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明的工作問題，在會上引起了爭論，毛澤東認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最後，在5票贊成3票反對的情況下，政治局作出決定：「王明同誌同凱豐去武漢，王明同誌留一個月再回來。」但王明去後沒有執行中央決定，直到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才回到延安。[141]關於這一點，他後來在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中承認，他當時「不願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對的」。
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對王明、周恩來等讓步。」「三月政治局會議批準了王明、周恩來提出的加強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把加緊籌備中共七大列入黨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務」，「否決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同意王明返回武漢繼續主持長江局的工作」，「加強了王明、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尤其在中共政策製定方麵的影響」。因此，「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來的成功，使得長江局的影響開始超出華南、華中的範圍，向八路軍和華北地區擴散」。但是，「對於王明、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毛澤東無時無刻不想予以限製」。[142]
2月 中共中央長江局討論了河南工作，規定了「在加緊開展黨與群眾工作的基礎上來準備與發動河南遊擊戰爭」的工作方針。但據朱理治回憶，中共河南省委根據中央精神作出了以遊擊戰爭為中心任務開展各方麵工作的部署並報告長江局後，王明不同意，派專人去省委說報告「政治思想上有問題」，後來長江局開會時周恩來支持了河南省委的意見，這才有了長江局關於河南工作的正確決定。
同月 生活書店編印出版「救亡文叢之七」——陳紹禹（王明）著《抗日救國政策》，由張仲實寫序言，內容包括王明的《新形勢與新政策》、《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挽救時局的關鍵》等三篇文章。
同月 民族解放社出版葉晴編《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其中收有王明的《目前抗戰形勢與任務》。[143]
同月 中國共產黨的參與創立者、早期活動家，被周恩來稱為「忠厚長者」的楊明齋在莫斯科被捕，5月被槍殺。《莫斯科秘檔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演講（摘要）》說，楊明齋之死是被王明陷害的。[144]
2月末至3月初 康生在延安繼續吹捧王明。[145]
據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回憶：「王明（陳紹禹）給我們講聯共黨史。但是他隻來過一次，其餘的課一直是吳黎平代的。王明是一個漂亮的中共人物，講話煽動有力，人極機警靈敏，他說話的時候，全場自始至終，掌聲不絕。康生當時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誌萬歲。』」[146]
3月3日 《新華日報》刊登gg，說漢口中國出版社即出王明所著新書《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
3月5日 毛澤東在與合眾社記者的談話中說：「有人說，我們隻主張遊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運動戰為主，以其他二者為輔，在將來要使陣地戰能夠有力地配合運動戰，而遊擊戰，在他對於戰鬥方式說來，則始終是輔助的。但遊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占著重大的地位。」在回答國共合作是否具有永久性這個問題時又說：「現在及將來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與共同建國。」[147]
3月6日前 王明等回到武漢。[148]
3月6日 洛甫、毛澤東致電項英並告周恩來、王明，指出款項等事靠自己解決為原則，幹部問題亦主要靠各方自力解決。[149]
3月11日 寫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目前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一文。全文分四部分：一、目前抗戰形勢的估計；二、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三、抗戰與中華民主共和國口號問題；四、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具體準備工作問題。
在關於抗戰形勢和保衛武漢問題上，該文認為：「保衛山西、河南、陝西以達到保衛武漢的目的，是一切抗日黨派和全國軍民今天最緊急最重要的任務。」並說政治局會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我國軍民現在應當盡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來達到武漢不被敵占領的目的，同時，並且應當對保衛武漢事業具有最高度的熱忱和抱著最堅強的信心。」[150]
關於國共兩黨關係，該文提出：「政治局會議一致認為：解決此問題的唯一正確辦法，在於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這種聯盟建立的基本原則，應有下列三點：（1）各黨各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2）由各方代表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黨派各團體間的關係；（3）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統一戰線綱領內容，應由各黨派（國民黨、共產黨、國家主義青年黨、中國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國家社會黨等）代表共同商計和擬定。統一戰線組織形成的方式，或採取各黨派各團體選派代表組織的方式，或恢復民國十一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或擬定其他的辦法和方式，隻要與團結抗日有利，中國共產黨均願與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抗日黨派諸同誌共同計議和執行。」[151]
