭的意見置之不理；在處理黨內關係上，堅持要到武漢去，使武漢長江局成為實際上的中央，反對延安用書記處名義，對延安、華北下命令，不印《論持久戰》小冊子，開六中全會不肯回來，到了西安還想回武漢去，形成『獨立自主局麵』。『大綱』也指出了王明還有一些『對的地方』，還指出他犯錯誤的原因是主觀主義（唯心形式），宗派主義（個人主義），這兩個病根如不拔去，將來是很危險的。」[531]
在與會同誌對他批評後，他針對這些批評和毛澤東前幾天的批評，分別進行了反駁。他說，「我認為12月會議與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一致的，我與中央也是一致的。但個別缺點是有的」，如「強調鬥爭性不夠」，「但我在武漢工作時是講獨立性的」；關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有些同誌了解與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便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關於《新華日報》不登《論持久戰》問題，不是他不同意登，他隻有兩點不同意見，「因為當時武漢形勢很好，對形勢估計是樂觀的」，等等。總之，「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
有的學者評論說：「由於自信有共產國際指示為依據，王明在發言時極力做出有恃無恐的樣子，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以求一逞。但王明這回再度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聰明反被聰明誤』了。」[524]
還有的學者評論說：「王明在10月8日的發言是他最後的背水一戰。1938年共產國際在史達林大清洗中遭到嚴重摧殘，王明的恩師米夫因與布哈林有牽連，已被處決，王明失去了保護傘。共產國際出於現實的考慮，實際上已半拋棄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時間裏，季米特洛夫未與王明直接聯絡（或許有聯絡，但電報被毛截留），備感淒楚的王明隻能審時度勢，違心地向毛低頭。正當王明獨自一人承受來自毛的巨大壓力時，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猶如一劑強心針，頓時給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著孤注一擲的心理，向毛作最後一搏。」但是，「王明的反擊被毛澤東當場粉碎」。[525]
毛澤東在王明發言後對他進行了批評，說：「王明同誌在武漢時期的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了他許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國際報告過。最近我和王明同誌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現在又提出目前時局的原則問題，我們大家來討論是好的。王明在武漢時期的工作，我和他談過在下麵幾個問題上有錯誤：（一）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樂觀；（二）國共關係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三）軍事策略問題——王明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四）組織問題——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打通電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王明發言說：「前幾天我與毛主席談過下麵四個問題：（一）統一戰線下獨立性問題；（二）《論持久戰》問題；（三）對武漢時期形勢估計問題；（四）長江局與中央關係問題。」[526]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王明提出的政治問題。王明提議檢查中央政治路線，我們要提前討論一次。關於蘇維埃後期錯誤問題，停止討論。希望王明對六中以前即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政治局會上說明。」[527]
10月8～9日 據王明《中共半世紀》一書說：毛澤東曾和康生、陳雲找他談話，把他們拉來「參加討論，想請他們給他幫忙」。[528]
在此前後 撰寫關於季米特洛夫來電要求中共中央加強中國抗日戰場活動使日寇不能在東方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和毛澤東四次爭論的綜合筆記。[529]
10月12日 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向任弼時提出向中央請假。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1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書記處會議後，領導同誌們準備三天，擬定12日開政治局會議。毛主席準備了較為詳細的講話大綱，介紹7日談話和8日會議情況，逐項批駁王明的觀點，對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個方麵的錯誤作了進一步展開。『大綱』認為王明的首要錯誤是統一戰線中的遷就傾向，不分左中右，隻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全無列寧主義原則；否認政治上我黨有提高國民黨的任務，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沒有了開放民眾運動的任務；認為國民黨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無階級警惕性，全然忽視它們反共；放棄了階級立場，隻有一個民族立場，混同於國民黨，一切遷就國民黨，離開共產主義者的原則。這種傾向，說好一點，沒有清醒頭腦，被民族浪潮沖昏了；說壞一點，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是陳獨秀主義、孟塞維克主義、張國燾主義。這是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毛主席認為，王明的其他錯誤是：在中日戰爭問題上，不作具體分析，有盲目樂觀偏向；軍事問題上，隻是空談五個統一與七個統一[530]，以對抗『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對中央關於發展長江流域遊擊戰爭的意見置之不理；在處理黨內關係上，堅持要到武漢去，使武漢長江局成為實際上的中央，反對延安用書記處名義，對延安、華北下命令，不印《論持久戰》小冊子，開六中全會不肯回來，到了西安還想回武漢去，形成『獨立自主局麵』。『大綱』也指出了王明還有一些『對的地方』，還指出他犯錯誤的原因是主觀主義（唯心形式），宗派主義（個人主義），這兩個病根如不拔去，將來是很危險的。」[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