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報告後，張聞天和博古都緊接著表了態。張主動承認：過去的錯誤，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一。博古也表示，他應當對1932～1935年之間的錯誤負責。他說，其實我和一些同誌當年都還是些學生，隻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條就回國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在四中全會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對立三路線的教條主義，也隻是站在更左的觀點上，用洋教條來反對土教條罷了。因此，過去黨的許多決議，不過是照抄照搬國際的指示而已，完全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在鄧發檢討之後，王明發言。他首先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說：「毛主席報告對1932～1935年的錯誤說是路線問題，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講話，現在我都同意了。」他說：「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對我有很大好處」，接著他為自己評功擺好：「1930年反立三路線我寫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我在莫時看了很多中國報紙，對博、洛在中央蘇區時對毛的關係是不同意的；對五中全會認為是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的決戰是不同意的。我在國際十三次全會上發言開始說了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十四次全會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辦法」等等，缺點僅僅是「沒有很好研究中國問題」，「不了解蔣介石是抗日的」，所以表示要「從頭做起向下學習」。[502]
有的論著說：「從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為在政治上徹底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小心翼翼，穩紮穩打，將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縮小包圍圈，已取得了對王明、博古等的絕對優勢。經過三年的精心策劃和細緻的準備，毛澤東在1941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向王明等下戰書。」「毛澤東為這次會議確立的目標是具體和明確的，這就是重新解釋1931～1935年中共的歷史，從根本上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逼王明、博古徹底下台。」[503]
9月12日 任弼時在發言中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並追溯黨的歷史說：從有黨以來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觀主義統治，政治上的具體表現必然是「左」右傾機會主義。六屆四中全會後是比過去高明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是更充分地發展。主觀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主義。主觀主義的領導脫離實際，規定了許多任務要人家來做。主觀主義的領導者要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組織上必須用宗派主義來維護。他們否認過去的經驗，又不願與群眾接近，便用宗派主義手段打擊異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做過許多實際工作的狹隘經驗論者，便是狹隘經驗的主觀主義。[504]
王明這天在會議上發言，不但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反而批評別人。他抓住李維漢發言的一句話大做文章。李維漢表示，經過檢查後，思想上放下包袱，覺得「輕鬆愉快」。這句話並無不妥，但王明咄咄逼人地指責他「不誠懇」，「不徹底」，說：「1932～1935年的主觀主義危害很大，羅邁認為輕鬆愉快，是沒有法子糾正的」，「如認為自己可以馬虎過去，這是不能改正錯誤的」。然後，他轉移目標，憑著六大期間他擔任翻譯時知道的一些內情，隨意指責，點了許多同誌的名，這個是右派代表，那個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細，唯獨對他自己的錯誤諱莫如深。[505]發言到最後，他突然又一本正經地提出，他還要揭穿一個「秘密」。他要揭穿一個什麽樣的「秘密」呢？據他說，博古、張聞天當年領導的中央其實是不合法的。因為當年，即1931年秋，他與周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經說明，由於博古他們既不是中央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博古、張聞天他們到中央蘇區後卻不提此事，竟領導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員來了。這個「秘密」頓時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領導人中間引起震動，並且也極大地刺激了毛澤東本人。幾天後，原定的全黨動員的計劃，和研究自六大以來的黨的決議的提議被暫時取消了。毛澤東決定：成立高級學習組，先花半年時間，「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20年歷史兩個題目」。[506]一場觸及靈魂的黨史問題大討論在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內部迅速展開了。[507]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1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在九月會議上，王明的表現使與會者普遍感到不快。盡管他發言兩次，但未作絲毫的自我批評。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報告，承認1932～1935年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是強調四中全會的路線是正確的，他對博、洛在中央蘇區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還說博古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與他沒有關係。他還抓住羅邁同誌的一句話（在檢查和認識了錯誤之後會感到『輕鬆愉快』）作文章，說『輕鬆愉快』就會檢討『不誠懇』、『不徹底』、想『馬虎過去』，『這是不能改正錯誤的』，雲雲。誰都聽得出，這是恣意歪曲，節外生枝。他在發言中談論了到會的與未到會的、擔任中央領導的與未任中央領導的、活著的與去世的約二十人的這樣那樣的『錯誤』，惟獨未說他自己有什麽政治性錯誤。這無疑是在轉移目標，把水攪渾來保護自己。」[508]
