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還說:「臨動身時,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時同誌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主要內容是:『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爭領導人了。』我當時很高興,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信服了。」[247]


    8月1日 與周恩來、博古致電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估計江淮河漢之間的遊擊戰爭將有較大發展,建議中共中央抽調二百名軍事幹部到武漢。[248]


    8月3日 與周恩來、博古等會見蔣介石,就當前形勢、兩黨團結、保衛武漢等問題交換意見,第二天長江局將會見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主要內容是:蔣已答應中共代表團和湖北省委代表參加保衛武漢工作及行動委員會,並希望以後遇事更多地當麵商量。


    8月4日 與周恩來、博古致電毛澤東、洛甫、陳雲、康生、王稼祥、胡服及朱德、彭德懷(並發四軍及西安),報告武漢危急,我工作人員撤退準備情況。[249]


    8月6日 洛甫、陳雲、康生、王稼祥、胡服、毛澤東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凱豐、葉劍英,發出《關於保衛武漢的方針問題的指示》,指出:「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後,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因目前許多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如前,若再損失過大,將增加各將領對蔣之不滿,投降派與割據派起而乘之,有影響蔣的地位及繼續抗戰之虞。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請加注意為盼。」[250]


    同日 毛澤東致電陳紹禹、何凱豐:「致參政會賀電,《新華日報》改易了一些文句,與我發致該會的及在解放報發表的不符,對外顯示了一點分歧,似不甚妥。爾後諸兄如有意見請先告後方,以便發時一致。」[251]


    8月7日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致電毛澤東、張聞天等,請求中央派王稼祥速來武漢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如王萬一不能來時,請將共產國際指示的主要內容迅速電告。[252]


    同日 與周恩來、博古、項英、凱豐致電毛澤東、洛甫、陳雲、康生、胡服、王稼祥。[253]


    8月10日 毛澤東、張聞天等復電陳紹禹等:「王稼祥不能來漢,決議原文尚未到達,為有充分時間研究共產國際內容起見,請長江局負責人在政治局會議前早幾天回到延安。」[254]


    蕭勁光回憶說:「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央通知在武漢的王明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聽王稼祥同誌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同誌的意見。王明不僅推故不參加,竟無理要求把六屆六中全會搬到武漢去開,毛主席堅決反對,並諷刺王明是塗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門去的。毛主席說:我住在清涼山,靠留守兵團吃飯,哪裏也不去。隨後,王明又提出要稼祥同誌去武漢向他單獨傳達,當即遭到稼祥同誌的嚴辭[詞]拒絕,並在復電中向王明嚴肅地指出,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概由他自己負責。」[255]


    同日 毛澤東同張聞天、陳雲、康生、劉少奇、王稼祥致電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何凱豐:我們提議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召集中央青委擴大會議或中央青年工作會議,討論全國青年工作問題,要各地青年工作負責人參加。[256]


    8月16日 毛澤東、洛甫復電林伯渠並告陳紹禹、周恩來、博古:「一、在談判中請堅持所提三個條件:(甲)陝甘寧邊區區域為二十三個縣;(乙)人員由國民黨政府正式委任;(丙)每月津貼十萬元。二、談判中心是區域問題,各縣都須是完全的。」[257]


    8月18日 毛澤東、洛甫、陳雲、王稼祥、胡服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項英、凱豐並告朱德:「我們同意提早開政治局會,日期定於本月二十八日,請你們按時動身,如期趕到。延安政治局擴大會仍照舊不改。」[258]


    8月20日 武漢衛戍司令部下令解散青年救國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蟻社等14個抗日救亡團體。[259]


    上述團體被解散後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宣言、啟事和敬告各界人士書,抗議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新華日報》也在第二天為此發表社論進行抗議,指出:「當武漢危急的時候,正是需要動員民眾保衛武漢的時候,而最有工作歷史,最有群眾基礎的三個團體卻被解散,這不但違背了全國人民一致動員保衛武漢的呼聲,而且也違背了政府堅守武漢的國策。」[260]


    長期以來,很多論著都認為這14個群眾團體被解散,是王明右傾錯誤貫徹的結果。但有的論著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解散抗日民眾團體,禁止民眾抗日活動,是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都存在的問題,這是蔣介石反共的一麵所決定了的。「怎麽能把武漢衛戍區解散的14個抗日團體,從整個情況中孤立突出出來,而說成是王明在民眾運動中『統一』、『合法』的右傾投降主義所造成的結果呢?怎麽能把蔣介石等和武漢衛戍區反動行為的帳而掛在王明頭上呢?」[261]


    8月28日 由於收到新四軍軍長葉挺與項英兩人關係不和,葉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的電報,王明與周恩來、博古致電葉挺表示挽留,並說:「項英同誌已赴延安,王明不日也往延開會。關於新四軍工作,請兄實際負責。」「當前戰役已到緊急關頭,兄必須到前方督戰,萬萬勿誤。我們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覺有困難,請明告。我們正幫助你克服這一困難。延安會畢,我們擬來一人幫助整理四軍工作。」[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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