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葆樸、李誌英著《秦邦憲（博古）傳》說：「這篇『談話』迫使國民黨報紙暫時停止宣傳一個黨、一個主義等有關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謬論，取得了輿論鬥爭的勝利。但是，在未得到中央及毛澤東本人同意前，就以毛澤東談話名義發表文章，顯然是錯誤的，反映了陳紹禹將自己淩駕於中央之上的思想，也引起毛澤東強烈不滿」。[122]
同日[123] 與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致電毛澤東、洛甫及中共中央書記處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匯報周恩來今日會見蔣介石的情況，說綜觀蔣之態度：（甲）對一黨思想仍舊，但目前並無強製實行意，這與復興社賀（衷寒）、康（澤）等有別。（乙）對八路軍，態度尚好。（丙）對邊區，想拖延。[124]
同日 巴黎《救國時報》第152期刊登王明的《挽救時局的關鍵》。
同日 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中國抗戰與世界和平》，稱讚這天國際反侵略大會在倫敦舉行的反日援華大會，希望國際朋友們從各個方麵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此文後收入中國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
2月13日[125] 鑑於日軍以突破黃河、奪取武漢為新的戰略中心，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毛澤東、中央書記處，提出：為確實建立長江、黃河間的黨的力量，必須急切地發動魯、豫、皖、蘇群眾參加戰爭。為此，擬調彭雪楓由晉來豫，組織和領導魯、豫、蘇、皖四省的軍事工作。[126]
2月14日 張克俠日記記載：「上午，周恩來、陳紹禹來見先生，餘參加傾談，飯後，在院內合影拍照數張而別。」[127]
2月15日 與周恩來、博古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並任弼時等，提議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保障繼續抗戰和取得抗戰最後勝利問題，以及黨的七大的具體準備工作問題。[128]
後來他們又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舉行政治局會議的日期為兩天，「由王明、恩來將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向政治局建議，會完後立即返漢」[129]。
有的學者認為：「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的聯合行動，構成了對毛澤東權威的嚴重挑戰，長江局不僅對中共全局性的方針起著重要影響，對中共組織問題也曾一度擁有決定權。王明、周恩來聯手，打破了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一手獨攬政治局的局麵，迫使毛澤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得不按長江局的意見辦。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來等壓力下，毛澤東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就是一突出事例。」毛澤東對他們這種做法非常不滿，認為「這是王明、周恩來造成既成事實，逼其就範」[130]。幾年後他回憶這件事時說，「三月會議，長江局先打一個電報，規定議事日程，決定某某要人回長江局工作，這種態度我很不滿意」[131]。
2月16日 張聞天、毛澤東致電王明、周恩來，說書記處決定許光達留後方工作，暫做抗大訓練部長。[132]
2月16日[133] 項英就江西政局、各方情形及工作意見致信王明、周恩來、博古並轉毛澤東、洛甫。[134]
2月19日 與周恩來、博古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等。[135]
2月20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隊的行動問題，指出目前原則上以鞏固部隊爭取出發到前線為中心；以「保衛河南」作為動員群眾的口號；對其他部隊要事先進行統一戰線和聯絡工作。[136]
2月21日 為慶祝中國空軍18日擊落侵襲武漢的日軍飛機的勝利，追悼在空戰中犧牲的烈士，武漢各界在漢口舉行「慶祝空捷追悼國殤」大會。周恩來、王明、葉劍英、鄧穎超等親臨致祭，並為大會送輓聯：「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艱辛奮鬥，勝利可期。」[137]
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提議請中共中央多派能擔任領導工作的同誌出來工作。[138]
同日 毛澤東、任弼時致電朱德、陳紹禹、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諸同誌，發出關於保衛西安、武漢的戰略計劃及我軍將來之行動問題的指示，其中指出，「為保衛武勝關及武漢而戰，首先須潼關確保在我手中，其次則用正麵之陣地戰，配合兩翼之運動戰」。[139]
2月24日 與周恩來回到延安。
2月27日 武漢各界在漢口總商會舉行17日在上海病逝的錢亦石先生追悼大會，用王明、毛澤東、周恩來等名義送了輓聯。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27日下午，王明在會上作了一個政治報告，強調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同時也指出「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在黨內的教育不夠，沒有許多新的論文解釋。其次是前次政治局會議沒有形成一個決議。同時對國民黨提出的意見也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並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有進步」，「現在比較嚴重的問題便是目前軍事力量很難保衛武漢，許多人對此沒有信心」。怎樣繼續爭取抗戰的勝利呢？他雖在反對國民黨所謂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問題上提出了正確的主張，認為「不能取消共產黨」，「過去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取消國共兩黨組織一個大黨是「不可能的」，但繼續反對強調遊擊戰，強調軍隊的「統一」，群眾組織的「合法」等。他說：「在蔣統治區域內不允許組織遊擊戰爭，隻允許在敵人後方組織遊擊戰爭。一個是認為隻有打遊擊戰爭，另一偏見便是不要遊擊戰爭，這都是不好的」；「國民黨現在提出隻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在特區「要允許國民黨的公開活動，現在特區不允許國民黨活動是不好的，我們現在要允許國民黨活動，允許其他黨派活動」。「八路軍所占領的區域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是服從中央政府的」，「職工運動要進行統一工作，不分赤色黃色工會」，「在青年中不要強調黨派的口號，要實行不分黨派的運動」，要「在全國解釋民主共和國即是中華民國」。毛澤東說：「關於統一戰線與黨的問題，我同意王（明）、周（恩來）意見。」[140]會議一致同意由王明代為起草會議的總結，還決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預定在3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
