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時說：「那個時候在武漢我們自己也有錯誤。就是說，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誌，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遊擊戰。」[269]他在1960年7月作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還說：「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從共產國際回來，說他跟史達林談過話。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中國優秀青年的總匯。王明回來後，主持了長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雖然時間不長，但對北方，對新四軍，對上海，都有影響。第二次王明路線與共產國際不無關係。史達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關係也好。後來我去莫斯科對季米特洛夫談王明的錯誤，季米特洛夫聽了還表示驚訝。」[270]
鄧穎超1984年3月25日在與廖似光的談話中說：王明的右傾錯誤「我們應該承認有一點影響」，「但是影響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響」。[271]
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寫的《一個英雄兩個惡人》中說：「陳紹禹為史達林主持的第三國際內中國黨的代表，其在黨內權勢高，氣焰淩人。我初遇之於武漢，當時他對蔣記國民黨的態度忽左忽右，傳為笑柄。」「陳雖氣盛而身軀則短，在參政會場發言，有時或縱身跳躍起來。」[272]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在抗戰中，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發展壯大起來了。這都是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結果，都是與王明的右傾主張相反的。王明回國後在延安指責黨中央堅持獨立自主的許多正確作法，到武漢時發表了許多宣揚右傾思想的文章。蔣介石對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興趣。蔣介石並不認為王明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什麽大人物，有什麽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漢完全碰壁。以後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衛武漢，結果越來越保不住了。僅僅靠講演、遊行、宣傳，是保衛不了武漢的。」「王明搞了幾個月，犯了右傾錯誤。」[273]
對於武漢時期王明的錯誤及其與毛澤東的矛盾，楊奎鬆是這樣分析的：從1937年12月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赴武漢（以後又增加凱豐）工作，與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之間屢次發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第一，這個時候由王明引起來的矛盾，並不僅僅是與毛澤東個人之間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現為武漢與延安，即王明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矛盾；第二，武漢與延安之間的這種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僅僅在於雙方對統一戰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看法不同，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之前曾總結說：現在黨內沒有大的原則的分歧，對於國共合作、發展統一戰線等原則都是一致的，隻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見。至少，在王明1941年在政治路線上明確提出不同意見之前，毛澤東還是這樣認為的。既然如此，這種矛盾主要是什麽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來、博古後來所說的：王明「目無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這突出地表現在：第一，不經過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各種宣言、聲明，及擅自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談話。第二，直接或間接地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竟至發展到公然否認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權威性的地步。早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就已經對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中設一個「書記」的職務感到疑惑。王明此後的種種作為，或者打著「使（毛）威信更大」[274]的幌子，或者強調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讓毛澤東和在延安的書記處的其他領導人深感不滿了。毛澤東後來幹脆說：「十二月會議後中央已名存實亡。」他認為：「王明的所作所為，確實與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風有相當關係。但不可否認，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這位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在政治上未必沒有某種野心。像他一麵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麵暗中請在武漢的蘇聯人把他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批評意見轉達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說明他內心其實並不真心尊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275]
有的論著認為：「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錯誤主要是：隻看到蔣介石國民黨積極抗戰的一麵，普通民族主義者的氣味比較濃。對蔣介石的反動階級本質，缺乏牢固的深刻的認識，缺乏警惕性與戒心，因而沒有採取革命的防範和對策，沒有象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那樣，既看到了蔣介石國民黨抗戰的一麵，又看到了他們反動本質，因而能夠採取馬克思主義的對策。」[276]
還有的論著認為：王明右傾錯誤，主要不是在理論、認識方麵的問題（雖然也存在認識方麵的錯誤）。他在提出「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口號的同時，又強調了維護中國共產黨根本利益的內容，似乎認識是全麵的，談不上右傾錯誤的問題。他的問題是在處理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不能堅持原則，應對乏力，表現右傾。王明在抗戰初期的最大錯誤是把個人淩駕於中央之上，在組織上鬧獨立性。這是王明抗戰初期錯誤的主要問題，也是其犯錯誤的根源。[277]
鄧穎超1984年3月25日在與廖似光的談話中說：王明的右傾錯誤「我們應該承認有一點影響」，「但是影響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響」。[271]
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寫的《一個英雄兩個惡人》中說：「陳紹禹為史達林主持的第三國際內中國黨的代表，其在黨內權勢高，氣焰淩人。我初遇之於武漢，當時他對蔣記國民黨的態度忽左忽右，傳為笑柄。」「陳雖氣盛而身軀則短，在參政會場發言，有時或縱身跳躍起來。」[272]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在抗戰中，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發展壯大起來了。這都是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結果，都是與王明的右傾主張相反的。王明回國後在延安指責黨中央堅持獨立自主的許多正確作法，到武漢時發表了許多宣揚右傾思想的文章。蔣介石對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興趣。蔣介石並不認為王明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什麽大人物，有什麽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漢完全碰壁。以後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衛武漢，結果越來越保不住了。僅僅靠講演、遊行、宣傳，是保衛不了武漢的。」「王明搞了幾個月，犯了右傾錯誤。」[273]
對於武漢時期王明的錯誤及其與毛澤東的矛盾，楊奎鬆是這樣分析的：從1937年12月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赴武漢（以後又增加凱豐）工作，與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之間屢次發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第一，這個時候由王明引起來的矛盾，並不僅僅是與毛澤東個人之間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現為武漢與延安，即王明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矛盾；第二，武漢與延安之間的這種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僅僅在於雙方對統一戰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看法不同，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之前曾總結說：現在黨內沒有大的原則的分歧，對於國共合作、發展統一戰線等原則都是一致的，隻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見。至少，在王明1941年在政治路線上明確提出不同意見之前，毛澤東還是這樣認為的。既然如此，這種矛盾主要是什麽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來、博古後來所說的：王明「目無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這突出地表現在：第一，不經過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各種宣言、聲明，及擅自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談話。第二，直接或間接地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竟至發展到公然否認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權威性的地步。早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就已經對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中設一個「書記」的職務感到疑惑。王明此後的種種作為，或者打著「使（毛）威信更大」[274]的幌子，或者強調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讓毛澤東和在延安的書記處的其他領導人深感不滿了。毛澤東後來幹脆說：「十二月會議後中央已名存實亡。」他認為：「王明的所作所為，確實與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風有相當關係。但不可否認，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這位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在政治上未必沒有某種野心。像他一麵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麵暗中請在武漢的蘇聯人把他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批評意見轉達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說明他內心其實並不真心尊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275]
有的論著認為：「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錯誤主要是：隻看到蔣介石國民黨積極抗戰的一麵，普通民族主義者的氣味比較濃。對蔣介石的反動階級本質，缺乏牢固的深刻的認識，缺乏警惕性與戒心，因而沒有採取革命的防範和對策，沒有象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那樣，既看到了蔣介石國民黨抗戰的一麵，又看到了他們反動本質，因而能夠採取馬克思主義的對策。」[276]
還有的論著認為：王明右傾錯誤，主要不是在理論、認識方麵的問題（雖然也存在認識方麵的錯誤）。他在提出「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口號的同時，又強調了維護中國共產黨根本利益的內容，似乎認識是全麵的，談不上右傾錯誤的問題。他的問題是在處理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不能堅持原則，應對乏力，表現右傾。王明在抗戰初期的最大錯誤是把個人淩駕於中央之上，在組織上鬧獨立性。這是王明抗戰初期錯誤的主要問題，也是其犯錯誤的根源。[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