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回憶起《六大以來》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應時說：「1941年6月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故可能召開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錯誤。」[484]
同月 被免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的職務，由蔡暢接任。蔡暢上任伊始，馬上將婦委中原在中國女大學習的女幹部召集在邊區政府交際處會議室開會，「了解一下王明當女大校長時，有什麽錯誤言論」。[485]在蔡暢的領導下，中央婦委開始批判王明在領導婦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486]
7月2日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論黨內鬥爭》的演講，不點名地批評了王明等人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搞的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
7月13日 劉少奇給宋亮（孫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批評王明等人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
有的論著指出：這封信和7月2日的演講，是劉少奇配合毛澤東「向國際派發起攻擊」。他「順應黨內幹部要求緩和黨內鬥爭的心理，譴責王明等在黨內人為製造鬥爭，『借用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是一夥嗜好鬥爭的『鬥毆家』」。[487]
7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讓王明接替任弼時負責西北中央局和陝甘寧邊區工作。[488]
有的論著說：「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對王明雖然表麵客氣，但卻在毛澤東麵前講王明的壞話，他對毛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麽好東西，卻不知道這是禍從天降。』」[489]
8月5日 毛澤東在致謝覺哉信中說：「你的各信我都轉給弼時、王明、高崗、陳正人四同誌看，使他們多了解你。他們都願意多和你及林老談，都願把事情把關係弄得好些」；「弼時決定［任］黨中央秘書長，中央機構亦大加改革，王明同誌管西北事務，望多供給他材料，多談，求得打成一片。」
8月11日 與吳玉章、鄧穎超等合挽參與國共談判的國民黨要人張沖：「大計朝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斯人獨憔悴，始病寒，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8月18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形勢等問題。[490]
8月24日 在陝甘寧邊區政府談糧食問題。[491]
8月27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機關組織與編製問題。關於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問題，會議決定在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除每周一次政治局會議外，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陳紹禹、陳雲、何凱豐七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周開會兩次，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492]
有的學者評論說：「在9月會議召開前，確實看不出毛澤東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的意思。」[493]
8月28日 謝覺哉致王明信，「論徐老保健及軍隊財政事」。[494]
8～9月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編輯《六大以來》。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編輯黨的歷史文獻》稿說：「中央決定編印《六大以來》這本書，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為準備『九月會議』，在審核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的幾個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對我黨領導機關的嚴重危害。這種危害通過領導機關下發的一係列決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黨，在黨內形成了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路線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就是這條錯誤路線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在1941年，也還有一些人對這條『左』傾錯誤路線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根本否認有過這麽一條錯誤路線。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下，要成功地召開七大是不可能的。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幹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活動，以提高高級幹部的路線覺悟，統一全黨的認識。於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建議把他正在審核的為七大準備的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彙編成冊，供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用。會議同意了毛主席的這一建議。」[495]
胡喬木在1990年、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編《六大以來》是要解決一些歷史問題。王明是什麽人？從蘇聯回來是什麽背景？回來幹了什麽事？」「編輯《六大以來》主要是把兩條路線點明，從四中全會開始產生了黨內的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496]
9月1日 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女子大學，將它與陝北公學、青年幹校合併為延安大學。[497]
一份題為《王明及小孟的材料》說：王明在女大提拔幹部的標準「主要是出風頭，會講話，敢強調問題，恭維他們的人」。他拉攏女大幹部及同學的做法是：首先使大家佩服他，覺得他是天才，是少有的領導者，是黨內最正確的，聽他的話不會錯。其次，在全校大會上常表示他是最關心愛護女大同學的，是無微不至的。有一次在全校大會上大罵總務工作不注意，使同學受了委屈，有些人感動得說他是「媽媽」。又如說別人罵女大是阿房宮，說女大學生作風不好，使同學覺得真正關心我們的隻有學校，隻有王明校長。另外還用黨籍送禮，大罵總支是關門主義。總之，拉攏的辦法不勝記述，主要辦法是利用群眾幹部的弱點，恭維、誇獎、拍馬，使幹部群眾從他這裏得到滿足，反過來再恭維他，拍他馬，於是他威信更提高。