同日[123] 與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致電毛澤東、洛甫及中共中央書記處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匯報周恩來今日會見蔣介石的情況，說綜觀蔣之態度：（甲）對一黨思想仍舊，但目前並無強製實行意，這與復興社賀（衷寒）、康（澤）等有別。（乙）對八路軍，態度尚好。（丙）對邊區，想拖延。[124]
同日 巴黎《救國時報》第152期刊登王明的《挽救時局的關鍵》。
同日 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中國抗戰與世界和平》，稱讚這天國際反侵略大會在倫敦舉行的反日援華大會，希望國際朋友們從各個方麵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此文後收入中國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
2月13日[125] 鑑於日軍以突破黃河、奪取武漢為新的戰略中心，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毛澤東、中央書記處，提出：為確實建立長江、黃河間的黨的力量，必須急切地發動魯、豫、皖、蘇群眾參加戰爭。為此，擬調彭雪楓由晉來豫，組織和領導魯、豫、蘇、皖四省的軍事工作。[126]
2月14日 張克俠日記記載：「上午，周恩來、陳紹禹來見先生，餘參加傾談，飯後，在院內合影拍照數張而別。」[127]
2月15日 與周恩來、博古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並任弼時等，提議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保障繼續抗戰和取得抗戰最後勝利問題，以及黨的七大的具體準備工作問題。[128]
後來他們又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舉行政治局會議的日期為兩天，「由王明、恩來將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向政治局建議，會完後立即返漢」[129]。
有的學者認為：「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的聯合行動，構成了對毛澤東權威的嚴重挑戰，長江局不僅對中共全局性的方針起著重要影響，對中共組織問題也曾一度擁有決定權。王明、周恩來聯手，打破了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一手獨攬政治局的局麵，迫使毛澤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得不按長江局的意見辦。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來等壓力下，毛澤東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就是一突出事例。」毛澤東對他們這種做法非常不滿，認為「這是王明、周恩來造成既成事實，逼其就範」[130]。幾年後他回憶這件事時說，「三月會議，長江局先打一個電報，規定議事日程，決定某某要人回長江局工作，這種態度我很不滿意」[131]。
2月16日 張聞天、毛澤東致電王明、周恩來，說書記處決定許光達留後方工作，暫做抗大訓練部長。[132]
2月16日[133] 項英就江西政局、各方情形及工作意見致信王明、周恩來、博古並轉毛澤東、洛甫。[134]
2月19日 與周恩來、博古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等。[135]
2月20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隊的行動問題，指出目前原則上以鞏固部隊爭取出發到前線為中心；以「保衛河南」作為動員群眾的口號；對其他部隊要事先進行統一戰線和聯絡工作。[136]
2月21日 為慶祝中國空軍18日擊落侵襲武漢的日軍飛機的勝利，追悼在空戰中犧牲的烈士，武漢各界在漢口舉行「慶祝空捷追悼國殤」大會。周恩來、王明、葉劍英、鄧穎超等親臨致祭，並為大會送輓聯：「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艱辛奮鬥，勝利可期。」[137]
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提議請中共中央多派能擔任領導工作的同誌出來工作。[138]
同日 毛澤東、任弼時致電朱德、陳紹禹、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諸同誌，發出關於保衛西安、武漢的戰略計劃及我軍將來之行動問題的指示，其中指出，「為保衛武勝關及武漢而戰，首先須潼關確保在我手中，其次則用正麵之陣地戰，配合兩翼之運動戰」。[139]
2月24日 與周恩來回到延安。
2月27日 武漢各界在漢口總商會舉行17日在上海病逝的錢亦石先生追悼大會，用王明、毛澤東、周恩來等名義送了輓聯。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27日下午，王明在會上作了一個政治報告，強調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同時也指出「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在黨內的教育不夠，沒有許多新的論文解釋。其次是前次政治局會議沒有形成一個決議。同時對國民黨提出的意見也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並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有進步」，「現在比較嚴重的問題便是目前軍事力量很難保衛武漢，許多人對此沒有信心」。怎樣繼續爭取抗戰的勝利呢？他雖在反對國民黨所謂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問題上提出了正確的主張，認為「不能取消共產黨」，「過去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取消國共兩黨組織一個大黨是「不可能的」，但繼續反對強調遊擊戰，強調軍隊的「統一」，群眾組織的「合法」等。他說：「在蔣統治區域內不允許組織遊擊戰爭，隻允許在敵人後方組織遊擊戰爭。一個是認為隻有打遊擊戰爭，另一偏見便是不要遊擊戰爭，這都是不好的」；「國民黨現在提出隻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在特區「要允許國民黨的公開活動，現在特區不允許國民黨活動是不好的，我們現在要允許國民黨活動，允許其他黨派活動」。「八路軍所占領的區域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是服從中央政府的」，「職工運動要進行統一工作，不分赤色黃色工會」，「在青年中不要強調黨派的口號，要實行不分黨派的運動」，要「在全國解釋民主共和國即是中華民國」。毛澤東說：「關於統一戰線與黨的問題，我同意王（明）、周（恩來）意見。」[140]會議一致同意由王明代為起草會議的總結，還決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預定在3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