有的學者評論說：「王在12日會議上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明顯地是想進一步表白自己，以爭取毛澤東的信任。然而眾怨難犯，這次他做得太過頭了，終於引火燒身了。」[509]
有的論著說：「從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為在政治上徹底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小心翼翼，穩紮穩打，將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縮小包圍圈，已取得了對王明、博古等的絕對優勢。經過三年的精心策劃和細緻的準備，毛澤東在1941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向王明等下戰書。」「毛澤東為這次會議確立的目標是具體和明確的，這就是重新解釋1931～1935年中共的歷史，從根本上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逼王明、博古徹底下台。」[503]
9月12日 任弼時在發言中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並追溯黨的歷史說：從有黨以來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觀主義統治，政治上的具體表現必然是「左」右傾機會主義。六屆四中全會後是比過去高明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是更充分地發展。主觀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主義。主觀主義的領導脫離實際，規定了許多任務要人家來做。主觀主義的領導者要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組織上必須用宗派主義來維護。他們否認過去的經驗，又不願與群眾接近，便用宗派主義手段打擊異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做過許多實際工作的狹隘經驗論者，便是狹隘經驗的主觀主義。[504]
王明這天在會議上發言，不但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反而批評別人。他抓住李維漢發言的一句話大做文章。李維漢表示，經過檢查後，思想上放下包袱，覺得「輕鬆愉快」。這句話並無不妥，但王明咄咄逼人地指責他「不誠懇」，「不徹底」，說：「1932～1935年的主觀主義危害很大，羅邁認為輕鬆愉快，是沒有法子糾正的」，「如認為自己可以馬虎過去，這是不能改正錯誤的」。然後，他轉移目標，憑著六大期間他擔任翻譯時知道的一些內情，隨意指責，點了許多同誌的名，這個是右派代表，那個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細，唯獨對他自己的錯誤諱莫如深。[505]發言到最後，他突然又一本正經地提出，他還要揭穿一個「秘密」。他要揭穿一個什麽樣的「秘密」呢？據他說，博古、張聞天當年領導的中央其實是不合法的。因為當年，即1931年秋，他與周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經說明，由於博古他們既不是中央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博古、張聞天他們到中央蘇區後卻不提此事，竟領導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員來了。這個「秘密」頓時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領導人中間引起震動，並且也極大地刺激了毛澤東本人。幾天後，原定的全黨動員的計劃，和研究自六大以來的黨的決議的提議被暫時取消了。毛澤東決定：成立高級學習組，先花半年時間，「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20年歷史兩個題目」。[506]一場觸及靈魂的黨史問題大討論在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內部迅速展開了。[507]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1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在九月會議上，王明的表現使與會者普遍感到不快。盡管他發言兩次，但未作絲毫的自我批評。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報告，承認1932～1935年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是強調四中全會的路線是正確的，他對博、洛在中央蘇區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還說博古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與他沒有關係。他還抓住羅邁同誌的一句話（在檢查和認識了錯誤之後會感到『輕鬆愉快』）作文章，說『輕鬆愉快』就會檢討『不誠懇』、『不徹底』、想『馬虎過去』，『這是不能改正錯誤的』，雲雲。誰都聽得出，這是恣意歪曲，節外生枝。他在發言中談論了到會的與未到會的、擔任中央領導的與未任中央領導的、活著的與去世的約二十人的這樣那樣的『錯誤』，惟獨未說他自己有什麽政治性錯誤。這無疑是在轉移目標，把水攪渾來保護自己。」[508]
有的學者評論說：「王在12日會議上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明顯地是想進一步表白自己，以爭取毛澤東的信任。然而眾怨難犯，這次他做得太過頭了，終於引火燒身了。」[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