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問題上，該文明確提出必須「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戰略方針」，為了能夠真正順利地實行這一戰略，必須：（1）組織相當數量的野戰軍團，在運動戰中來消滅敵人、打擊敵人和消耗敵人；（2）組織相當數量的挺進軍團，深入敵人後方遊擊；（3）扼守幾個重要支點，以阻止敵軍的前進深入。另外，還要「建立幾十師新的有新式武裝的部隊作為全軍的骨幹」。在建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的問題上，該文將過去所提的「五統一」正式發展成了「七統一」，提出統一軍隊「應有下列幾個基本條件：（1）統一指揮；（2）統一編製；（3）統一武裝；（4）統一紀律；（5）統一待遇；（6）統一作戰計劃；（7）統一作戰行動」。[152]
在群眾運動和群眾工作上，該文明確提出：「在我政府統治區域的民眾運動的工作方法，應該是以合法、統一和互助合作為原則。」[153]
該文發表於4月23日出版的《群眾》雜誌第1卷第19期、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6期。後收入中心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的《中日戰爭的新階段》一書，並以《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為名出版小冊子，解放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4冊亦曾收入。
楊尚昆回憶說：「六屆六中全會前，王明在外麵曾經寫了個《三月政治局會議總結》，毛主席認為它是個綱領，非常惱火的。」[154]
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明提出的軍隊的「五統一」、「七統一」，「是有原則的，是有條件的」，「是統一戰線的需要，而不是什麽屈服於國民黨的壓力問題。七個統一中有幾個統一我們是執行了的，並沒有束縛我們的手腳，相反遊擊戰爭還是得到很大的發展」。因此，不能「像批判『兩個一切』一樣，不管其總的意思如何，斬頭去尾，隻抓住『五個』或『七個』統一，就認為是取消共產黨所掌握的武裝，拱手交給國民黨蔣介石，就是向蔣介石投降，這樣做顯然是簡單化了」。[155]
還有的學者認為，王明提出的七個「統一」，即「統一指揮、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武裝、統一編製」，主要是針對國民黨的，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條件下，為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武裝爭取待遇的，應該說出發點沒有錯誤。[156]
3月12日 在《新華日報》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文章說：「我們紀念中山先生，要學習他的百折不屈的革命精神，要學習他的再接再厲的革命行動，要學習他的吸收世界先進文明和繼承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實踐態度，要學習他的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的高尚道德，要學習他對國家對同胞的真誠的熱愛，要學習他對社會對世界對人類熱烈的同情，要學習他對於自己親手締造的政黨的命運和前途的堅決信心和正確辦法，要學習他對於國共兩黨合作所具有的一個偉大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誠摯和親密的態度。特別重要的，要繼續和完成他畢生奮鬥的使中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的未竟的偉大革命事業，而當前最首要的，就是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便達到驅逐日寇出境，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的偉大的中華民國的目的！」此文後收入中國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
同日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葉劍英、董必武致毛澤東、洛夫並康生電。[157]
3月13日 洛甫、毛澤東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決定派袁國平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副主任。[158]
3月21日 起草《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主要內容有三條：1.關於鞏固和擴大各黨派的團結等問題；2.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3.關於動員和組織民眾問題。
關於鞏固和擴大各黨派的團結等問題，提議中說：「隻許一黨合法存在，同時不承認其他黨派合法並存的辦法，既為事實所不許，取消現存一切黨派而合併為一黨組織的辦法，亦為事實所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解決辦法，應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共同去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即由各黨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鼓動共同遵守的方針；同時由各方代表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力）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解各黨派、各團體間的關係。而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統一戰線綱領的內容，敝黨願與貴黨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討和擬定，其發表方式，或由各黨派、各團體共同署名發表，或由貴黨用蔣先生名義發表，然後由各黨派、各團體宣傳擁護和遵守，均無不可。統一戰線組織形成的方式，採取各黨派、各團體選派代表組織各級組織的方式，或恢復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或擬定其他的辦法和方式，隻要與團結抗戰有利，敝黨均願與諸同誌共同計劃和執行。」
