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 參加延安婦女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並講話。
同日 《新中華報》刊登曹禺《日出》在延安上演的報導：「《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中共領袖毛澤東、王明、洛甫等同誌對於原作者曹禺先生備極讚揚。」[406]
1月17日～2月4日 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在延安召開，毛澤東、王明、洛甫、陳雲、康生、王稼祥等到會講話。[407]
1月中旬 共產國際執委會開會討論中國問題。周恩來將他起草的長達5萬多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向共產國際進行了詳細的宣講，同時向共產國際匯報了中共幹部問題，以及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等等。當聽到周恩來報告中提到「七大組織報告由王明同誌作」這件事以後，毛澤民立即提筆給季米特洛夫寫信，言簡意賅地提出三點書麵意見。他認為，由王明作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因王明同誌從未做過中國黨的組織工作」，「也不參加中國黨的實際工作」，「如果他作組織報告，恐如在國際七次大會、聯共（布）十七次大會中的演詞一樣，成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詞，這是不應該的」。毛澤民建議，最好由周恩來同誌作統戰工作報告，由做了幾年實際工作的洛甫同誌作組織工作報告。[408]
1月20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華報》刊登《論文化統一戰線問題——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其要點是：1.為什麽共產黨在目前這個環境下提出了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與建立全國文化統一戰線的問題；2.文化界統一戰線的範圍與目標；3.關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的問題；4.邊區文化界怎樣在全國起核心作用與模範作用。在談到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時，報告說就是要創造一種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民主的，基礎是科學的，服務對象是大眾的文化。
1月24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1940年邊區財政經濟問題。[409]
2月1日 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與毛澤東等發出《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通電》，刊載於《新中華報》第184期、《新華日報》（華北版）第156期、《解放》第98、99期合刊，並收入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
2月3日 與毛澤東、林祖涵、吳玉章為「華北視察團」事聯名致電國民參政會，指出由張君勱等組成視察團，完全是出於國民黨的主張，他們「對於視察事項所搜材料及所作結論，必屬偏私害公，殆無疑義。該團之與特務機關配合行動，尤屬事有必至」，從而揭露了這一視察團的組成及其真麵目。2月9日的《新中華報》、2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均刊登了這一電文。
2月6日晚 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延安舉行的二七慘案17周年紀念大會。
2月7曰 在《新中華報》第103期以王明的名字發表《力爭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一文。文章提出了《新中華報》和《解放》周刊目前努力的方針、達此目的的基本辦法、中國共產黨擴大抗戰進步力量和抵抗投降退步力量的十大任務，這十大任務是：第一，開展廣大的反對日汪密約反對漢奸國賊的運動；第二，用全力鞏固和擴大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麵的抗日民主的統一戰線；第三，廣泛地開展憲政運動，力爭民主政治；第四，「堅決抵抗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磨擦進攻——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確自衛原則下，對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一切磨擦，堅決實行反磨擦，對投降派反共頑固派的任何進攻，堅決實行自衛」，「對他們的反磨擦和還擊，實際上是堅持抗戰鞏固團結推動進步的必要方法」；第五，大大地發展抗日民眾運動，「尤其要注意動員和組織廣大的抗日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使他們深入民眾」，「深入武裝鬥爭，與遊擊戰爭及抗日軍隊相結合，以孤立和打擊一切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分子」；第六，改善工農勞苦民眾生活，提高他們的抗戰熱忱；第七，建立、鞏固和擴大各處抗日根據地，還沒有建立的地方必須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據地，在所有根據地中必須普遍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第八，鞏固和擴大堅持抗戰的全國進步軍隊；第九，廣泛發展抗日的文化運動；第十，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更加鞏固和擴大共產黨。此文還發表於《八路軍軍政雜誌》第2卷第2期、《解放》周刊第100期、《抗敵報》第127期、《新華日報》（華北版）第195期，並收入3月出版的王明著《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410]
2月8日 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八路軍總政治部給新疆歸來的200餘名指戰員等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並講話。
2月9日 與毛澤東等為「華北視察團」事再次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411]
2月20日 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王明被選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和促進會理事。[412]
2月25日 陳鬱回到延安，對王明那套理論不以為然。
袁溥之回憶說：「陳鬱回延安後，在黨校學習。當時，王明還是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經常口若懸河、譁眾取寵作報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當時，魯迅藝術學院就常有一些學生，從橋兒溝跑很遠的路到女大去聽王明的報告，聽完報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個別人甚至還叫出『王明萬歲』來。陳鬱從自己的革命實踐和切身體會中，深知王明的那套理論是完全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的。」[413]
