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作七絕《戰鬥中的新四軍》、《論持久戰（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中心錯誤）》。後一首內容為：
四億弗憑鬥誌哀，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隻盾牌。[263]
8月29日 與周恩來離武漢前往延安參加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王稼祥在《回憶毛澤東同誌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說：「毛澤東同誌指定我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並且打電報叫王明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王明不服從，竟然蠻不講理，反而要毛主席、黨中央到他那兒——漢口或西安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一個狂妄的陰謀，他是要以國民黨統治地區作為開會的地點，而不以我黨自己的根據地延安為黨的開會地點。不難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妄想把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隨時隨地奉送給蔣介石，連我黨中央的重要會議也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開。不僅如此，王明還妄想拉攏我個人，要我去武漢向他單獨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經過，和傳達文件內容，以及在莫斯科談話的情況。我及時看穿了他的詭計，沒有上他這一圈套。我打了電報，告訴他速來延安，聽取傳達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重要意見，應服從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否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264]王明隻好回延安。
關於在武漢期間的工作，王明在《關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路線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回憶中說：
政治局在會議[265]結束後，也和共產國際領導一樣，決定王明同誌應當馬上到武漢去見蔣介石，代表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堅決支持反對國民黨內外親日派的搗亂和陰謀，繼續抗日救國，並向他轉達史達林關於堅決支持和繼續幫助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委託，以及季米特洛夫關於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堅決支持他和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委託。此外中央政治局委託王明同誌飛抵武漢後，以中共中央名義寫篇《關於時局的聲明》。同時王明同誌還發表了《救時局的關鍵》一文。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一個主要目的——支持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首的反日力量，揭露和打擊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的陰謀；而後者當時正用散布各種反共親日的說法和謠言的方法來達到其在國內外瓦解和分裂抗日陣營的目的，正全力勾結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力圖促成所謂「中日和解」，實際上是等於要中國投降日本。正是由於他們這一賣國親日活動的加緊和日軍不斷的進攻，使南京失守後中國新的首都武漢處於危機中。大家知道，王明同誌完成了上述共產國際和黨的領導賦予他的使命。
在武漢這段時期，王明、周恩來、秦博古及其他同誌在執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及政治局十二月會議路線時，不僅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作了尖銳的、不調和的鬥爭；同時他們也同蔣介石及其一夥對抗戰的動搖和沒有信心及對內反共反人民的行動作了係統的，有時是尖銳的鬥爭。這一鬥爭，他們不僅是在同蔣介石談判和在國共兩黨委員會談判中進行，而且也在剛建立的中共中央全國性的公開報紙《新華日報》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公開的機關報《群眾》上，在戰時中國民意機構的會議上，在各政黨團體的活動中，在民眾麵前演講時，在國際宣傳方麵等等進行。這一鬥爭比反對親日派更困難，更複雜。它要進行得既原則，又靈活，因為這一鬥爭是為了及時揭發和克服蔣介石一夥的有害的和反動的活動，而另一方麵繼續鞏固和擴展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基礎的國共合作。
所有這些，當時不但國內各界知道，而且國外也知道。
許多當時國內外報刊上的文件和材料也可以說明這點。
正因為在日本在軍事上不斷進攻的嚴重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和全國執行了正確的共產國際路線，所以武漢時期成為抗日戰爭史上一個著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
1）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行得最順利，最有效；
2）中國各軍隊對日寇作戰次數最多，規模最大；……
3）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影響、威信和力量很快地、廣泛地增長，它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影響和力量很快的增加了。
所有這些都早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這種造謠偽造不隻是為了反對王明同誌和其他所謂「莫斯科派」或「國際派」的中共領導人，而且也是為了反對列寧的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為了「抬高自己，打擊別人」。[266]
李德在回憶錄中曾談到對王明在武漢期間的印象，他說：「我們把華中局[267]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月決定的並得到共產國際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268]
1941年10月初毛澤東向王明提出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等問題後，王明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中，雖然仍堅持說自己「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但也不得不承認「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為什麽會在組織上鬧獨立性呢？他在10月8日的發言中解釋說：「這個作風是我在過去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沒有像毛主席那樣慎重。」