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對王明、周恩來等讓步。」「三月政治局會議批準了王明、周恩來提出的加強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把加緊籌備中共七大列入黨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務」，「否決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同意王明返回武漢繼續主持長江局的工作」，「加強了王明、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尤其在中共政策製定方麵的影響」。因此，「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來的成功，使得長江局的影響開始超出華南、華中的範圍，向八路軍和華北地區擴散」。但是，「對於王明、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毛澤東無時無刻不想予以限製」。[142]
2月 中共中央長江局討論了河南工作，規定了「在加緊開展黨與群眾工作的基礎上來準備與發動河南遊擊戰爭」的工作方針。但據朱理治回憶，中共河南省委根據中央精神作出了以遊擊戰爭為中心任務開展各方麵工作的部署並報告長江局後，王明不同意，派專人去省委說報告「政治思想上有問題」，後來長江局開會時周恩來支持了河南省委的意見，這才有了長江局關於河南工作的正確決定。
同月 生活書店編印出版「救亡文叢之七」——陳紹禹（王明）著《抗日救國政策》，由張仲實寫序言，內容包括王明的《新形勢與新政策》、《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挽救時局的關鍵》等三篇文章。
同月 民族解放社出版葉晴編《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其中收有王明的《目前抗戰形勢與任務》。[143]
同月 中國共產黨的參與創立者、早期活動家，被周恩來稱為「忠厚長者」的楊明齋在莫斯科被捕，5月被槍殺。《莫斯科秘檔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演講（摘要）》說，楊明齋之死是被王明陷害的。[144]
2月末至3月初 康生在延安繼續吹捧王明。[145]
據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回憶：「王明（陳紹禹）給我們講聯共黨史。但是他隻來過一次，其餘的課一直是吳黎平代的。王明是一個漂亮的中共人物，講話煽動有力，人極機警靈敏，他說話的時候，全場自始至終，掌聲不絕。康生當時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誌萬歲。』」[146]
3月3日 《新華日報》刊登gg，說漢口中國出版社即出王明所著新書《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
3月5日 毛澤東在與合眾社記者的談話中說：「有人說，我們隻主張遊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運動戰為主，以其他二者為輔，在將來要使陣地戰能夠有力地配合運動戰，而遊擊戰，在他對於戰鬥方式說來，則始終是輔助的。但遊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占著重大的地位。」在回答國共合作是否具有永久性這個問題時又說：「現在及將來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與共同建國。」[147]
3月6日前 王明等回到武漢。[148]
3月6日 洛甫、毛澤東致電項英並告周恩來、王明，指出款項等事靠自己解決為原則，幹部問題亦主要靠各方自力解決。[149]
3月11日 寫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目前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一文。全文分四部分：一、目前抗戰形勢的估計；二、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三、抗戰與中華民主共和國口號問題；四、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具體準備工作問題。
在關於抗戰形勢和保衛武漢問題上，該文認為：「保衛山西、河南、陝西以達到保衛武漢的目的，是一切抗日黨派和全國軍民今天最緊急最重要的任務。」並說政治局會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我國軍民現在應當盡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來達到武漢不被敵占領的目的，同時，並且應當對保衛武漢事業具有最高度的熱忱和抱著最堅強的信心。」[150]
關於國共兩黨關係，該文提出：「政治局會議一致認為：解決此問題的唯一正確辦法，在於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這種聯盟建立的基本原則，應有下列三點：（1）各黨各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2）由各方代表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黨派各團體間的關係；（3）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統一戰線綱領內容，應由各黨派（國民黨、共產黨、國家主義青年黨、中國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國家社會黨等）代表共同商計和擬定。統一戰線組織形成的方式，或採取各黨派各團體選派代表組織的方式，或恢復民國十一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或擬定其他的辦法和方式，隻要與團結抗日有利，中國共產黨均願與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抗日黨派諸同誌共同計議和執行。」[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