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某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是否出席即將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大會問題。[414]
2月 周恩來在共產國際期間，向季米特洛夫陳述中國革命的情況和王明的錯誤。[415]
3月8日 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並發表講演。3月29日的《新中華報》發表了這個講話。
3月9日 《新華日報》發表王明撰寫的「代論」——《促進憲政運動努力的方向》，提出各界同胞在促進憲政運動中應注意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及實行憲政的問題，呼籲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憲政。
3月19日 抗大三分校為第五期學員一、二大隊同學舉行畢業典禮，歡送同學上前線，王明到會提出了三點要求。
同日 在延安三版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並在「三版序言」中說：「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是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並說「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斷定不能作為昨日之是」。[416]
胡喬木在1990年、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王明在延安時，重印了他在1930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這樣一來，王明究竟是個什麽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對還是錯，就成了一個問題了。這就要算歷史帳，才能搞清楚。這樣才開始編《六大以來》。」[41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評論說：「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麵前。」於是，「毛澤東就從一九四○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他對編輯這部歷史文獻集十分認真，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使他對問題有了一個係統的了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418]
有的學者評論說：「他選在全黨學習運動剛剛起來的時候，重新出版這本書，不但說明他仍然堅持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且還在堅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後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企圖以他的錯誤觀點影響更多的人，來改變自己的形象。這是對黨中央、毛澤東提出學習馬列主義要聯繫實際、『把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嚴重挑戰。」[419]
還有的著作說：「毛澤東深知，王明的言行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決不是空穴來風、無的放矢，它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不對它進行反擊，勢必會影響到目前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甚至會斷送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事業。」「毛澤東決定予以反擊，首先是向全黨揭露王明錯誤思想的歷史淵源。」[420]
在此前後 到處作報告。
有的論著說：「王明還憑藉其對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廣作報告。在當年的延安知識分子中『王明同誌』是一個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懸河的王明，作起報告來條理清晰，出口成章，幾個小時的報告可以不要講稿。報告完畢，『再從頭到尾歸納一遍，一二三四大項，下邊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對照記錄竟能絲毫不錯』，有時一席演講，竟受到數十次掌聲的歡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論水平』贏得了延安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尊崇，人們普遍認為王明是『天才』，被公認為是『活馬列主義』。」[421]但「這一切不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沖得一幹二淨，更增添了毛對王明的憎惡」。[422]
2月21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對國民黨採取和平攻勢策略問題。[423]
3月26日前 周恩來和任弼時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都明確講過，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424]
3月26日 參加為周恩來、任弼時、博古、鄧穎超、蔡暢等返抵延安舉行的盛大歡迎會。[425]
3月31日 作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參加蒙古文化促進會成立大會並被選為理事。
4月10日 《群眾》第4卷第10期刊登王明的《語錄：反對汪精衛漢奸賣國》。
4月15日 賀龍、關向應就關於成立晉西北統一戰線形式的軍政委員會致電毛澤東、王稼祥和王明。[426]
4月17日 與陳雲、胡喬木、任作民討論湖南地區中共組織工作的意見。[427]
4月29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關於中共粵委工作報告。[428]
5月1日 在延安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上作《全中國是工人的，全世界是工人的》講話，後發表於5月7日《新中華報》。
5月3日 澤東青年幹部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王明到會作《學習毛澤東》的講話。他說：「對於青幹學生學習問題，我隻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既以毛澤東同誌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誌的生平事業和理論。」那麽怎樣學習呢？王明在這個講演中說：
2月 周恩來在共產國際期間，向季米特洛夫陳述中國革命的情況和王明的錯誤。[415]
3月8日 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並發表講演。3月29日的《新中華報》發表了這個講話。
3月9日 《新華日報》發表王明撰寫的「代論」——《促進憲政運動努力的方向》，提出各界同胞在促進憲政運動中應注意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及實行憲政的問題，呼籲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憲政。
3月19日 抗大三分校為第五期學員一、二大隊同學舉行畢業典禮，歡送同學上前線，王明到會提出了三點要求。
同日 在延安三版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並在「三版序言」中說：「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是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並說「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斷定不能作為昨日之是」。[416]
胡喬木在1990年、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王明在延安時，重印了他在1930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這樣一來，王明究竟是個什麽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對還是錯，就成了一個問題了。這就要算歷史帳，才能搞清楚。這樣才開始編《六大以來》。」[41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評論說：「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麵前。」於是，「毛澤東就從一九四○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他對編輯這部歷史文獻集十分認真，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使他對問題有了一個係統的了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418]
有的學者評論說：「他選在全黨學習運動剛剛起來的時候，重新出版這本書，不但說明他仍然堅持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且還在堅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後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企圖以他的錯誤觀點影響更多的人，來改變自己的形象。這是對黨中央、毛澤東提出學習馬列主義要聯繫實際、『把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嚴重挑戰。」[419]
還有的著作說：「毛澤東深知，王明的言行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決不是空穴來風、無的放矢，它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不對它進行反擊，勢必會影響到目前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甚至會斷送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事業。」「毛澤東決定予以反擊，首先是向全黨揭露王明錯誤思想的歷史淵源。」[420]
在此前後 到處作報告。
有的論著說：「王明還憑藉其對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廣作報告。在當年的延安知識分子中『王明同誌』是一個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懸河的王明，作起報告來條理清晰，出口成章，幾個小時的報告可以不要講稿。報告完畢，『再從頭到尾歸納一遍，一二三四大項，下邊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對照記錄竟能絲毫不錯』，有時一席演講，竟受到數十次掌聲的歡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論水平』贏得了延安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尊崇，人們普遍認為王明是『天才』，被公認為是『活馬列主義』。」[421]但「這一切不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沖得一幹二淨，更增添了毛對王明的憎惡」。[422]
2月21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對國民黨採取和平攻勢策略問題。[423]
3月26日前 周恩來和任弼時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都明確講過，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424]
3月26日 參加為周恩來、任弼時、博古、鄧穎超、蔡暢等返抵延安舉行的盛大歡迎會。[425]
3月31日 作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參加蒙古文化促進會成立大會並被選為理事。
4月10日 《群眾》第4卷第10期刊登王明的《語錄：反對汪精衛漢奸賣國》。
4月15日 賀龍、關向應就關於成立晉西北統一戰線形式的軍政委員會致電毛澤東、王稼祥和王明。[426]
4月17日 與陳雲、胡喬木、任作民討論湖南地區中共組織工作的意見。[427]
4月29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關於中共粵委工作報告。[428]
5月1日 在延安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上作《全中國是工人的，全世界是工人的》講話，後發表於5月7日《新中華報》。
5月3日 澤東青年幹部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王明到會作《學習毛澤東》的講話。他說：「對於青幹學生學習問題，我隻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既以毛澤東同誌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誌的生平事業和理論。」那麽怎樣學習呢？王明在這個講演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