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材料還說，對於與他意見不同的人，他則不滿、輕視和打擊。如看不起張琴秋，反對項中華、李初梨，而胡嘉賓在女大最受打擊，總之老同誌在女大受排擠，吃不開。打擊的方法多半是會議上批評打擊，如在大會上罵胡嘉賓，孤立他，誰也不和他接近等等。但是，對於和他觀點一致的人，則極力加以吹捧。例如柯慶施任女大副校長、統戰部副部長，在女大很少有獨立意見，大多附屬於王明，王明常誇他是老實人，有很大進步，過去在上海吃喝嫖賭，現在能思考問題了。
這份材料還說，王明向中央組織部鬧獨立性，反對中央組織部從女大調幹部。王明常常在大會上強調，不許從女大亂調人，誰也沒有權力調人，同學們要放心好好讀書。這樣，就使女大的學生養成習慣，隻要中央組織部一談話，幹部科一分配工作，自己認為不合適，就去找王明校長，而王明便批準不去，並大罵幹部科去談話的人。結果引起學生對中央組織部和幹部科的人的不滿，說「隻有校長是關心我們前途的，願意培養我們的」。例如，有一次河防吃緊，中央組織部要調女大的三四個人，去鄉下幫助婦聯會工作，女大幹部科長陸光給中央組織部介紹後，結果王明大發脾氣，給陸光打電話說：「什麽組織原則？誰允許調人給她們？」那時女大才成立，把大家都嚇壞了，最後陸光寫信向王明承認錯誤，才算了事。又如1939年秋天王明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時，中組部調了10個人，王明從重慶回來後大罵，說可惜了。1940年，因延安廣播要在新年開放，中央組織部想從女大要幾個廣播員，談話後有的人不願去，找到王明，王明便說可以不去，並當著她們的麵說：什麽人敢調，為什麽不經過我？！立刻讓她們帶一封信給幹部科，問誰敢亂調人！第二天去了又罵，幹部科的人說「並沒有調，人家問一問再告訴你」，王明就說：「問一問也不許說！什麽情形不經過我不許說！」這年中央決定要調10個人去做機要工作，王明不願意，又沒有辦法，便拖延時間。在女大第一、二、三班學生100多人畢業後，孟慶樹和王明的意見是應多送給婦委，分配做婦女工作，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要分些給地方，孟慶樹去商談後未獲同意，便大罵陳雲態度不好，耍小孩子脾氣等等。王明還說陳雲不會辦事，哪裏找不到地方工作的幹部，這樣來挖人。總之，王明和孟慶樹和中組部的關係是惡化的，而挑釁起磨擦多是由王明、孟慶樹開始，主要原因多是幹部問題，他們的要求是不許調一個女幹部出去，所有來延安的女幹部全歸婦委管。為了和中組部鬥爭，他們經常挑撥中央組織部和女大學生、幹部的關係。
這份材料還說，孟慶樹在女大還經常散布對毛澤東的不滿，並吹噓王明的功績。例如她說：「毛主席在抗戰前理論很差，抗戰後才稍有進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國際威信是王明給提起來的，在蘇聯很少人知道朱毛，國際七次大會時就沒有中國領袖的掛像，王明去力爭才添上」；「毛主席擔心得很，看見了王明在武漢左有博古，右有周恩來的發表文章，而周、博又是一貫反對過他的，他就更擔心王明了」。「毛主席勸王明……一定要經得起打擊，不怕打擊，為什麽讓一個好好的同誌準備受打擊呢？」「王明剛從蘇聯回來，想去前方根據地做實際工作，毛主席不讓，怕王明搞出局麵來」；「康生真有一套，見了毛主席就畢恭畢敬的脫帽鞠躬，我們不會，所以別人也不喜歡」。
惠楓林於10月27日[498]寫的《王明同誌領導的又一個事實》說：1941年8月底女大結束時，王明給了邊區婦聯40個幹部，先將幹部交了婦聯，隔了兩天，才將黨員的介紹信交與西北局。此事表明：（一）鬧獨立性：對婦聯表明著40個幹部是婦委給婦聯的，而不是西北局給婦聯的。（二）擴大王明同誌的影響，向婦聯賣人情。
9月10日前 不止一次地在背後告誡博古：毛澤東是那種睚眥必報的人。因此，他深信這回毛澤東肯定是要借著這個機會和他算總帳了。[499]
9月10日～10月22日 參加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500]會議確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等人領導的黨中央所犯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些受王明影響而犯了錯誤的同誌作了自我批評。
9月10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六中全會對主觀主義作了鬥爭，但有一部分同誌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研究組一方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麵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誌全體出馬，大家都出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501]
