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的學者評論說：「王明作為毛澤東的頭號政治對手，對毛的意圖洞若觀火，可是他的嘴卻被自己和毛澤東雙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評『蘇維埃後期左的錯誤』，現在毛隻不過是重複王明昔日的指責，王明已無任何理由對毛的批評提出異議。因此當毛抨擊『蘇維埃後期左傾機會主義』時，王明明知其中隱藏凶兆（『左的錯誤』與『左傾機會主義』，在共產黨語彙中有質的區別），卻也無可奈何。王明表示贊成毛的報告，承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在博古落難之際，王明的這些話無疑是對博古落井下石，同時也進一步把事情搞複雜化了。誠然，對於王明而言，是沒有什麽『朋友』概念的，隻要能保護自己，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510]
9月18日 同毛澤東、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電唁《大公報》總編輯、國民參政員張季鸞逝世。[511]
9月中旬 毛澤東找王明談話，想要具體了解王明所說的那個所謂篡位問題的來龍去脈。在談話當中，毛澤東也順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夠正視他在抗戰初期所犯錯誤的問題。[512]
9月26日 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延安高級幹部的整風實際上從此開始。
9月29日 中央學習組開始深入檢討江西時期黨的歷史問題。博古、張聞天、李維漢、鄧發等人均先後發言，具體說明自己當年所犯錯誤的情況，並指出了他們的錯誤和王明的關係。博古說：錯誤路線從1931年9月20日中央發出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這個文件起「大致即萌芽」，「已初具麵貌」，因為文件中已經提出了要奪取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提出了和反革命「決戰」，說「目前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否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說「急速發展的革命運動正在使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博古認為：這是四中全會後「第一個全般〈盤〉性的重要決議」，是王明赴莫斯科臨行之前主持製定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央決定周恩來進江西蘇區，王明則要求去莫斯科，所以，20日前後，在王明主持下解決了幾件事：經遠東局批準，成立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政治局；通過了上述決議和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決議。博古又說明：共產國際對這條路線「有些助上〈長〉，否則沒有那樣的氣和勁。國際代表沒有糾正，而是批準」，王明在共產國際第十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也沒有糾正，有些是助長」。張聞天也承認：當時路線的確錯誤，臨時中央到蘇區後也確有篡位問題，但王明當時在國際不打電報來糾正也是不對的。況且，五中全會的名單也是國際批準的，這些事情王明當時為什麽不起作用？鄧發表示：對於當時的錯誤，博古的確要負第一位的責任，李維漢、張聞天其次，但這些錯誤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準了呢？在誇大紅軍力量、斷言黨的路線正確等問題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嗎？就連當時同在代表團負責的康生也批評王明說，王明在莫斯科其實與當時國內博古中央也犯著差不多同樣的錯誤，他在個別策略上有對的地方，但基本思想與博古相一致，這是應該承認的。康生還特別提到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問題，稱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後，不聽勸告留在延安，非駐武漢不可，以及在武漢時期所犯的錯誤，都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表現。[513]
同日 謝覺哉聽完報告後順道去看望王明的病。[514]
9月29日後 毛澤東約任弼時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漢工作時期犯有四個方麵的錯誤，並具體提到了王明當時對獨立自主原則的態度問題、王明當時拒絕發表毛《論持久戰》的問題、王明在武漢會戰期間的形勢估計問題、和王明領導的長江局與中共中央的不正常關係問題。[515]
10月初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措辭嚴厲的質詢電，一連提了15個問題，主要是針對皖南事變以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不妥協立場，和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對蘇聯求援的冷漠態度而發的。[516]
10月3日 毛澤東給王明看了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毛澤東把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電報拿來給我看。這個電報向中共中央提出十五個問題，其中幾個問題是關於在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準備採取什麽辦法在中日戰場上加強抗日軍事行動，使德國在東方的同盟國日本不能開闢進攻蘇聯的第二戰場。毛澤東請我研究一下這個電報，並說：『明天我們一起討論怎樣回答。』」「十月四日和五日，在我們之間展開了異常尖銳的原則爭論。我的意見是，應當加強中國抗日軍事行動，使日本不能配合德寇攻蘇。毛澤東不同意，但也說不出理由。但是，我有充分根據的論證，時常使他瞠目結舌，無話可說。尤其當我提醒他實行的反蘇和聯日路線時，他除了拍案狂叫怒吼外，全無道理可講。」他還說：在這次談話裏，「毛澤東實際上解答了他為什麽把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凱豐、楊尚昆、朱瑞等當作所謂『教條主義主要代表』，把周恩來、彭德懷當作『經驗主義主要代表』來打擊」。「毛澤東後來給這些人加上『教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主觀主義者』、『宗派主義者』等罪名，作為他打擊的主要對象，不過是他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手段。」[517]