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提議中說：「為增強政府與人民間的互信和互助，為增加抗戰救國的效能，健全民意機關的建立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民意機關的形式，或為更擴大的國防參議會，或為其他形式均無不可，最主要的在於此機關要真能包括各抗日黨派、各軍隊、各有威信的群眾團體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時此機關要真有不僅建議和對政府諮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國是和計劃內政外交的權力。」
在群眾運動和群眾工作上，該文明確提出：「在我政府統治區域的民眾運動的工作方法，應該是以合法、統一和互助合作為原則。」[153]
該文發表於4月23日出版的《群眾》雜誌第1卷第19期、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6期。後收入中心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的《中日戰爭的新階段》一書，並以《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為名出版小冊子，解放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4冊亦曾收入。
楊尚昆回憶說：「六屆六中全會前，王明在外麵曾經寫了個《三月政治局會議總結》，毛主席認為它是個綱領，非常惱火的。」[154]
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明提出的軍隊的「五統一」、「七統一」，「是有原則的，是有條件的」，「是統一戰線的需要，而不是什麽屈服於國民黨的壓力問題。七個統一中有幾個統一我們是執行了的，並沒有束縛我們的手腳，相反遊擊戰爭還是得到很大的發展」。因此，不能「像批判『兩個一切』一樣，不管其總的意思如何，斬頭去尾，隻抓住『五個』或『七個』統一，就認為是取消共產黨所掌握的武裝，拱手交給國民黨蔣介石，就是向蔣介石投降，這樣做顯然是簡單化了」。[155]
還有的學者認為，王明提出的七個「統一」，即「統一指揮、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武裝、統一編製」，主要是針對國民黨的，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條件下，為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武裝爭取待遇的，應該說出發點沒有錯誤。[156]
3月12日 在《新華日報》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文章說：「我們紀念中山先生，要學習他的百折不屈的革命精神，要學習他的再接再厲的革命行動，要學習他的吸收世界先進文明和繼承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實踐態度，要學習他的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的高尚道德，要學習他對國家對同胞的真誠的熱愛，要學習他對社會對世界對人類熱烈的同情，要學習他對於自己親手締造的政黨的命運和前途的堅決信心和正確辦法，要學習他對於國共兩黨合作所具有的一個偉大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誠摯和親密的態度。特別重要的，要繼續和完成他畢生奮鬥的使中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的未竟的偉大革命事業，而當前最首要的，就是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便達到驅逐日寇出境，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的偉大的中華民國的目的！」此文後收入中國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
同日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葉劍英、董必武致毛澤東、洛夫並康生電。[157]
3月13日 洛甫、毛澤東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決定派袁國平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副主任。[158]
3月21日 起草《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主要內容有三條：1.關於鞏固和擴大各黨派的團結等問題；2.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3.關於動員和組織民眾問題。
關於鞏固和擴大各黨派的團結等問題，提議中說：「隻許一黨合法存在，同時不承認其他黨派合法並存的辦法，既為事實所不許，取消現存一切黨派而合併為一黨組織的辦法，亦為事實所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解決辦法，應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共同去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即由各黨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鼓動共同遵守的方針；同時由各方代表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力）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解各黨派、各團體間的關係。而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統一戰線綱領的內容，敝黨願與貴黨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討和擬定，其發表方式，或由各黨派、各團體共同署名發表，或由貴黨用蔣先生名義發表，然後由各黨派、各團體宣傳擁護和遵守，均無不可。統一戰線組織形成的方式，採取各黨派、各團體選派代表組織各級組織的方式，或恢復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或擬定其他的辦法和方式，隻要與團結抗戰有利，敝黨均願與諸同誌共同計劃和執行。」
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提議中說：「為增強政府與人民間的互信和互助，為增加抗戰救國的效能，健全民意機關的建立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民意機關的形式，或為更擴大的國防參議會，或為其他形式均無不可，最主要的在於此機關要真能包括各抗日黨派、各軍隊、各有威信的群眾團體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時此機關要真有不僅建議和對政府諮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國是和計劃內政外交的權力。」