四億弗憑鬥誌哀，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隻盾牌。[263]
8月29日 與周恩來離武漢前往延安參加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王稼祥在《回憶毛澤東同誌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說：「毛澤東同誌指定我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並且打電報叫王明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王明不服從，竟然蠻不講理，反而要毛主席、黨中央到他那兒——漢口或西安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一個狂妄的陰謀，他是要以國民黨統治地區作為開會的地點，而不以我黨自己的根據地延安為黨的開會地點。不難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妄想把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隨時隨地奉送給蔣介石，連我黨中央的重要會議也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開。不僅如此，王明還妄想拉攏我個人，要我去武漢向他單獨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經過，和傳達文件內容，以及在莫斯科談話的情況。我及時看穿了他的詭計，沒有上他這一圈套。我打了電報，告訴他速來延安，聽取傳達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重要意見，應服從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否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264]王明隻好回延安。
關於在武漢期間的工作，王明在《關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路線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回憶中說：
政治局在會議[265]結束後，也和共產國際領導一樣，決定王明同誌應當馬上到武漢去見蔣介石，代表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堅決支持反對國民黨內外親日派的搗亂和陰謀，繼續抗日救國，並向他轉達史達林關於堅決支持和繼續幫助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委託，以及季米特洛夫關於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堅決支持他和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委託。此外中央政治局委託王明同誌飛抵武漢後，以中共中央名義寫篇《關於時局的聲明》。同時王明同誌還發表了《救時局的關鍵》一文。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一個主要目的——支持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首的反日力量，揭露和打擊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的陰謀；而後者當時正用散布各種反共親日的說法和謠言的方法來達到其在國內外瓦解和分裂抗日陣營的目的，正全力勾結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力圖促成所謂「中日和解」，實際上是等於要中國投降日本。正是由於他們這一賣國親日活動的加緊和日軍不斷的進攻，使南京失守後中國新的首都武漢處於危機中。大家知道，王明同誌完成了上述共產國際和黨的領導賦予他的使命。
在武漢這段時期，王明、周恩來、秦博古及其他同誌在執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及政治局十二月會議路線時，不僅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作了尖銳的、不調和的鬥爭；同時他們也同蔣介石及其一夥對抗戰的動搖和沒有信心及對內反共反人民的行動作了係統的，有時是尖銳的鬥爭。這一鬥爭，他們不僅是在同蔣介石談判和在國共兩黨委員會談判中進行，而且也在剛建立的中共中央全國性的公開報紙《新華日報》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公開的機關報《群眾》上，在戰時中國民意機構的會議上，在各政黨團體的活動中，在民眾麵前演講時，在國際宣傳方麵等等進行。這一鬥爭比反對親日派更困難，更複雜。它要進行得既原則，又靈活，因為這一鬥爭是為了及時揭發和克服蔣介石一夥的有害的和反動的活動，而另一方麵繼續鞏固和擴展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基礎的國共合作。
所有這些，當時不但國內各界知道，而且國外也知道。
許多當時國內外報刊上的文件和材料也可以說明這點。
正因為在日本在軍事上不斷進攻的嚴重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和全國執行了正確的共產國際路線，所以武漢時期成為抗日戰爭史上一個著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
1）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行得最順利，最有效；
2）中國各軍隊對日寇作戰次數最多，規模最大；……
3）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影響、威信和力量很快地、廣泛地增長，它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影響和力量很快的增加了。
所有這些都早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這種造謠偽造不隻是為了反對王明同誌和其他所謂「莫斯科派」或「國際派」的中共領導人，而且也是為了反對列寧的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為了「抬高自己，打擊別人」。[266]
李德在回憶錄中曾談到對王明在武漢期間的印象，他說：「我們把華中局[267]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月決定的並得到共產國際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268]
1941年10月初毛澤東向王明提出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等問題後，王明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中，雖然仍堅持說自己「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但也不得不承認「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為什麽會在組織上鬧獨立性呢？他在10月8日的發言中解釋說：「這個作風是我在過去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沒有像毛主席那樣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