9月18日 同毛澤東、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電唁《大公報》總編輯、國民參政員張季鸞逝世。[511]
9月中旬 毛澤東找王明談話，想要具體了解王明所說的那個所謂篡位問題的來龍去脈。在談話當中，毛澤東也順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夠正視他在抗戰初期所犯錯誤的問題。[512]
9月26日 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延安高級幹部的整風實際上從此開始。
9月29日 中央學習組開始深入檢討江西時期黨的歷史問題。博古、張聞天、李維漢、鄧發等人均先後發言，具體說明自己當年所犯錯誤的情況，並指出了他們的錯誤和王明的關係。博古說：錯誤路線從1931年9月20日中央發出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這個文件起「大致即萌芽」，「已初具麵貌」，因為文件中已經提出了要奪取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提出了和反革命「決戰」，說「目前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否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說「急速發展的革命運動正在使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博古認為：這是四中全會後「第一個全般〈盤〉性的重要決議」，是王明赴莫斯科臨行之前主持製定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央決定周恩來進江西蘇區，王明則要求去莫斯科，所以，20日前後，在王明主持下解決了幾件事：經遠東局批準，成立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政治局；通過了上述決議和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決議。博古又說明：共產國際對這條路線「有些助上〈長〉，否則沒有那樣的氣和勁。國際代表沒有糾正，而是批準」，王明在共產國際第十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也沒有糾正，有些是助長」。張聞天也承認：當時路線的確錯誤，臨時中央到蘇區後也確有篡位問題，但王明當時在國際不打電報來糾正也是不對的。況且，五中全會的名單也是國際批準的，這些事情王明當時為什麽不起作用？鄧發表示：對於當時的錯誤，博古的確要負第一位的責任，李維漢、張聞天其次，但這些錯誤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準了呢？在誇大紅軍力量、斷言黨的路線正確等問題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嗎？就連當時同在代表團負責的康生也批評王明說，王明在莫斯科其實與當時國內博古中央也犯著差不多同樣的錯誤，他在個別策略上有對的地方，但基本思想與博古相一致，這是應該承認的。康生還特別提到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問題，稱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後，不聽勸告留在延安，非駐武漢不可，以及在武漢時期所犯的錯誤，都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表現。[513]
同日 謝覺哉聽完報告後順道去看望王明的病。[514]
9月29日後 毛澤東約任弼時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漢工作時期犯有四個方麵的錯誤，並具體提到了王明當時對獨立自主原則的態度問題、王明當時拒絕發表毛《論持久戰》的問題、王明在武漢會戰期間的形勢估計問題、和王明領導的長江局與中共中央的不正常關係問題。[515]
10月初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措辭嚴厲的質詢電，一連提了15個問題，主要是針對皖南事變以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不妥協立場，和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對蘇聯求援的冷漠態度而發的。[516]
10月3日 毛澤東給王明看了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毛澤東把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電報拿來給我看。這個電報向中共中央提出十五個問題，其中幾個問題是關於在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準備採取什麽辦法在中日戰場上加強抗日軍事行動，使德國在東方的同盟國日本不能開闢進攻蘇聯的第二戰場。毛澤東請我研究一下這個電報，並說：『明天我們一起討論怎樣回答。』」「十月四日和五日，在我們之間展開了異常尖銳的原則爭論。我的意見是，應當加強中國抗日軍事行動，使日本不能配合德寇攻蘇。毛澤東不同意，但也說不出理由。但是，我有充分根據的論證，時常使他瞠目結舌，無話可說。尤其當我提醒他實行的反蘇和聯日路線時，他除了拍案狂叫怒吼外，全無道理可講。」他還說：在這次談話裏，「毛澤東實際上解答了他為什麽把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凱豐、楊尚昆、朱瑞等當作所謂『教條主義主要代表』，把周恩來、彭德懷當作『經驗主義主要代表』來打擊」。「毛澤東後來給這些人加上『教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主觀主義者』、『宗派主義者』等罪名，作為他打擊的主要對象，不過是他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手段。」[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