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說：「王明是於1941年10月13日躺進中央醫院的，以後陸續有中共領導人前去探望。對毛澤東、任弼時等，王明總是做足表麵文章，表示願意接受批評，誠心檢討。而對王稼祥、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或剛從外地回來的劉少奇等人，王明則每每大吐苦水，甚或宣傳他的兩麵戰爭打不得，互相牽製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蘇聯那一套。特別是對在延安的俄國人，他更是一有機會就要進行煽動和挑撥，打探莫斯科有無進一步指示來。」[537]
同時[538] 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他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的關於蘇維埃運動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草案要點。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和「歷史草案」》稿說：「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有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和彭真參加，並由王稼祥負責起草文件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在這次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談到了他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的關於蘇維埃運動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草案要點。他說：（一）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二）這一錯誤的時期，從1932年開始，到1934年五中全會時發展到最高峰。（三）對我黨二十年來的歷史的初步分析：五四運動至大革命時期——在指導思想上是唯物辯證法的時期，我黨生動活潑的時期；1927年下半年——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指導思想的機械唯物論時期；立三路線與蘇維埃運動後期——這是『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六屆三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四中全會決議對於當時形勢與工作政策沒有具體決定，隻說明交新的政治局討論，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沒有完成此任務……毛主席還對以上幾個錯誤時期的主要負責者的情況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後期的錯誤，主要負責者是陳獨秀；立三路線時期的主要負責者是李立三；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同誌。」「毛主席的這些意見是他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即「歷史草案」）的基本思路。」[539]
10月13日下午 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轉達說：王明因病不能到政治局會議，他提出以下意見：「1.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同意毛澤東十月八日的結論」；「2.關於他對目前時局意見，請政治局同誌到他住室交談，以後由政治局討論，他好了再看記錄。今天富春參加醫生的複診，醫生提出休息三個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時不參加書記處工作會議，隻參加政治局會議。王明病中還問我季米特洛夫批評他什麽，我記起一點告訴他：季說王明在中央工作，不應在外工作。」
毛澤東在會上說：王明生病，關於武漢時期工作隻好停止討論。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就以十月八日書記處工作會議的意見作為定論。對他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工作，路線是對的，但個別問題上的錯誤是有的，我們就是這些意見。如他還有什麽意見，等他病好後隨時都可以談。以上意見委託弼時同誌向他說明。關於政治局會議討論蘇維埃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問題，我準備在此次政治局會議上隻作一個結論草案，提交七中全會。七中全會也隻作結論草案，再提交七次大會作成黨內的結論。結論的要點是：（一）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二）這一錯誤的時期問題，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會時便發展到最高峰。（三）我黨二十年來的歷史問題。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法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立三路線與蘇維埃後期是「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是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四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540]
10月21日 作七律《病中即事和謝老原韻》一首送謝覺哉。
10月22日前[541] 毛澤東寫了題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說：大概在起草結論草案以前，「毛澤東還寫了題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麵逐篇地係統地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徵。毛澤東當時隻把這篇文章給劉少奇、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發表……因此，當時這篇文章不但在社會上，並且在黨內也沒有直接發生影響。但通過寫作這篇長文，使毛澤東對那個時期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了。」[542]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批判的九個文件中，有兩個是王明在國內時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的，即《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9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對〈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的批語》注釋說：「文章著重從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方麵予以展開，根據九個文件寫成九個部分，亦稱為九篇文章。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都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共中央發出的，時間從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導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內容。毛澤東的這篇文章初稿寫出後，曾作過好幾次修改。初稿題目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後來先後改為《關於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內容上也作了一些較大的調整。」[543]
同時[538] 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他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的關於蘇維埃運動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草案要點。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和「歷史草案」》稿說：「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有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和彭真參加，並由王稼祥負責起草文件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在這次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談到了他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的關於蘇維埃運動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草案要點。他說：（一）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二）這一錯誤的時期，從1932年開始，到1934年五中全會時發展到最高峰。（三）對我黨二十年來的歷史的初步分析：五四運動至大革命時期——在指導思想上是唯物辯證法的時期，我黨生動活潑的時期；1927年下半年——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指導思想的機械唯物論時期；立三路線與蘇維埃運動後期——這是『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六屆三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四中全會決議對於當時形勢與工作政策沒有具體決定，隻說明交新的政治局討論，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沒有完成此任務……毛主席還對以上幾個錯誤時期的主要負責者的情況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後期的錯誤，主要負責者是陳獨秀；立三路線時期的主要負責者是李立三；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同誌。」「毛主席的這些意見是他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即「歷史草案」）的基本思路。」[539]
10月13日下午 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轉達說：王明因病不能到政治局會議，他提出以下意見：「1.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同意毛澤東十月八日的結論」；「2.關於他對目前時局意見，請政治局同誌到他住室交談，以後由政治局討論，他好了再看記錄。今天富春參加醫生的複診，醫生提出休息三個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時不參加書記處工作會議，隻參加政治局會議。王明病中還問我季米特洛夫批評他什麽，我記起一點告訴他：季說王明在中央工作，不應在外工作。」
毛澤東在會上說：王明生病，關於武漢時期工作隻好停止討論。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就以十月八日書記處工作會議的意見作為定論。對他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工作，路線是對的，但個別問題上的錯誤是有的，我們就是這些意見。如他還有什麽意見，等他病好後隨時都可以談。以上意見委託弼時同誌向他說明。關於政治局會議討論蘇維埃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問題，我準備在此次政治局會議上隻作一個結論草案，提交七中全會。七中全會也隻作結論草案，再提交七次大會作成黨內的結論。結論的要點是：（一）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二）這一錯誤的時期問題，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會時便發展到最高峰。（三）我黨二十年來的歷史問題。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法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立三路線與蘇維埃後期是「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是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四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540]
10月21日 作七律《病中即事和謝老原韻》一首送謝覺哉。
10月22日前[541] 毛澤東寫了題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說：大概在起草結論草案以前，「毛澤東還寫了題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麵逐篇地係統地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徵。毛澤東當時隻把這篇文章給劉少奇、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發表……因此，當時這篇文章不但在社會上，並且在黨內也沒有直接發生影響。但通過寫作這篇長文，使毛澤東對那個時期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了。」[542]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批判的九個文件中，有兩個是王明在國內時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的，即《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9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對〈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的批語》注釋說：「文章著重從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方麵予以展開，根據九個文件寫成九個部分，亦稱為九篇文章。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都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共中央發出的，時間從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導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內容。毛澤東的這篇文章初稿寫出後，曾作過好幾次修改。初稿題目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後來先後改為《關於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內容上也作了一些較大的調整。」[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