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 於延安楊家嶺作五律《據理力爭》，說「毛澤東拒絕季米特洛夫同誌的抗日援蘇建議，我批評他違背馬列主義關於民族利益與國際利益一致的原則，發生激烈鬥爭。他理屈，陰謀危害我的身體」。詩的內容是：
侵蘇希魔急，日寇德同盟
抗戰倍加緊，夾攻少可能。
中蘇兼有利；協助竟無心！
為黨盡人責，力爭不顧身！[518]
10月7日晚 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與王明談話。[519]王明以為有機可乘，便滔滔不絕地提出許多原則問題，責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王明事後悄悄對博古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後來就有文章的」。[520]
10月8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繼續批評王明的錯誤，王明在發言中全麵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對大家的批評進行辯解。
毛澤東在發言中說：「昨晚王明與我、稼祥、弼時等同誌談話，提出了許多原則問題，今晚他說的有些問題和昨晚談的不同，經過了一些修改。昨晚說我們現在隻要與中產〈階級〉關係弄好，當現在蘇聯與中國異常困難的時期，須要與大資產階級弄好，說邊區施政綱領與新民主主義隻要民族資產階級便不好，而要與大資產階級蔣介石關係弄好。王明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認為我們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王明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隻是讓步是弄不好的。」[521]
王明在會上第一個發言。他鄭重聲明：昨晚和毛澤東等「是隨便談的，今天我對時局及過去武漢的工作發表我的意見」。他講了兩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關於時局。他主要講了以下幾個方麵：
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他說：「最近國際來電要我們考慮如何改善國共關係，我認為目前國際提出這個問題要我們考慮是有原因的，我認為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現在中央軍與地方實力派對我們關係都不好，各小黨派除救國會、第三黨與我們關係較好外，其他黨派與我們關係也不好。我們應與地方實力派關係弄得更好些」；「現在我們與國民黨關係弄好些是必要的」，「我黨雖在國共磨擦鬥爭中仍能執行統戰政策，仍然擁護蔣介石，但在軍事磨擦中對地方實力派消滅過分，對地主搞得太過，如冀中蘇北等地政策過左，這是妨礙統一戰線的」。
關於中國革命的特點問題，他說：「中國革命過去各時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有一個是主要的。毛著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認為在目前統一戰線時期，國共雙方都要避免兩麵戰爭，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別。含混並舉是不妥的。」
關於新民主主義政權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政權是各階級聯合的政權，目前需要工農，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地主各階級聯合的政權，毛著新民主主義論中隻說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隻說要聯合中產階級，未說要聯合大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論說到經濟政策中，說不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是缺點。目前政權是各階級聯合專政，但有各種形式，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參加，新民主主義隻是我們奮鬥的目標，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們今日還不希望國民黨實行徹底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問題要向蔣聲明，向國民黨說清楚。我認為新民主主義論許多問題都是對的，但有上麵的缺點。」
關於統一戰線問題，他說：「過去我們的口號，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者是國民黨政權，現在是改為共同的抗日政權」；「過去我們的軍隊也同樣，或者是紅軍或者是國民黨軍隊，現在是共同的抗日軍隊」；「國民黨五中全會實行軍事限共後，便發展到政治磨擦，此後合作的條件也變了，發生了兩個戰爭，打掉一些地方政權，階級鬥爭也尖銳了，這是我們被逼迫進行的。但有些地方執行政策是左了，有些鬥爭是可以避免的」；「現在要與國民黨關係弄好，可否採取下列辦法？我們要求釋放葉挺，八路軍新四軍除發餉外，我們可否提出：我們的政權與國民黨政權是大同小異，而實際內容是小同大異」；「今後階級鬥爭要採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鬥爭的前線，而使廣大群眾出麵，黨居於仲裁地位，可有迴旋餘地」。
第二，關於過去武漢的工作。王明說：「我認為十二月會議（1937年）與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一致的，我與中央也是一致的，但個別錯誤是有的。」第一，強調鬥爭性不夠，「但我在武漢工作時是講獨立性的」；第二，論持久戰問題：「我對這小冊子隻有兩點不同意見的，一點是認為西安、蘭州會失守，另一點是國際援助問題。」第三，對時局估計問題：「因為當時武漢形勢很好，對形勢估計是樂觀的。」第四，組織上的問題：「我當時不願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對的。」「我的總結：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這個作風是我過去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沒有像毛主席那樣慎重）在這個範圍內給我任何處分我願意接受」。
王明的說法當即就引起了與會者的一致反對。王明講話期間，不時有人插話。他發言剛一結束，凱豐、陳雲等人就明確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責任的態度，指出許多問題的發生並非與王明無關，尤其是與中央的關係問題，是各種錯誤的根源，王明並沒有實事求是地加以說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時關於共產國際尖銳批評王明的發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預料之外，本來還決心仗著共產國際的電報與毛澤東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蒙了。據王稼祥和任弼時介紹說，王明關於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談話的說法，有許多不準確，有些關鍵部分沒有談到。如史達林明確主張用軍隊創造自己的政權，主張搞遊擊戰爭；季米特洛夫強調現在不要談領導權問題，當麵告誡王明要與國內同誌弄好關係，不論誰推舉，也不要當總書記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因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確講，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著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522]