同月 被免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的職務，由蔡暢接任。蔡暢上任伊始，馬上將婦委中原在中國女大學習的女幹部召集在邊區政府交際處會議室開會，「了解一下王明當女大校長時，有什麽錯誤言論」。[485]在蔡暢的領導下，中央婦委開始批判王明在領導婦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486]
7月2日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論黨內鬥爭》的演講，不點名地批評了王明等人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搞的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
7月13日 劉少奇給宋亮（孫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批評王明等人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
有的論著指出：這封信和7月2日的演講，是劉少奇配合毛澤東「向國際派發起攻擊」。他「順應黨內幹部要求緩和黨內鬥爭的心理，譴責王明等在黨內人為製造鬥爭，『借用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是一夥嗜好鬥爭的『鬥毆家』」。[487]
7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讓王明接替任弼時負責西北中央局和陝甘寧邊區工作。[488]
有的論著說：「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對王明雖然表麵客氣，但卻在毛澤東麵前講王明的壞話，他對毛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麽好東西，卻不知道這是禍從天降。』」[489]
8月5日 毛澤東在致謝覺哉信中說：「你的各信我都轉給弼時、王明、高崗、陳正人四同誌看，使他們多了解你。他們都願意多和你及林老談，都願把事情把關係弄得好些」；「弼時決定［任］黨中央秘書長，中央機構亦大加改革，王明同誌管西北事務，望多供給他材料，多談，求得打成一片。」
8月11日 與吳玉章、鄧穎超等合挽參與國共談判的國民黨要人張沖：「大計朝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斯人獨憔悴，始病寒，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8月18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形勢等問題。[490]
8月24日 在陝甘寧邊區政府談糧食問題。[491]
8月27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機關組織與編製問題。關於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問題，會議決定在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除每周一次政治局會議外，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陳紹禹、陳雲、何凱豐七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周開會兩次，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492]
有的學者評論說：「在9月會議召開前，確實看不出毛澤東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的意思。」[493]
8月28日 謝覺哉致王明信，「論徐老保健及軍隊財政事」。[494]
8～9月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編輯《六大以來》。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編輯黨的歷史文獻》稿說：「中央決定編印《六大以來》這本書，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為準備『九月會議』，在審核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的幾個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對我黨領導機關的嚴重危害。這種危害通過領導機關下發的一係列決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黨，在黨內形成了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路線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就是這條錯誤路線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在1941年，也還有一些人對這條『左』傾錯誤路線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根本否認有過這麽一條錯誤路線。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下，要成功地召開七大是不可能的。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幹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活動，以提高高級幹部的路線覺悟，統一全黨的認識。於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建議把他正在審核的為七大準備的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彙編成冊，供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用。會議同意了毛主席的這一建議。」[495]
胡喬木在1990年、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編《六大以來》是要解決一些歷史問題。王明是什麽人？從蘇聯回來是什麽背景？回來幹了什麽事？」「編輯《六大以來》主要是把兩條路線點明，從四中全會開始產生了黨內的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496]
9月1日 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女子大學，將它與陝北公學、青年幹校合併為延安大學。[497]
一份題為《王明及小孟的材料》說：王明在女大提拔幹部的標準「主要是出風頭，會講話，敢強調問題，恭維他們的人」。他拉攏女大幹部及同學的做法是：首先使大家佩服他，覺得他是天才，是少有的領導者，是黨內最正確的，聽他的話不會錯。其次，在全校大會上常表示他是最關心愛護女大同學的，是無微不至的。有一次在全校大會上大罵總務工作不注意，使同學受了委屈，有些人感動得說他是「媽媽」。又如說別人罵女大是阿房宮，說女大學生作風不好，使同學覺得真正關心我們的隻有學校，隻有王明校長。另外還用黨籍送禮，大罵總支是關門主義。總之，拉攏的辦法不勝記述，主要辦法是利用群眾幹部的弱點，恭維、誇獎、拍馬，使幹部群眾從他這裏得到滿足，反過來再恭維他，拍他馬，於是他威信更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