同日 《新中華報》刊登曹禺《日出》在延安上演的報導：「《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中共領袖毛澤東、王明、洛甫等同誌對於原作者曹禺先生備極讚揚。」[406]
1月17日～2月4日 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在延安召開，毛澤東、王明、洛甫、陳雲、康生、王稼祥等到會講話。[407]
1月中旬 共產國際執委會開會討論中國問題。周恩來將他起草的長達5萬多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向共產國際進行了詳細的宣講，同時向共產國際匯報了中共幹部問題，以及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等等。當聽到周恩來報告中提到「七大組織報告由王明同誌作」這件事以後，毛澤民立即提筆給季米特洛夫寫信，言簡意賅地提出三點書麵意見。他認為，由王明作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因王明同誌從未做過中國黨的組織工作」，「也不參加中國黨的實際工作」，「如果他作組織報告，恐如在國際七次大會、聯共（布）十七次大會中的演詞一樣，成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詞，這是不應該的」。毛澤民建議，最好由周恩來同誌作統戰工作報告，由做了幾年實際工作的洛甫同誌作組織工作報告。[408]
1月20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華報》刊登《論文化統一戰線問題——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其要點是：1.為什麽共產黨在目前這個環境下提出了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與建立全國文化統一戰線的問題；2.文化界統一戰線的範圍與目標；3.關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的問題；4.邊區文化界怎樣在全國起核心作用與模範作用。在談到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時，報告說就是要創造一種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民主的，基礎是科學的，服務對象是大眾的文化。
1月24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1940年邊區財政經濟問題。[409]
2月1日 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與毛澤東等發出《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通電》，刊載於《新中華報》第184期、《新華日報》（華北版）第156期、《解放》第98、99期合刊，並收入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
2月3日 與毛澤東、林祖涵、吳玉章為「華北視察團」事聯名致電國民參政會，指出由張君勱等組成視察團，完全是出於國民黨的主張，他們「對於視察事項所搜材料及所作結論，必屬偏私害公，殆無疑義。該團之與特務機關配合行動，尤屬事有必至」，從而揭露了這一視察團的組成及其真麵目。2月9日的《新中華報》、2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均刊登了這一電文。
2月6日晚 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延安舉行的二七慘案17周年紀念大會。
2月7曰 在《新中華報》第103期以王明的名字發表《力爭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一文。文章提出了《新中華報》和《解放》周刊目前努力的方針、達此目的的基本辦法、中國共產黨擴大抗戰進步力量和抵抗投降退步力量的十大任務，這十大任務是：第一，開展廣大的反對日汪密約反對漢奸國賊的運動；第二，用全力鞏固和擴大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麵的抗日民主的統一戰線；第三，廣泛地開展憲政運動，力爭民主政治；第四，「堅決抵抗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磨擦進攻——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確自衛原則下，對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一切磨擦，堅決實行反磨擦，對投降派反共頑固派的任何進攻，堅決實行自衛」，「對他們的反磨擦和還擊，實際上是堅持抗戰鞏固團結推動進步的必要方法」；第五，大大地發展抗日民眾運動，「尤其要注意動員和組織廣大的抗日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使他們深入民眾」，「深入武裝鬥爭，與遊擊戰爭及抗日軍隊相結合，以孤立和打擊一切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分子」；第六，改善工農勞苦民眾生活，提高他們的抗戰熱忱；第七，建立、鞏固和擴大各處抗日根據地，還沒有建立的地方必須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據地，在所有根據地中必須普遍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第八，鞏固和擴大堅持抗戰的全國進步軍隊；第九，廣泛發展抗日的文化運動；第十，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更加鞏固和擴大共產黨。此文還發表於《八路軍軍政雜誌》第2卷第2期、《解放》周刊第100期、《抗敵報》第127期、《新華日報》（華北版）第195期，並收入3月出版的王明著《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410]
2月8日 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八路軍總政治部給新疆歸來的200餘名指戰員等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並講話。
2月9日 與毛澤東等為「華北視察團」事再次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411]
2月20日 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王明被選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和促進會理事。[412]
2月25日 陳鬱回到延安，對王明那套理論不以為然。
袁溥之回憶說：「陳鬱回延安後，在黨校學習。當時，王明還是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經常口若懸河、譁眾取寵作報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當時，魯迅藝術學院就常有一些學生，從橋兒溝跑很遠的路到女大去聽王明的報告，聽完報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個別人甚至還叫出『王明萬歲』來。陳鬱從自己的革命實踐和切身體會中，深知王明的那套理論是完全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的。」[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