侵蘇希魔急，日寇德同盟
抗戰倍加緊，夾攻少可能。
中蘇兼有利；協助竟無心！
為黨盡人責，力爭不顧身！[518]
10月7日晚 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與王明談話。[519]王明以為有機可乘，便滔滔不絕地提出許多原則問題，責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王明事後悄悄對博古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後來就有文章的」。[520]
10月8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繼續批評王明的錯誤，王明在發言中全麵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對大家的批評進行辯解。
毛澤東在發言中說：「昨晚王明與我、稼祥、弼時等同誌談話，提出了許多原則問題，今晚他說的有些問題和昨晚談的不同，經過了一些修改。昨晚說我們現在隻要與中產〈階級〉關係弄好，當現在蘇聯與中國異常困難的時期，須要與大資產階級弄好，說邊區施政綱領與新民主主義隻要民族資產階級便不好，而要與大資產階級蔣介石關係弄好。王明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認為我們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王明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隻是讓步是弄不好的。」[521]
王明在會上第一個發言。他鄭重聲明：昨晚和毛澤東等「是隨便談的，今天我對時局及過去武漢的工作發表我的意見」。他講了兩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關於時局。他主要講了以下幾個方麵：
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他說：「最近國際來電要我們考慮如何改善國共關係，我認為目前國際提出這個問題要我們考慮是有原因的，我認為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現在中央軍與地方實力派對我們關係都不好，各小黨派除救國會、第三黨與我們關係較好外，其他黨派與我們關係也不好。我們應與地方實力派關係弄得更好些」；「現在我們與國民黨關係弄好些是必要的」，「我黨雖在國共磨擦鬥爭中仍能執行統戰政策，仍然擁護蔣介石，但在軍事磨擦中對地方實力派消滅過分，對地主搞得太過，如冀中蘇北等地政策過左，這是妨礙統一戰線的」。
關於中國革命的特點問題，他說：「中國革命過去各時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有一個是主要的。毛著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認為在目前統一戰線時期，國共雙方都要避免兩麵戰爭，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別。含混並舉是不妥的。」
關於新民主主義政權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政權是各階級聯合的政權，目前需要工農，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地主各階級聯合的政權，毛著新民主主義論中隻說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隻說要聯合中產階級，未說要聯合大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論說到經濟政策中，說不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是缺點。目前政權是各階級聯合專政，但有各種形式，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參加，新民主主義隻是我們奮鬥的目標，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們今日還不希望國民黨實行徹底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問題要向蔣聲明，向國民黨說清楚。我認為新民主主義論許多問題都是對的，但有上麵的缺點。」
關於統一戰線問題，他說：「過去我們的口號，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者是國民黨政權，現在是改為共同的抗日政權」；「過去我們的軍隊也同樣，或者是紅軍或者是國民黨軍隊，現在是共同的抗日軍隊」；「國民黨五中全會實行軍事限共後，便發展到政治磨擦，此後合作的條件也變了，發生了兩個戰爭，打掉一些地方政權，階級鬥爭也尖銳了，這是我們被逼迫進行的。但有些地方執行政策是左了，有些鬥爭是可以避免的」；「現在要與國民黨關係弄好，可否採取下列辦法？我們要求釋放葉挺，八路軍新四軍除發餉外，我們可否提出：我們的政權與國民黨政權是大同小異，而實際內容是小同大異」；「今後階級鬥爭要採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鬥爭的前線，而使廣大群眾出麵，黨居於仲裁地位，可有迴旋餘地」。
第二，關於過去武漢的工作。王明說：「我認為十二月會議（1937年）與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一致的，我與中央也是一致的，但個別錯誤是有的。」第一，強調鬥爭性不夠，「但我在武漢工作時是講獨立性的」；第二，論持久戰問題：「我對這小冊子隻有兩點不同意見的，一點是認為西安、蘭州會失守，另一點是國際援助問題。」第三，對時局估計問題：「因為當時武漢形勢很好，對形勢估計是樂觀的。」第四，組織上的問題：「我當時不願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對的。」「我的總結：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這個作風是我過去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沒有像毛主席那樣慎重）在這個範圍內給我任何處分我願意接受」。
王明的說法當即就引起了與會者的一致反對。王明講話期間，不時有人插話。他發言剛一結束，凱豐、陳雲等人就明確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責任的態度，指出許多問題的發生並非與王明無關，尤其是與中央的關係問題，是各種錯誤的根源，王明並沒有實事求是地加以說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時關於共產國際尖銳批評王明的發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預料之外，本來還決心仗著共產國際的電報與毛澤東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蒙了。據王稼祥和任弼時介紹說，王明關於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談話的說法，有許多不準確，有些關鍵部分沒有談到。如史達林明確主張用軍隊創造自己的政權，主張搞遊擊戰爭；季米特洛夫強調現在不要談領導權問題，當麵告誡王明要與國內同誌弄好關係，不論誰推舉，也不要當總書記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因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確講，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著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