這份材料還說，王明向中央組織部鬧獨立性，反對中央組織部從女大調幹部。王明常常在大會上強調，不許從女大亂調人，誰也沒有權力調人，同學們要放心好好讀書。這樣，就使女大的學生養成習慣，隻要中央組織部一談話，幹部科一分配工作，自己認為不合適，就去找王明校長，而王明便批準不去，並大罵幹部科去談話的人。結果引起學生對中央組織部和幹部科的人的不滿，說「隻有校長是關心我們前途的，願意培養我們的」。例如，有一次河防吃緊，中央組織部要調女大的三四個人，去鄉下幫助婦聯會工作，女大幹部科長陸光給中央組織部介紹後，結果王明大發脾氣，給陸光打電話說：「什麽組織原則？誰允許調人給她們？」那時女大才成立，把大家都嚇壞了，最後陸光寫信向王明承認錯誤，才算了事。又如1939年秋天王明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時，中組部調了10個人，王明從重慶回來後大罵，說可惜了。1940年，因延安廣播要在新年開放，中央組織部想從女大要幾個廣播員，談話後有的人不願去，找到王明，王明便說可以不去，並當著她們的麵說：什麽人敢調，為什麽不經過我？！立刻讓她們帶一封信給幹部科，問誰敢亂調人！第二天去了又罵，幹部科的人說「並沒有調，人家問一問再告訴你」，王明就說：「問一問也不許說！什麽情形不經過我不許說！」這年中央決定要調10個人去做機要工作，王明不願意，又沒有辦法，便拖延時間。在女大第一、二、三班學生100多人畢業後，孟慶樹和王明的意見是應多送給婦委，分配做婦女工作，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要分些給地方，孟慶樹去商談後未獲同意，便大罵陳雲態度不好，耍小孩子脾氣等等。王明還說陳雲不會辦事，哪裏找不到地方工作的幹部，這樣來挖人。總之，王明和孟慶樹和中組部的關係是惡化的，而挑釁起磨擦多是由王明、孟慶樹開始，主要原因多是幹部問題，他們的要求是不許調一個女幹部出去，所有來延安的女幹部全歸婦委管。為了和中組部鬥爭，他們經常挑撥中央組織部和女大學生、幹部的關係。
這份材料還說，孟慶樹在女大還經常散布對毛澤東的不滿，並吹噓王明的功績。例如她說：「毛主席在抗戰前理論很差，抗戰後才稍有進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國際威信是王明給提起來的，在蘇聯很少人知道朱毛，國際七次大會時就沒有中國領袖的掛像，王明去力爭才添上」；「毛主席擔心得很，看見了王明在武漢左有博古，右有周恩來的發表文章，而周、博又是一貫反對過他的，他就更擔心王明了」。「毛主席勸王明……一定要經得起打擊，不怕打擊，為什麽讓一個好好的同誌準備受打擊呢？」「王明剛從蘇聯回來，想去前方根據地做實際工作，毛主席不讓，怕王明搞出局麵來」；「康生真有一套，見了毛主席就畢恭畢敬的脫帽鞠躬，我們不會，所以別人也不喜歡」。
惠楓林於10月27日[498]寫的《王明同誌領導的又一個事實》說：1941年8月底女大結束時，王明給了邊區婦聯40個幹部，先將幹部交了婦聯，隔了兩天，才將黨員的介紹信交與西北局。此事表明：（一）鬧獨立性：對婦聯表明著40個幹部是婦委給婦聯的，而不是西北局給婦聯的。（二）擴大王明同誌的影響，向婦聯賣人情。
9月10日前 不止一次地在背後告誡博古：毛澤東是那種睚眥必報的人。因此，他深信這回毛澤東肯定是要借著這個機會和他算總帳了。[499]
9月10日～10月22日 參加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500]會議確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等人領導的黨中央所犯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些受王明影響而犯了錯誤的同誌作了自我批評。
9月10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六中全會對主觀主義作了鬥爭，但有一部分同誌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研究組一方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麵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誌全體出馬，大家都出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